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 书籍材料与形式的变革1（第2页）

纸草的衰落无疑是从4世纪开始的。这个多少有点儿突如其来的变化，其原因还不是非常清楚，不过，有两个因素也许曾共同起过作用：一是对于比纸草卷子容量更大的书写载体的需求，二是皮纸制作工艺的进步。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为正统宗教无疑导致了对《圣经》的需求。我们知道君士坦丁单是为其新首都就订购了五十部，整个帝国的需求必然数以千计。用卷子形式供应《圣经》将会不太便利；再者，一堆卷子也没有整体感，而册子则自成单位。因而正是在这一时期，正典的划界得以确定，完整的《圣经》首次制作出来。验诸纸草册子可知，一个册子所能容纳的文本内容比一个卷子要大得多。切斯特·比提写本表明，四个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可以容纳进一个册子里，却要占据五个不同的卷子。另外，卷子会随着加长变得越来越不便于展玩，而册子却可以几乎无限加厚不会变得难以翻阅。唯一的缺点是装订困难。单折纸草册子不能加到超过50张（存世实物未见超过此限者），否则就会变得太厚以至无法对折。因而有必要用薄的折子，每折8叶或10叶，将其缝在一起，置于某种形式的封皮之内：随着岁月和使用，会有一些纸草叶子从缝线处脱落的趋势。显而易见的补救措施是使用皮纸。大概自皮纸发明以来的几个世纪里，其制作工艺有所改进，文学世界渐次发现，皮纸除了可以使一个人在封皮内囊括进想要订为一体的所有的文本内容这一优点之外，作为一种材料，其美观不输于纸草，且要结实耐用得多。

另一个也许有所影响的因素是册子形式所带来的查检援引的便利。前文曾提到，纸草卷子几乎没有表现出对读者便利的考虑。在查找某特定段落时，读者必须非常不方便地不断地展开、合拢其抄卷；古典作家的引用往往不太精确，原因或许就在于此。如果所涉及的只是平常的文学作品，这也许不太要紧；但是，如果所涉及的是灵魂拯救所仰赖的作品，那么对权威文本的引用就更为必需，而引用的准确也更为紧要。同样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对在帝国统治下变得司空见惯的法律汇编的参考引用。册子形式只需翻动书叶就可查检，比起卷子形式有很大的优势。在这一方面也许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约》各卷所引入的分节编码系统，这因应了非常晚近的分章分节的目的；尽管就我所知，基督教文学中并没有借由这种编码引用文本的实例。

也许应该指出的是，新范式的这两个最早的标本，显示出它们抄自卷子而不是册子的踪迹。这表现在所用栏之狭窄。梵蒂冈写本每页有三个窄栏，西奈写本页面较宽，有四栏，这是对纸草卷子上分栏效果的照搬复制。进一步的经验显示出宽栏的优点；到5世纪时亚历山大册子本每页分两栏，从此这成了大的皮纸写本的常规（偶尔有尝试性的单栏）。

似乎就在这同一时期，皮纸也开始用于世俗作品。判定早期皮纸安色尔写本之年代，是一项危险的任务，因为几乎没有可供参照的确定的点。另外，那些开创了使用新书写材料风尚的写工们，应该是临摹他们所知所见的写在纸草上的最好的范本，即那些写于2世纪的范本；恰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工和印刷匠临摹9、10世纪的加洛林写本。希腊文《圣经》的梵蒂冈写本和西奈写本，不可能早于四世纪，却重现了2世纪纸草的文本面貌；同样地，米兰的《伊利亚特》安布罗斯安写本，其书写情况极像该诗的两个2世纪的纸草本，而它本身不可能早于3世纪。早期的拉丁文安色尔写本，其年代的判定比希腊文写本还要难；不过有一组维吉尔写本，包括所谓的梵蒂冈本，美第奇（Medi）本以及巴拉丁（Platine）本，它们无疑不晚于5世纪，而现代考证倾向于认为它们至少要早到4世纪。属于4世纪的拉丁皮纸写本还有诸如韦尔切利（Vercelli）福音书[14]和西塞罗《论共和国》（DeRepublica）重写本。无论是在拉丁文写本中还是在希腊文写本中，无论是在世俗文本中还是在基督教文本中，皮纸作为一种书写材质，其至尊地位的确立，可以确切地认定为是从四世纪开始的。

本文节选自《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英]F。G。凯尼恩著，苏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214页。

【导读】

F。G。凯尼恩爵士（1863—1952）是英国著名古典学家、圣经学家和古文书学家。1863年1月出生于伦敦法学名门，其父是著名法学家、牛津大学瓦伊纳英国法讲座教授约翰·乔治·凯尼恩。他先后就读于温切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新学院，毕业后被遴选为牛津大学麦格达伦学院教研人员。仅46岁就被任命为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并且担任此职一直到1931年退休。其间，他还曾被封为爵士，担任古典学会会长、希腊学研究学会会长以及英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也曾执教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对于他来说，1889年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他成为大英博物馆助理馆员。从此他便与古文书结缘，骨子里对古文书籍和古典学的热爱统统被激发了出来。虽说受父亲的熏陶，他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法学，但他长大后却不知怎的对工作后才开始加深接触的“纸草学”有着一股浓厚的情感。

纸草在西方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出版学的重要载体与研究对象之一。它是古埃及留给后人的一颗明星，带着古埃及文明的神秘与璀璨照耀着后人。人人皆想探寻而知之。19世纪末，埃及出土了大量极为珍贵的古代纸草文献，如奥克西林库思纸草等，这使纸草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了一角，使古文书学和出版学历史的研究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时间，学者们纷纷投入到对纸草的研究中。而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作为纸草研究重镇，存有很多相关古文献。凯尼恩恰好在这两地任职，借着大好机会，一心致力于纸草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出版，从而对纸草出版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那本《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便是其中之一。1932年，他应邀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做了三个古文书籍的系列讲座。“过去的几十年间，藉由埃及纸草文献的发现，我们对图书的认识取得了重要进展，而这些进展正是关乎这一时期。”也许是想让自己的研究结果润泽更多学者，想让纸草学更加发扬光大，年已古稀的他执笔将这三个讲座的资料加以总结，再添以自己新近研究的成果与认识，写就了这本经典名作。他在书中将出版载体、出版制度与文学历史和考据结合起来，揭示了其中的内在联系，同时讨论了近来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古希腊罗马世界的阅读习惯有什么新的启示。

选文部分主要描述了皮纸作为一种图书材料，册页书作为一种图书形式是如何兴起、如何发展的，以及它们是如何为承载全新的基督教文学、为在中世纪传承古典作家的作品提供服务的。作者在此章节之前，先通过仔细研究出土的古文资料和古籍文献，表明了纸草的使用是公元前六世纪希腊世界最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古希腊的文学带来了希腊图书，纸草卷子开始进入了罗马人的视线里，并逐渐成为公认的图书标准形式。到了此章节的选文部分，作者通过20世纪出土的皮纸文献记载，推翻了把皮纸制造业的产生归因于纸草禁运的传统故事记述，并指出了皮纸最初的主要用途其实是笔记簿，而这些由三五个写字板结合而成的笔记簿正是图书册页形式产生的源头。在三世纪的时候，基督教的图书馆中，纸草册子的形式已占据多数，三世纪被认为是纸草册子的肇源，册页形式对卷轴形式的大规模代替，得益于册页书压倒性的优点：一是文本容量远远大于卷轴，二是册子比卷子更耐久，看起来更有整体感，三是册子的翻阅形式更加便利，使得引用和检查更加容易。当时的皮纸被认为是制作图书的次级材料，使用范围不大。而通过现存实物考察后，凯尼恩发现，到了四世纪的时候，不管是纸草卷子还是纸草册子，都一并让位给皮纸册子，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习惯一页页翻看的阅读形式，和所有书籍的册子订装形式，就是从四世纪开始演变发展过来的。关于这个变化，作者给了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古典世界对更大书写载体的需求，二是皮纸制作工艺的进步。以上的所有原因，最终使得皮纸在四世纪的时候，确立了自己的至尊地位。纸草卷轴的一千年，即将被皮纸册页的一千年所取代，从纸草以及卷轴到册页的转变，这些图书材料和形式的进步，对于古典文学和基督教文学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在同一时期，正典的划界最终得以确定，完整的《圣经》首次制作了出来。

作者凯尼恩结合大量典籍的记载以及留存的纸草、皮纸文本实物，在外观形制方面的描述非常详尽，时而还会提及一些掌故，来帮助读者更好的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去理解要阐明的观点，同时也大大提高了阅读的趣味性。他曾说：“图书的外在形制从来都影响着它们的内容，同时也受到它们内容的影响。书写材料的供给状态促进了或者阻碍了文学的生产。风尚因素和便利因素决定了图书的尺寸和形制，从而也就影响到内容的规模和特点。”皮纸和册子的兴起与发展无疑是对纸草和卷子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对古希腊古罗马整个灿烂的社会文化、人文气息、启蒙思潮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艺臻孟思彤）

[1]题目为编者所拟。

[2]康斯坦丁·冯·提申多夫（1815—1874）：德国圣经文献学家。

[3]托勒密·埃庇范尼斯：是托勒密王朝的第五位皇帝，前205年至前182年在位。

[4]《苏伊达斯辞书》“阿里斯托芬尼斯”条。阿里斯托芬尼斯自前195年至前180年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

[5]“戴奥克里提安敕令”，又称“限价令”，戴奥克里提安企图通过限制物价来对抗通货膨胀，结果适得其反。

[6]克丽奥派特拉（前69—前30）：是希腊化埃及国王的最后一位国王，俗称“埃及艳后”。

[7]1909在奥拉曼村附近的山洞里发现三个古代皮纸文件，称“奥拉曼皮纸”，书写年代分别为塞琉西帝国时期和帕提亚帝国时期。

[8]弗朗斯·屈蒙（1868—1947）：比利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杜拉，是幼发拉底河西岸高地上的古罗马边镇小城。

[9]麦考恩教授认为册子形式在西方的使用应当早于作为纸草原产地的埃及；不过从普林尼的102卷以及他的外甥所提到的160卷双面书写笔迹来看，1世纪时纸草在意大利图书业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似乎是确定无疑的。

[10]科普特：埃及语言的一种，1世纪时埃及人开始采用希腊字母记录科普特语，由此形成的文字系统叫“科普特文”。

[11]勒菲弗，法国考古学家。孔伊希高，是埃及尼罗河畔的一个城镇。

[12]有一个科普特纸草也是同样的构成，也是有50叶纸，是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所发现的《约翰福音》写本，由赫伯特·汤普森爵士整理，“英国埃及考古学院”出版（1924年）。

[13]因为（藏书）有部分损坏，阿卡西乌斯以及欧若伊乌斯，这个教会的教士，抄写到皮纸上以保存文本。

[14]韦尔切利福音书，保存于意大利韦尔切利省韦尔切利天主教图书馆，是紫色皮纸册页本，抄于公元4世纪，据说是最早的古拉丁文福音书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