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1（第3页）

尹达的话，讲得比较激烈，但他提出的一些问题，确是反思中应引起关注的。对于坚持唯物史观的重要性，白寿彝从历史理论的角度做了概括。他指出：“历史理论，首先是史学领域的哲学问题，主要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29]他还着重阐述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二是“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者的历史”，三是“社会历史之辩证的发展及其规律性”[30]。

刘大年就坚持唯物史观应持什么态度的问题，指出：

事物的存在、运转是有条件的，不能什么都“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要同一切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讨论问题。要排除宗派主义，反对门户之见。不要怕对立面的反驳，应该欢迎反驳。一反驳就垮了，这说明你的观点本来与真理相悖谬或者似是而非，应该垮掉；驳不倒，则说明你的观点似非而是或者部分地站得住脚，有益于自己继续追求下去。要承认人对事物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越是复杂的事物，认识需要的过程可能就越长。人的认识又是有矛盾有反复的，正确的和错误的认识往往交织在一起，不可以看得太单一。[31]

这是一种冷静的、理性的和充满自信的反思。

尚钺更是充满**地写道：

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认真研究。我希望史学园地百花盛开。我们留给子孙后世的，不应该是鏖战之后的残垣断壁，而应该是一座五彩缤纷的大花园。[32]

所有这些话，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真诚信念和学术热情，读来使人深为敬佩。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怎样进一步发展中国史学。对此，侯外庐始终认为，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和奋斗目标，那就是：

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我曾试图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看作是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在中国引申和发展。而这项工作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但却心向往之。

他联系历史上的教训，进一步指出：

“五四”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盲目效仿外国的形式主义学风，企图按照西方历史模式来改铸中国历史，搞所谓“全盘西化”，往往因此跌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我对这种学风深不以为然，在40年代我就说过：我们中国学人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学会使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33]

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侯外庐始终坚持这一见解，可见他认为这个问题的重要。这篇写成于1982年、修订于1986年的《自序》文稿，真可谓一篇世纪的反思了，而作者的民族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尊、自信则洋溢在字里行间。

白寿彝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了具体的设想，这些设想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问题；第二，史学遗产的重要性；第三，取鉴于外国历史的问题；第四，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第五，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的问题；第六，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问题。”这几个问题都是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并做出成绩来，才谈得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白寿彝满怀史学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语重心长地说道：

这就是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在思想上、理论上要有明确的认识，而且要体现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才能使中国史学不断前进。

刘大年从历史渊源上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在晚年写成的一篇鸿文《评近代经学》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是可以沟通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内在的根据。尽管中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相隔遥远的历史时代，属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但中国古代典籍复杂多样，其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一向是人们所熟知的。自然它的形式是中国传统的。[35]

刘大年所得到的这一结论，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信心。

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从本质上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我反省。这次反思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史学的未来。1988年，刘大年为纪念侯外庐而写下的一段话，可以视为他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对这次反思做了总结。他这样写道：

50年代末、60年代初，历史教学研究者中，有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或侯外庐叫做“四大家族”的；有称郭、范、侯、翦、吕为“五老”的，如今五老都不在世了。我想可以说，这大概宣告了中国最早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活动的终结。他们那一代人为推进时代前进，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做完了时代交给的答卷。他们是应当受到我们尊敬的。世界历史潮流不断发展前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须跟上时代步伐，不断发展前进。这要求我们做好许多工作。了解先驱们的成就，吸收他们留下的遗产，是那些工作中的一个部分。只要以往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表现出了巨大生命力的，那么，现在和今后，按照新的条件，坚持这种结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是长青的。先驱者们的工作不会一旦遭到白眼而速朽。[36]

历史就是这样。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几位史学家也都已经辞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前辈们的这些反思，是不会白费的。他们的反思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遗产，同样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推动中国史学继续前进。

最后，我还要说明几点。

第一，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都不应视为史学家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是因为每一次反思，一方面都有时代的原因促成，换言之，史学家的反思都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时代及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都是史学发展上的积累和要求，尤其是思想上、理论上的积累和要求。总之，每一次反思，都是时代和史学共同促成的，因而都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

第二，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所产生的影响，有的表现得很迅速、很明显，如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代表的第三次反思；而有些反思却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被人们充分理解并予以接受，成为史学发展的新的内在动力。这或许是一个规律。

第三，史学上的反思之所以能够推动史学的发展，是因为每一次反思都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面世。从刘知幾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梁启超的《新史学》、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一直到侯外庐、尹达、刘大年、白寿彝、尚钺等老一辈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论述，都在他们所处时代之史学的理论成就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史学有自我反思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国史学之树能够常青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1]原载《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1期。

[2]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

[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68～3170页。

[4]参见《史通》书首原序及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71页。

[5]刘知幾：《史通》卷八《书事》篇引荀悦之论，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13页。荀悦：《汉纪·高祖皇帝纪》，《两汉纪》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页。

[6]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