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知识的普遍性和主体性知识与权力（第2页）

[1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78、684、682页。

[14]参见〔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第595页。

[15]〔美〕哥伦比斯、沃尔夫：《权力与正义》，白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第78页。

[16]〔英〕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第29页。

[17]〔英〕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第140页。

[18]〔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9]〔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7～28页。

[20]〔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8页。

[21]〔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193页。

[22]参见Josephs。Nye，Jr。：BouheatureofAmeriPower，NewYorkBasicBooks，1990。

[23]〔美〕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第201页。

[24]转引自王缉思：《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284页。

[25]〔美〕哥伦比斯、沃尔夫：《权力与正义》，白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第78页。

[26]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再思考》，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14、89页。

[27]〔美〕爱德华·W。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04页。

[28]〔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48、222、395、396、412、413页。

[29]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78页。

[30]英文“represent”既有“代表”“代理”之意，也有“表现”“描述”“表述”之意。翻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中共中央编译局把“represent”译为“代表”，而《东方学》的中文翻译者王宇根先生则把“represent”译为“表述”。故此，本书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represent”（代表）也有“represent”（表述）之意。

[31]关于大革命时期法国农民的局限性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马克思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正是由于这些客观因素，造成了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农民“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受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77～678页。

[32]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78页。

[33]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在《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28页）中的相关论述。

[34]〔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29页。

[35]〔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26页。

[36]〔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26～28页。

[37]〔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54页。

[38]〔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8页。

[39]〔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9页。

[40]〔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285页。

[41]〔法〕米歇尔·福柯：《论语言的话语》，《知识考古学》（英文版），A。M。谢里丹·史密斯译，纽约，1972，第216页。

[42]〔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292页。

[43]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04～705页。马克思在评论英国新的对华战争时，也提到了伦敦《泰晤士报》表述、叙事、报道的民族国家本位主义价值立场、选择性和非“现实主义”问题。马克思说：“伦敦《泰晤士报》像是着了爱国怒火的魔一样，雷霆般地斥责双重的背信弃义行为，这就是：卑怯的蒙古人用精心伪装和隐蔽炮队的办法来诱骗英国海军将军这样的老实人，而北京朝廷更是不择手段，竟让这些蒙古吃人恶魔干这种该诅咒的恶作剧。说来奇怪，《泰晤士报》虽然是在狂热的浪潮中上下翻滚着，但在转载报道时却费尽心机把其中对该诅咒的中国人有利的各节，都小心翼翼地从原文中抹掉了。混淆事实也许是狂热时该干的事，但篡改事实似乎只有冷静的头脑才能做到。”参见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46～7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