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通史的编撰（第3页）

四、《中国通史》的价值

《中国通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去估量，一方面是政治家的评价，另一方面是史学家的评价。江泽民同志致白寿彝教授的信，鲜明地表达了政治家的评价，他写道：

您主编的二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我提倡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要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

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18]

这里引用了信的全文，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江泽民同志热情赞扬了白寿彝教授的史学工作，对中国史家的治史传统给予高度评价，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及其在现实历史运动中的伟大意义作了精辟的论述，对《中国通史》的出版的重大社会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封信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必将更加突出地显示出来。

作为一部历史巨著，《中国通史》同许多鸿篇巨制一样，或许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甚至也难免有个别的讹误，但它的成就、价值和影响，却是目前无可替代的。可以相信，它将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对此，史学家们已有许多评论见于报刊和专书。其中，戴逸教授的评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在祝贺《中国通史》全部出版的大会上指出：

白老是老一辈史学家，现已90高龄，可说是鲁殿灵光，岿然屹立，是我们的表率。尤其令我们钦佩的是，以90高龄完成《中国通史》巨著。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这是白老心血所萃，是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是他献给本世纪（20世纪）的珍贵礼物。对这部书应该给以极高评价。

戴逸教授强调，《中国通史》在撰述上“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是真正的通史”。“它时间跨度最大，从远古时代一直到1949年。它内容最丰富、最全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环境、典章制度、科学技术，几乎无所不包。它纵通横通，是真正的通史，改变了以往许多只有历史事件和制度，偏而不全，略而不详的缺点。”“这是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通史。这部通史不仅详细而且有创新，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他赞扬白先生为编写这部书做了充分的理论上、学术上的准备，又组织了当代许多名家参与写作。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完成这一巨著。《中国通史》在“体例上吸收了传统纪传体史书和近代章节体史书之长，……创建新的综合体，既能反映历史规律性，又能反映历史的丰富性，大大开拓了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史学史上是要大书一笔的。”戴逸教授还指出《中国通史》的其他一些特色：第一是《导论》卷集中阐述理论问题，提纲挈领，理论色彩浓。第二是民族问题讲得深入，占的比重大，反映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全貌。第三是“序说”部分是一个创造。讲历史最重要的是要言之有据。“序说”非常详细地介绍史料，包括文献的、考古的，有当时人的，也有后人的，既提供原始材料，又讲研究状况，把读者直接带到这一段历史研究的前沿。今后写通史、断代史、专史，都可借鉴这一做法。[19]《中国通史》在这方面的价值，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将长久地发挥出它的积极作用。

《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后一年左右，白寿彝先生于2000年3月21日安详辞世。在他身后，矗立着多卷本《中国通史》和他的多种著作。这是一座史学丰碑。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巨著，它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

[1]原载《光明日报》，2002年9月4日。

[2]江泽民：《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刘大年：《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2页。

[4]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写出了一些中国通史的著作，其中有蓝文徵的《中国通史》上册，傅乐成、郭廷以、赵铁寒各自所撰的《中国通史》，余又荪的《中国通史纲要》上、下册等。

[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页。

[6]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5页。

[7]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7页。

[8]参见翦伯赞：《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9～74页。

[9]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279页。

[10]白寿彝：《白寿彝教授在大会上的讲话》，载《史学史研究》1999第2期。

[11]白寿彝：《编著〈中国通史纲要〉的一点体会》（瞿林东执笔），载《书林》1982年第3期。

[12]以上四文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5页。

[13]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25页。

[14]林甘泉：《继承·探索·创新——读〈中国通史〉第四卷》，载《史学史研究》1997第2期。

[15]陈琳国：《写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和历史地位——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五卷读后》，载《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

[16]习之：《读〈中国通史·明时期〉卷》，载《回族研究》1999年第3期。

[17]陈振：《谈谈白寿彝先生史学思想中的民族平等思想——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的一点体会》，载《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

[18]江泽民：《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9]参见许殿才：《七十年心血铸就的丰碑——“祝贺白寿彝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侧记》，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