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观照现代从现代反思传统1代序（第1页）

从传统观照现代从现代反思传统[1]（代序）

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博士生导师李宗桂教授，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文化哲学研究领域内颇有建树的中青年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以中国古典哲学、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三个研究方向为阵地，着力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努力摸索当代中国新型文化体系的创建，受到国内外同行的瞩目和肯定。如果说他的《中国文化概论》一书是在文化“热”中的“冷”思考，那么，他继后出版的《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一书，则是在文化“冷”中的“热”展望，都典型地凸显了李宗桂教授在文化哲学研究领域中“从传统观照现代，从现代反思传统”的学术风格。这一学术风格同样也在其“中国哲学思潮的文化审视”和“社会转型期的人文关怀”两大问题视域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并且逐渐浓缩为对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理性期盼。

1。从知识青年到文化研究专家

李宗桂教授1952年出生于四川省眉山县（现眉山市东坡区）一个工人家庭。他1959年开始读小学，1965年进中学，按照这些年社会上的划分，他属于“老三届”的中学生，是“老三届”中年龄最小的一届。

1968年年底，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于1969年1月以刚过16岁的年龄，下乡到农村，成为当时最小的知识青年之一。1973年，邓小平出来治理整顿，将大中专招生由原来的推荐改为推荐加考试，他被录取到眉山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眉山县三苏中学教书。

1978年，青年李宗桂参加全国高考，被录取到四川师范大学，成为该校高校哲学师资班的学生。1982年，大学毕业并考入中山大学哲学系，师从李锦全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1985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他经常玩笑地说，不是留校工作，而是“留校察看”，结果一直“察看”到如今）。1991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4年，成为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于1991年授予他“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学位获得者”称号；1992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广东省授予他“广东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称号。他是《人民日报》社向海外介绍的中国文化研究专家之一：2001年3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介绍了其文化研究成果，并配发了他的照片。

最近十多年来，除了个人著作外（下文会分别谈到），李宗桂教授主编了3套文化丛书：一是《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丛书》（5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二是《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17本，已出16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2002年出版）；三是《中华民族精神建设丛书》（7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他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文化、推动文化，发表大量论文，出版数部个人著作，主编3套文化丛书，主持国家和省部级文化研究课题十多项，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十多项，在欧美日韩、中国港澳台以及澳洲和东南亚讲学、访问、研究、出席会议。凡此种种，无不表明李宗桂教授是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颇有成就的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而且这一切又跟他从知识青年时代以来的坚韧追求密切相关。

2。文化“热”中的“冷”思考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思想解放的春雷激**，一场以“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为标志的文化反思热潮席卷神州大地，置身于这种时代背景与文化氛围中，李宗桂教授很自然地走上了文化哲学研究之路。

1988年10月，李宗桂教授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处女作——《中国文化概论》。这本书是他毕业后3年多在中山大学讲授全校选修课“中国文化概论”的理论结晶，是他在风景秀丽的校园内一间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里硬拼数月的呕心沥血之作，更是他对整个中国文化历程和当时文化讨论热潮进行独立思考的理性产物。

1949年之后，文化史研究很少有人问津，一直处于冷落状态，系统的文化研究专著更是凤毛麟角。李宗桂教授的《中国文化概论》作为当时国内第一部从宏观上、总体上对中国文化进行探讨的论著，作为第一部高校中国文化概论教材，受到广泛好评并产生轰动效应，这是十分自然的。美国，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等地60余家报刊、电台、电视台报道、评介了该书，该书先后荣获1988年度“中国图书奖”、第三届“全国优秀图书奖”、原国家教委第二届优秀教材奖中青年奖，分别在中国台湾、韩国出版了繁体字本和韩文本，现已多次再版重印（2002年1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修订本《中国文化导论》），国内近百所高校以及韩国多所高校均将其作为教材使用。毫无疑问，《中国文化概论》显示了李宗桂教授“博取众长，独出己意”的研究能力，也确立了他在国内文化哲学研究领域内应有的学术地位。

《中国文化概论》站在现代文化发展的基线上，以专题研究形式和史论结合方式，对当时文化讨论中涉及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作了深入全面的探讨。信息量大是该书的显著特点之一，它体现了李宗桂教授一以贯之的注重学术动态、追踪学科前沿的治学风格，使得该书成为我们今天回顾、反思当时文化热潮的一部必不可少的著作。对于当时的讨论热点进行哲学的提炼与文化的观照，则是《中国文化概论》更为显著的特点。传统的理想人格、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类型、基本精神是什么，换言之，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与基本特点，是当时讨论中的热门话题。李宗桂教授认为，传统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人格，而不是学术界多数人所说的圣贤人格；传统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崇古、唯上、忠君、道义；传统的思维方式表现为事实判断、价值判断、道德判断三者相互涵摄、相互渗透、相互转换的态势，具有整体直观、类比外推、比喻象征、追求形上的显著特点；传统文化的类型属于“趋善求治的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表现为自强不息、正道直行、贵和持中、民为邦本、平均平等、求是务实、豁达乐观、以道制欲。这些观点以其系统综合性和理性思辨性，在全面否定民族文化的激进主义思潮盛行、西化调子甚高的当时，以其年轻学人少有的冷静客观态度和现实主义品格，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的思想学术界和大学校园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国文化概论》体现了李宗桂教授的两个研究特点：一是在治学风格上，特别注重在积累中创造，通过创造带动积累，在把握学术动态的基础上提出个人的独特见解；二是在理论立场上，以爱国情怀和学者良知超越情绪化、功利化的态度，用理性、客观的态度进行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作为文化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中国文化概论》固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本身也有所不足，但以上两个特点促使李宗桂教授超越《中国文化概论》本身，进一步探讨书中没有来得及深思的“文化重建”主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其90年代初期出版的《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一书中。

3。文化“冷”中的“热”展望

1989年夏季之后，文化热急剧降温，出现了几年的“文化冷”，但李宗桂教授秉持一贯的文化理念，坚持文化研究，深入思考着文化重建的问题。此时，他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近现代中国的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建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探讨》。经过3年多的努力，1992年6月，该项目的最终成果以《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为书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李宗桂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丛书》之一出版后，《哲学研究》《光明日报》《学术月刊》《中国图书评论》《博览群书》《瞭望》（海外版）等近20家重要报刊发表了评介文章，给予高度评价。该书先后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方15省市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广东高校系统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5项省部级以上奖励。书中相当部分内容先后在报刊发表，仅《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就有两篇。

就李宗桂教授的文化哲学研究看，《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可视为《中国文化概论》的姊妹篇。两书都紧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但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中国文化概论》侧重传统文化，是从传统观照现代，辨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立足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状，是从现代反思传统，探讨中国文化出路，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文化的战略性意见。从而，“从传统观照现代，从现代反思传统”，典型地体现了李宗桂教授在文化哲学研究中形成的学术风格。联系特定的时代背景来看，《中国文化概论》可以说是文化“热”中的“冷”思考，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醒认知和客观思考；《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可以说是文化“冷”中的“热”展望，即对民族文化出路的热忱关心和殷切期望。要指出的是，李宗桂教授对“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思考，早在1987年酝酿写作《中国文化概论》之际便已开始，其时还属于文化“热”时期。在文化“冷”中能够对文化问题进行执著、理性的思考，充分表明李宗桂教授业已形成自身独立的学术人格——这种人格对于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哲学研究相当重要，也是一个学者能够在这一领域中长期坚持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内在动力。

之所以说《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是文化“冷”中的“热”展望，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从宏观上、整体上系统探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和当代出路的理论专著。对中国文化在近现代的发展道路所作的“史”的勾勒、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出路所作的“论”的提炼，以及批判性、总结性、前瞻性的理论阐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得全书气势宏大、结构严谨、经纬交织，成一家之言。

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进行“史”的勾勒，是该书的重要内容。李宗桂教授认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发展虽历经坎坷，但却始终是在告别古典主义、增强现代意识、追赶世界潮流、逐渐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着。从文化变迁看，近代走的是一条由器而道的渐进变革路径，现代走的是一条道器并举的激进变革道路。在这幅新旧交锋、社会嬗变的复杂图景中，从心理状态看，出现了守旧、改良、革命鼎足为三的文化态势；从学术流变和营垒归属看，存在着西化、马列、新儒家三大学术思潮；从社会变革、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的结果看，基本上是采用“以反求正”的方式，即用激进手段达到渐进改良来实现文化变迁的目的。以上观点可谓李宗桂教授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所作的宏观概括。在微观分析方面，该书考察了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文化批判思潮和文化建构理论，以及中国港台、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种种构想，对中体西用、以夏变夷、全盘西化、西体中用、中魂西体、回归传统、复兴儒学、综合创新以及“海洋文化的新儒学”等观点都作了详尽的阐析，尤其对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诸多主张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判。已故著名学者萧萐父教授当时指出，该书“扬榷百家，自立权衡，涵盖面广，可说是10年文化讨论的一个小结”。

对当代中国文化出路所作的“论”的提炼，则是全书的重心所在。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进行历史回顾与反省，使得李宗桂教授确立了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变迁史观，把当代中国文化出路探讨与创建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看做同一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进而对创建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许多前沿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性见解。他认为，建构现代新型文化体系必须坚持四个思想原则，即发展商品经济与更新文化传统相统一、拓展价值领域与提高国民素质相一致、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两不偏废、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并重。立足于这一思想原则，李宗桂教授强调，应该把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看做一体三元的多维文化系统。所谓一体，指社会主义的价值系统；所谓三元，指政治、经济、文化三个虽不相同但又密切联系的特定领域；当代中国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说到底是要建设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现代化的新型价值系统。为此，必须对文化成熟的基本要求和标志有着高度明确的认识，即对社会制度的创建、价值系统的奠定、文化模式的确立、文化大传统的形成等基本要求和标志有一前瞻性、战略性的把握。创建新型文化体系，必须树立立足现实、依托传统的古今融合论，以我为主、兼取众长的中外互补说，创造转化充满活力的文化发展观。唯有如此，才能在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下，真正找寻到当代中国文化的出路。这样，才能做到传统与现代、中国和外国的辩证统一、双向互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并行不悖、有机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相渗透、比翼双飞，古典精神与现代意识的交相辉映、相辅相成。

不难看出，正是因为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历程，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的批判性总结，对“一体三元”的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战略性思考，决定了《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在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中占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学术界不少名家评论，该书在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上极大地超越了《中国文化概论》，是李宗桂教授文化哲学研究步入深层次、上到新境界的重要体现。如此，说《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一书是李宗桂教授和国内学术界文化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代表性著作，当不为过。

4。中国哲学思潮的文化审视

国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哲学研究，具有哲学之“纯化”和文化之“泛化”密切结合的显著特点。换言之，学者们大多哲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交错进行，并在综合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文化哲学研究思路及成果，研究方式和学术成果也往往是哲学折射出文化、文化内蕴着哲学。中国哲学专业科班出身的李宗桂教授亦不例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历程进行理性探讨的同时，他也长期致力于包括董仲舒思想和现代新儒学在内的哲学研究。从服务于其文化哲学研究看，从它是文化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和重要组成看，李宗桂教授的中国哲学思潮研究具有从文化审视哲学、以哲学丰富文化的内在品格。

（1）董仲舒与中国文化。

董仲舒思想研究是李宗桂教授学术研究进路中的重要步骤，也是其整个学术研究在方法探索和理论创造方面的重要实践。1985年，他在知名学者李锦全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董仲舒——秦汉思想的统一者》的硕士学位论文。该文后来收入知名中青年学者杨玉圣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1981—1994）》（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990年，他承担了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董仲舒与中国文化》。截至2008年，他在海内外发表了董仲舒专论28篇，《哲学研究》1986年第9期、1987年第9期先后发表的《相似理论、协同学与董仲舒的哲学方法》《秦汉医学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尤为代表作。其呕心沥血之作《董仲舒与中国文化》，以董仲舒思想为点，以汉代思想文化为面，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为线，点、面、线结合探讨思想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探讨思想家本身的思想特质、贡献及其局限，进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并给董仲舒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富有创见的定位。该书的写作，从初稿到最终定稿，反复修改、完善并出版，历经了二十余年的沉潜。作为董仲舒研究专家，他被选为全国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日本东京大学池田知久教授不仅向日本学术界介绍其董仲舒研究成果，而且在中国台湾讲学研究期间，专门推荐台湾研究董仲舒和汉代思想的青年学者到广州来拜访他。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也向自己的美国博士生桂思卓（Sarah。A。Queen，现已是哈佛大学康涅狄格学院教授）介绍其董仲舒研究成果。1995年，桂思卓和李宗桂教授曾在哈佛大学当面探讨董仲舒和汉代思想研究问题。他约请桂思卓教授撰写了《董仲舒研究：欧洲北美新趋势》一文，并推荐发表在《中国哲学史》杂志1998年第1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