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通史的编撰（第2页）

《中国通史纲要》的中文版，是一本只有30万字的著作。它在学术上和撰述上的成功，根本的一点，是恰当地把科学性和通俗性结合进来。白先生在谈到编撰《中国通史纲要》的体会时，有这样一些认识：

《中国通史纲要》是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所谓“通俗”，我们的理解是：第一，一般读者能够看得懂，容易理解。第二，历史专业工作者也可以读，而且在读了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新的收获。因此，撰写通俗的历史读物，不是仅仅把现成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复述就行了，也不是可以随意下笔、信手写来，而是应当下很大的功夫的。而这个功夫的尺度是：不仅视此为编书，更应视此为著书。这样想，这样做，使我们参与编著工作的同志都增强了事业心和责任感。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编著《中国通史纲要》过程中力求做到这样几点：

（一）把问题阐述清楚，凡笼统的概念、不可捉摸的词句以及陈言滥语，一概不写入本书。我们认为，这是通俗读物的一个首要条件。

（二）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立足于构思全书的体系，勾画出历史的轮廓，写出主要的问题。我们认为，通俗历史读物的另一个要求是轮廓鲜明，重点突出。因此，《中国通史纲要》在勾画历史轮廓时，是采用“粗线条”式的手法。因为只有“粗线条”，才来得清晰、醒目。《中国通史纲要》共有十章七十二个标题。可以说，每一个标题都是重点，都是重要的历史问题。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努力在这些问题中突出那些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

（三）在文字表述上努力做到明白、准确、凝练。这是通俗读物在文字上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一要求，我们在编著《中国通史纲要》时，注意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一般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而是体会它的原意，在叙述之中贯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的原则。文字表述上的明白、准确、凝练，为的是给人们以科学的结论。在这方面，我们是颇费斟酌的。应当说，对文字表述上的这种要求，一是我国史学历来有这个传统，二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应当具有这样的责任心。从史学传统来说，历史文学（这里指的是历史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当然应该首先在通俗的历史读物中反映出来。从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来说，我们写出书来，不应仅仅是为了给历史工作者们看，而应是写给全体人民看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我们编著的《中国通史纲要》，只是在这方面也做出一个初步的尝试。编著《中国通史纲要》这样的通俗读物，对专业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提高。本书从初稿到定稿，几乎全部改过。内容、结构、写法都有很大变化。这说明作者是下了功夫的，但也说明作者的认识水平是提高了。例如，仅《叙论》一章提出的地理、民族、年代三个方面的问题，就反复考虑了好几年才落笔的，而落笔之后又修改了多次才定下来的。把学术文化置于政治之后来写，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放到一起来表述，也是几经摸索才确定的。至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以及显示各个时期的阶段性的标志和特点，更是经过长时间考虑、多次改写才达到目前这个样子。其中甘苦，可以说是一言难尽。[11]

本文之所以要如此详尽地论及《中国通史纲要》，一方面在于它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这一影响还在较大的范围波及海外；另一方面在于它反映了白寿彝先生对把握中国历史整体面貌之认识上的积极成果。1977年，他发表了长篇演讲《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其中讲到“中国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统一和割据、集权和分权”等问题。1978年，他发表了《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和阶段划分作了论述。此外，他还发表了两篇论纲式的短文，一是《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1984年），二是《说豪族》（1987年）。[12]白先生非常重视这几篇论文，他在《白寿彝史学论集·题记》中写道：

封建社会史在中国历史上占了很长的时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封建社会的特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里，应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传统的地位。研究中国历史，一般地说，不能不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现在，我把关于封建社会的几篇文章，也收到这里。《中国历史的年代》一文，是我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及轮廓之总的看法，其中关于封建社会也写得比较多些。在《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通史》第一卷里都写入了这篇文章，只是文字上有小的修改。现在也把它收在这里，以便接触到更多的读者，增加向大家请教的机会。

这一段简要、平实的文字，给人们留下很多的思考与回味：怎样看待中国历史？怎样撰写中国通史？为此，白寿彝先生殚精极虑，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系统的认识。

三、《中国通史》的成就

《中国通史纲要》的完成，也是多卷本《中国通史》撰述的起点。白先生决心编撰一部大型《中国通史》。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白寿彝先生度过了他的70岁生日。一个学者，已经走过了70年的人生道路，他还能实现这个宏伟的愿望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白寿彝先生以其神圣的历史责任感和豁达、开朗的性格，平静地回应了这个挑战。他说出了一句极为平实却又极不平凡的话：“我70岁才开始做学问。”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他对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感到欢欣鼓舞。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青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中壮年时代是在运动中度过的；现在国家安定了，环境宽松了，不正是坐下来安心做学问的时候吗！另一层含义是，学无止境，以往的治学所得及种种成就，不过是为了新的攀登所做的积累而已。白寿彝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他在70岁以前在中国思想史、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史学史等诸多研究领域均有建树。现在，他把这些都看作是新的起点的准备和积累。“70岁才开始做学问”，这是时代的感召和学者的勇气相结合而生成的一种思想境界。在全国许多史学工作者的热情支持之下，白先生集众多史学名家的智慧和卓见，历时20年之久，终于完成了这部世纪性的史学工程：多卷本《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是一部巨著，它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鲜明的理论体系

《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认识。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做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导论》包含9章，阐述了以下问题：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其中大多属于历史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只有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两个问题是属于史学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对这两类理论问题，《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问题：认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逐渐形成起来的，提出了统一的四个类型的论点，即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

——关于历史分期：认为分期问题的讨论不要局限于中原，要努力在全国范围内考察，应当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的状态上掌握一个时期的整体性。提出了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的见解，而分期的标准，应当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地主阶级身份的变化、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少数民族地区和广大边区的发展变化、中外关系的变化等综合考察的标准，这是在历史分期理论与方法上的一家之言。

——关于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厘清了地理条件决定论和承认地理条件对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二者之间的界限，提出了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的理论认识，即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关于生产者，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突出了直接生产者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直接生产者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方面看待，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问题作为中国历史之基本理论看待，这在当代历史编纂上都是少见的。

——关于生产关系、阶级结构：提出了封建社会中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封建社会阶级结构的等级，以及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中之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论点，并把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官绅地主视为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变化的四个阶段。

——关于国家职能：全面阐述了国家职能，即国家不仅具有统治职能，还具有社会职能；认为简单地把剥削掌权的国家看成是一无所取，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

——关于中国与世界：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之连续性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二是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同时阐述了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

以上几个方面，都程度不同地显示了该书在理论上的创新。

（二）内容丰赡，资料翔实

《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地、更加引人入胜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第十二卷《近代·后编》的传记部分，就写出了50多人的传记，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李大钊、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宋庆龄、陈独秀、王明、蒋介石、胡汉民、孔祥熙、宋子文、张群、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孙传芳、阎锡山、邓演达、李济深、冯玉祥、张澜、黄炎培、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罗隆基、张君劢、陈嘉庚、汪兆铭（精卫）、虞洽卿、荣宗敬、荣德生、范旭东、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冯友兰、张东荪、李四光、华罗庚、鲁迅、沈雁冰（茅盾）、徐悲鸿、齐白石、梅兰芳、周信芳等。至于资料的翔实，各卷都很突出，同时也各有特点。以第八卷《元时期》为例，其“序说”部分凡八章，依次是：汉文资料；蒙、藏、回鹘文资料；国外资料（含波斯文资料、阿拉伯文史料、欧洲文字史料、亚美尼亚文资料、叙利亚文史料、俄文和日文资料）；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20世纪20年代以后元史研究的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蒙元”史研究；国外的“蒙元”史研究；本书编写旨趣。这240页的文献概述，足以表明本书编撰的坚实的史料基础。

（三）体裁新颖而具有民族风格

白寿彝先生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著名学者，他吸收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形式，并以新的历史观念、新的认识水平，制定了一种“新综合体”用于《中国通史》的编撰。全书除第一、二卷外，其余十卷都各包含四个部分：甲编为序说，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历史资料、研究状况、存在问题和本卷撰述旨趣。乙编为综述，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民族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勾勒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轮廓，便于读者明了历史发展大势。丙编为典志，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种制度及相关专题，丰富读者对“综述”部分的认识。丁编为传记，记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展现“人”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作用和历史地位，进一步丰富了读者对“综述”和“典志”的认识，从而增强了历史感，所生兴味更加浓厚，所得启示更加深刻。概括地说，“序说”是研究的起点、撰述的基础，“综述”是纲，“典志”是目，纲举目张，而“传记”则是贯穿于纲目之间的主体。20世纪以前，中国史书多以纪传体、编年体、典志体、纪事本末体四种体裁为主要表现形式；20世纪以来，章节体逐渐代替了上述各种体裁。《中国通史》采用章节体的形式而注入纪传体等传统史书体裁的特点，把古今史书体裁的长处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综合体”，从而容纳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活泼了历史编撰形式，使其具有突出的民族风格。这不仅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更重要的是使人对中国历史可以有一个全局的、立体的、动态的认识。白寿彝先生创立这种“新综合体”，不仅有学术上的原因，而且也反映了他对历史的深刻认识。1981年，他在讲到“史书的编撰”的时候，对史书的体裁发表了十分开阔的议论，可以看作是对刘知幾、章学诚之论史书体裁的新发展。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百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就专门史来说，体裁的问题，比写通史要简单一些，但单一的形式还是不行的。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只是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13]

可以这样说，《中国通史》所采用的体裁，就是上述认识在历史编撰上的一次成功的实践。这一认识和实践，就其本质来说，具有广泛的意义。

（四）反映了最新的学术成就

《中国通史》各分卷主编，多是有关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而他们又约请了许多专史研究的学者参与撰述。《中国通史》的编撰，有500多位作者参与，可谓人才之荟萃，史识之检阅，故在学术水平上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新成就。如第一卷《导论》对有关理论问题所做的系统论述，是目前关于中国历史之理论认识的最有分量的著作。如第二卷《远古时代》，吸收了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重要成果，重构了对中国远古时代历史的认识，是历史研究同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又如，各卷的“序说”，是学术性极为突出、要求十分严格的一项内容，撰述之难可以想见；《中国通史》第三卷至第十二卷对此都有独到的阐述，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再如，各卷“综述”对大事的提纲挈领，“典志”对专题的钩稽爬梳，“传记”对历史人物的抉择去取和描述评论等，许多地方都反映出著者的卓识。举例来说，第四卷对秦汉社会形态的深入分析，显示了该卷的突出成就，尤其是“对秦汉阶级结构和土地所有制等级特点的分析，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也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14]。与此相类似，第五卷的典志编有专章论述“门阀制度”，“取得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指出“中国中古的门阀制度，整个看来，最主要的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至于士族免徭役，婚姻论门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等特征，都是前者派生出来的”[15]。这对认识门阀制度的特点有重要启示。第九卷中关于“阶级结构”一章，也被认为是“较有理论水平的论著”，它阐明了“明中叶以后社会的变化是人们对旧的社会等级观念的变化，而不是等级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16]，这对认识明代社会面貌是很重要的。再有，第七卷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在撰述上的处理，也颇具新意且内涵深刻。本卷包含五代、辽、宋、夏（西夏）、金各朝，是一个多民族活跃的时期。著者遵循这一撰述思想：“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要把汉族的历史写好，因为汉族是主体民族。同时，也要把各民族的历史适当地做出安排，这是我们必须尽量克服的难点。”[17]该卷的撰写，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凡此，不一一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