世界的杂音(第2页)
这是他们第一次,在纯粹的学术讨论和史料辨析之外,因为一个偶然的外部事件——一首音乐——产生了如此和谐、如此深入的思想共鸣。这次共鸣,比任何一次关于柏拉图“理念论”精确含义或微积分发明优先权的争论,都更能拉近彼此精神上的距离。他们开始清晰地意识到,对方不仅仅是拥有不同知识背景、可以高效合作的伙伴,更是一个能够以截然不同却又互补的视角,共同观察、理解甚至欣赏这个复杂世界的、罕见的“同类”。一种基于智识认同的、微妙的亲近感,在此刻悄然滋生。
苏扶颖的琴声还在继续,那冷静而有力的音符,像是为他们这次意外的、极具启发性的共识,奏响的一曲恰如其分的背景乐。
这次艺术楼外的短暂插曲,像一颗投入水中的催化劑,让图书馆角落里的研究氛围,发生了一些虽细微却切实可见的变化。讨论依旧会因为某个历史细节或概念界定而激烈,争辩依然存在于对某些哲学家回应的不同解读上,但之前那种源于思维范式差异的、小心翼翼的试探与隐隐的隔阂感,明显淡去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愈发顺畅的、心照不宣的默契与随之提升的效率。他们开始更自然地理解对方的思维跳跃,更能预见对方可能提出的质疑,甚至能偶尔接过对方未说完的话头,将思路延伸下去。
不知不觉间,他们开始不自觉地、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记录下一些关于对方的、与研究本身并无直接关联的细节。这些记录,如同科学家在观察一个复杂现象时,顺手记下的、关于环境或对象的微妙特征。
江宥礼会在他的哲学笔记本最后几页的边角空白处,用一种更随性、更私密的笔触,写下一些零星的观察笔记:
“10。15:阮溪白在终于厘清一个复杂的逻辑节点,或者说,在内心确认某个推导无误时,他右眼眼角会极其细微地弯起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弧度,与他平时那种近乎无表情的冷静状态形成一种微妙而有趣的反差。像是精密仪器完成一次复杂运算后,指示灯极短暂的闪烁。”
“10。17:他对文献引用的精确性要求近乎偏执。不仅要求作者、书名、出版社、版次,甚至要求精确到页码和行数,若是翻译著作,还需注明译者。这仅仅是一种学术规范,还是折射了他内心对知识源头确定性、对一切‘不确定性’的一种深层排除机制?”
“10。19:讨论时,若我使用了过于文学化或隐喻性的表达来阐述某个哲学概念,他会陷入短暂的沉默,同时,右手食指会无意识地在光滑的桌面上进行有规律的、频率稳定的敲击。这大概是他内部那台高速逻辑处理器,正在尝试翻译和解析这些‘非标准语言’时的外在生理表现。需要找到更精确的表述方式。”
他写下这些,并非出于任何明确的目的,也不是刻意为之,只是觉得这些细节很有趣,像拼图碎片一样,一点点勾勒出阮溪白作为一个独特的“思维实体”的生动轮廓。这些记录,是他理解这个特殊合作者、理解这种新型协作关系的另一种隐秘途径。
而在阮溪白那本主要用于记录研究进程的软面抄最后几页,除了严谨的提纲、详尽的文献索引和一丝不苟的逻辑推导过程之外,也悄然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带有分析性质的备注:
“元数据记录:观察显示,江宥礼在陷入长时间沉默(通常超过三分钟)后所提出的观点或质疑,具有较高的突破概率和创新性。建议在后续讨论中,当出现此类情况时,给予其必要的、不受干扰的沉默时间,以优化观点产出效率。”
“行为模式分析:他对‘意义’和‘本质’问题的执着追问,是其思维模式的核心驱动力,但此驱动力会导致其在某些需要耐心处理的具体技术细节或史料考证上,表现出缺乏兴趣或急于跳过。需要适时、有策略地将讨论焦点拉回可操作、可验证的具体层面,以平衡研究的深度与稳健性。”
“合作效能评估:初步数据表明,当前共同工作模式下的平均效率,显著高于两人单独工作效率的简单算术平均值。协同效应明显。原因初步推测可能与思维模式的高度互补性有关,具体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建模分析。”
他将这些观察和思考,冷静地视为研究合作过程中的“元数据”,如同程序运行时的日志,有助于他理解和优化合作流程,提升整体项目的推进效率。他客观地记录,理性地分析,仿佛江宥礼是他正在深入研究和交互的一个极其复杂、运行规律独特且令人着迷的智能系统。然而,在那极度理性的笔触之下,是否潜藏着一丝对“复杂性”本身的好奇与探究欲,或许连他自己也未曾完全明晰。
他们都在用自己最熟悉、最依赖的认知工具和表达方式,将对方一点点地、不着痕迹地铭刻进自己的世界地图。这些看似客观冷静的记录,是他们自己都未曾完全察觉的、情感萌芽的最初形态,是理性土壤下悄然探头的感性嫩芽。
一个周四的晚上,因为讨论哥德尔定理部分需要查阅一些分析哲学的一手文献,而学校图书馆的相关藏书有限,他们三人约在了学校附近一家颇有格调的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书屋咖啡馆。咖啡馆隐藏在一排梧桐树下,暖黄色的灯光从落地窗透出,内部空间被高大的书架分隔成若干区域,空气中飘散着现磨咖啡的醇厚香气和旧书特有的、令人安心的纸墨味,氛围安静而闲适。
工作进展得出乎意料的顺利。江宥礼和阮溪白就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对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可能存在的不同潜在回应,进行了一场高强度的、火花四溅的思想交锋。江宥礼引经据典,试图勾勒维特根斯坦对“可说”与“不可说”界限的思考如何与哥德尔揭示的形式系统局限性产生共鸣;阮溪白则紧守逻辑阵地,辨析哥德尔定理本身的确切内涵与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的异同,要求每一个类比都必须有清晰的逻辑依据。白栩谦则偶尔在他们争论到关键处时插话,提供一两句精当的历史背景介绍或概念澄清,往往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将讨论引向更深的层次。
中场休息时,白栩谦抬手揉了揉微微发胀的眉心,脸上带着一丝平日里罕见的、挥之不去的疲惫,那总是挂在嘴角的、温润从容的笑意也显得有些勉强和黯淡。
“栩谦,你最近好像很累?脸色不太好。”江宥礼放下手中的咖啡杯,关切地问道。他注意到白栩谦眼下的淡淡青黑。
白栩谦笑了笑,那笑容像是努力撑起来的,带着显而易见的勉强:“没什么,可能就是没休息好。家里……有点小事。”他试图轻描淡写。
阮溪白正在笔记本上快速整理刚才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讨论要点,闻言抬起头,他的思维还完全处在刚才那种高度理性、追求解决方案的状态,几乎是本能地、直接地问道:“是遇到什么复杂的决策难题了吗?或许可以尝试建模分析,列出所有影响因素和权重……”
白栩谦看着他那一脸认真、仿佛真的准备开始建立决策模型的样子,不由失笑,只是那笑容里带着浓浓的苦涩和无力感:“溪白,不是所有事,都能像你的数学题那样,输入变量,设定参数,就能跑出一个清晰的最优解的。”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种罕见的迷茫,“是我父亲……他希望我本科读法学,将来继承他的衣钵和事务所。而我自己……更想去研究无人问津的古典文献学,或者冷门的历史方向。”
江宥礼立刻明白了这其中的沉重矛盾。白家是声名显赫的法学世家,白栩谦的父亲在法学界地位尊崇,对他的期望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这几乎是一条被规划好的、光明却也是沉重的道路。
阮溪白思考了一下,依旧试图用他的方式寻找突破口,认真地回答:“这仍然可以看作一个多目标优化问题。我们可以尝试设定不同的权重,比如个人兴趣强度、未来的职业发展前景、满足家庭期望所带来的效用值,然后进行敏感性分析,看看在什么条件下……”
“然后你会发现,无论怎么设定权重,这两个选项都指向截然不同、几乎无法通约的人生路径和价值体系。”白栩谦温和地打断了他,语气里带着一种深深的、逻辑无法安抚的无力感,“溪白,我的困境,不是一个无解的方程组,它更像是一个……一个不可判定命题。它关乎情感、家族责任、社会传统,还有我自己心底那点不甘熄灭的、微弱的火苗。这些变量,太模糊,太沉重,你的数学模型……捕捉不到它们的重量。”
阮溪白彻底愣住了。他看着白栩谦眼中那罕见的、深刻而真实的迷茫与挣扎,第一次如此清晰而震撼地感受到,他所熟悉和信赖的逻辑、数学和理性分析,在面对某些复杂的人生议题时,有着其无法逾越的边界。在那个边界之外,是一片混沌的、充满矛盾与两难抉择的、活生生的人间烟火。这对他一贯的世界观,造成了一次不小的冲击。
江宥礼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轻轻拍了拍白栩谦的肩膀,无声地传递着理解与支持。他深刻地理解那种被夹在两种强大价值体系之间、身不由己的撕裂感与窒息感。
这次交谈,像一块沉重而冰冷的石头,投入他们之前还弥漫着智识兴奋的空气中,激起的涟漪带着凉意,久久不散。它让江宥礼和阮溪白清晰地看到,即使聪慧、通透、博学如白栩谦,也面临着无法用纯粹理性和逻辑工具解决的、真实而残酷的人生困境。这让他们更加珍惜此刻能够暂时抛开外部压力、心无旁骛地共同探索知识边界的自由时光,同时也隐约地、模糊地意识到,他们之间正在逐渐形成的这种深刻的理解和独特的默契,其本身,或许就是一个同样复杂、充满了微妙变量、无法被简单定义和量化的珍贵命题。
宋柏简带着现实冷意的效率论,苏扶颖那充满理性韵律的古筝曲所带来的意外共识,白栩谦所揭示的逻辑边界之外的无解困境……这些来自外部世界的、音色各异的“杂音”,并未打断江宥礼和阮溪白在思想史脉络中的探索进程,反而像一个个不同的参照系,从不同角度映照过来,让他们更加清晰地定位了彼此在对方世界中的独特位置,以及他们正在共同小心翼翼构建的那个专注于思想本身的小小世界的轮廓与价值。而在那些不经意间写下的观察笔记和冷静分析的数据备注里,某种超越课题合作本身的东西,正在理性的缝隙间,悄然滋长,如同暗夜里悄然绽放的、不易察觉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