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 书籍材料与形式的变革1（第1页）

【选文】书籍材料与形式的变革[1]

[英]F。G。凯尼恩

这一章的主题是，图书的基本材质从纸草向皮纸的嬗替，以及它们的形制从卷轴向册页的嬗替。这两个过程并肩而行，并涵括了一种中间形态的图书种类——纸草册子——其形制已改，但材质没变。这一现象历时并不长久，但正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它对于基督教文献，特别是《圣经》，有着特殊的意义。不妨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从材质的变化开始讲起。

对于动物的皮革的使用（指经过鞣制的皮，或者说熟皮），前面已经提及。犊皮纸，或者帕伽马皮纸，也是一种用皮革做成的材料，但是制作工艺不同，故而结果也大不一样。通常是用牛、绵羊以及山羊的皮，而且特别是用这些动物的幼仔——牛犊和羊羔——的皮。用猪和驴的皮做成的皮纸较为粗糙，不过用得不多。另一方面，有一些非常精良的皮纸，譬如用来写成著名的梵蒂冈写本和西奈写本的那些皮纸，据说是用羚羊皮做成的；不过，尽管提申多夫[2]的这个说法经常被人引述，但就我所知，却从来没有被证实。这些皮革经过仔细的清洗和刮擦以除其毛，碾以浮石使之光滑，然后涂以白垩。最终制成一种用来书写受墨的材料，颜色几乎为白，极为耐久，品质更佳，精美绝伦。皮纸的两面仍有一些分别，原来有毛的那面一般略黯一些，不过受墨更好。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可以称得上是尤曼尼斯时代的或者帕伽马图书馆的皮纸。不过，有两个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一是1909年在库尔德斯坦的艾弗罗曼出土的两个皮纸文件[7]，所载日期相当于公元前88年和公元前22年；二是1923年F。屈蒙教授在对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杜拉（萨拉黑耶）罗马要塞遗址进行发掘的过程中又出土了几个皮纸文件[8]，其中一件提到了塞琉西帝国纪年的117年和123年，相当于公元前190—前189年和公元前196—前195年。出土的皮纸品质很好，上面的书写并不劣于，或者说在风格上与同时期的埃及纸草文献上的书写并无明显不同。即此可知，这些文件的年代大概相当于尤曼尼斯二世统治的初期，其地距离帕伽马非常遥远，故而其对这种材料的使用不可能是尤曼尼斯举措的结果。显然，尤曼尼斯所做的，只是将已然存在的这种书写材料用于抄制文学图书而已。

不过，就整个图书制作行业而言，并不能说皮纸一下子就取得了和纸草相抗衡的地位。事实显然不是这样。至少直到公元1世纪末，所有罗马文学中的相关记述，都明确地指向纸草。普林尼的话（写于公元1世纪下半叶）的言下之意是，帕伽马对于皮纸的使用，只是一种困难时期的紧急措施，他绝不会将皮纸与纸草等量齐观，他认为后者乃是人类文明和历史的基本器官。的确，他是用了一个差相仿佛的措辞来指称皮纸（posteapromiscuepatuitususrei，quaortalitashominum），这意味着，皮纸在一世纪时已广为使用；但是他的外甥关于他那双面书写共有166卷之巨的摘抄的记述似乎表明，他自己是写在卷子上的，而且他显然是把纸草当成更为重要的书写材料，值得他认真地全面描述[9]。在图书世界里皮纸也许已经占据了第二把交椅，但是其主要用途似乎是笔记簿，无疑广泛使用于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最终则付诸纸草，缮写发行。关于这些笔记簿，有一句话是必须要说的，因为它们对于册子形式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关于使用笔记簿（tabellae，pugillares）的记述时见载籍。笔记簿可以随身携带，用于随时的笔记或者作诗的草稿。一般而言，笔记簿是木制的，涂以蜡，用铁笔刻写，或者刷以粉，用墨水书写。马提雅尔提到过用作笔记簿的几种不同的材料：雪松木、象牙以及皮纸（membrana），不过这些都是讲究的礼物，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通常所用的写字板是上蜡的。他还提到将多个写字板结合在一起做成一个笔记簿的情形（三片，五片）。这类多层板，尚有实物存世，简朴无华，涂过蜡，或刷过粉，而且显然它们大多是用于学校练习，就像19世纪的石板那样，所涂蜡使之易于擦除。它们通常也用作短的信笺，收信人将其回信写在反复使用的蜡上，再交回发信人。如果所用写字板多于一个，则用带子或者皮条将其扎在一起，还可以用丝线封固加印，以防窥看。

所有这些，为采用皮纸材料和册子形制（或者说图书的现代折叠形制）铺平了道路；可是，从什么时候起皮纸开始大量用于文学图书的生产，早期的帕伽马抄本究竟是卷子形式还是册子形式，这些都还很难说。不过，正如我们已经从普林尼的书中所看到的那样，有一些证据表明，在1世纪末年，它已经广为人知，尽管还远不能说取代纸草。……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一直到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纸草卷子仍然是标准的、主流的图书形式。

现在再说纸草册子的故事，亦即将册子形制施之于纸草材料的情况。一直到最近，这一方面都是鲜有证据。在埃及出土的纸草里面有一些实例，虽相对嫌少，但却足以证明曾有册子形制的纸草写本存在的事实。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时代较晚，还有几个是科普特[10]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米南德四部戏剧的写本，是G。勒菲弗[11]1905年在孔伊希高发现的，其时代大概可以确定为5世纪。其他大一些的希腊文纸草册子有海德堡的《小先知书》（Mis），时间是7世纪；一本精心缮写的亚历山大城主教圣西里尔的《论崇拜》（DeAdoratione），一部分在都柏林，一部分在巴黎，时间也是7世纪；几本魔法书，分藏于大英博物馆和巴黎，时间是4世纪；奥克西林库斯出土的卡利马库斯的《起源》（Aetia）和《短长格诗》（Iambi）的七叶，时间是4世纪末；还有几本是荷马作品的某些部分。除了西里尔那一例之外，它们都是图书生产中的次品，潦草地写在粗劣的纸草上，反映出在那个历史阶段纸草在图书行业中已确然处于次于皮纸的位置。其中最早的是一个荷马写本，《伊利亚特》ⅱ—ⅳ，藏于大英博物馆（B。M。pap。126），时间显然是3世纪。每叶只写了一面，似乎那写工还不太谙熟册子抄写技巧，没有意识到其可以两面抄写的优点。另外还有不少小的残片，都不早于3世纪，从它们两面抄写的文本布局，可以看出是册子的残片。

随着越来越多实物的发现，人们逐渐注意到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纸草册子，尤其是早期的纸草册子，其内容绝大部分关乎基督教。其中有许多是《圣经》的残卷，还有著名的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书《耶稣语录》（SayingsofJesus）。统计显示，异教图书和基督教图书在卷子形式和册子形式的比例上有巨大差别。对迄于1926年在奥克西林库斯发现的所有古写本进行调查，结果如下：3世纪之前，未见册子形式。3世纪，106个异教文学写本中，100个是卷子，只有6个是册子；而在同时期的17个基督教文学写本中，只有7个是卷子，纸草册子则有8个，还有2个是皮纸册子。4世纪，异教文学图书的产出数量骤降。只有14个写本属于此类，其中6个是卷子，3个是纸草册子，5个是皮纸册子。这一时期基督教图书已成大宗，总共有36本，除了一个是小学生练习、一个是抄在李维史纲背面的《希伯来书》这两个是例外以外，其余都是册子形式。在这34个册子中，21个是纸草册子，13个是皮纸册子。在埃及，纸草依然是主流，但是卷子形式已几乎绝迹，而皮纸则越来越流行。5世纪，有25个异教写本，其中卷子形式只有4个，而纸草册子17个，皮纸册子4个；在21个基督教写本中，4个卷子，7个纸草册子，10个皮纸册子。六世纪产自奥克西林库斯的文学文本迄今少见。6个异教写本中，2个卷子，3个纸草册子，1个皮纸册子；而8个基督教写本中，2个卷子，5个纸草册子，1个皮纸册子。

从这些数字所得出的结论，也得到了其他地方考古发现的印证（尽管它们的数字还没有列成表格）；显而易见的是，在3世纪，还有4世纪（程度略减），异教图书中，卷子形式占绝大多数，而在基督教图书中，册子形式已占据多数，并不断增长。因而认为基督教在发展册页形式图书制作工艺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是恰如其分的；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如前文所说，最初有那么一段时间，皮纸被认为是制作图书的次级材料。基督教是贫困人群，而且时不时受到迫害，他们不大可能常常雇得起最好的职业写工。故而纸草册子的肇源似乎就在3世纪，主要流行于基督教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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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的这些新的资料，使前述结论的证据数量得到很大的增加，使这些结论得到充分的印证、拓展并且在某些方面得到修正。它有力地证实了基督教人群很早就采用册子形式；甚至它所显示的时间比我们此前所认识到的还要早。的确，“切斯特·比提纸草”的年代只能通过古文书学加以确定，故而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关于最早的写本，那个包含了《民数记》和《申命记》的写本，其年代不可能迟至三世纪，甚至不可能晚于二世纪中叶。如果接受这一点（正如除我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人那样），那么基督教人群对纸草册子的创制和应用至少可以上溯至二世纪初。同样值得一提的是，那是整个这一组写本中写得最好的一本。它出自于训练有素的写工之手，这表明基督教人群偶尔也可以雇用此类写工——因为其中（《约书亚记》）出现了耶稣（Jesus）名字的基督教式的缩写，故而不可能来自于犹太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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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介绍一下纸草册子的外观和结构。它无疑是参照前面已经介绍过的笔记簿的形式（无论是木片的还是皮纸的）；不过，在被用作册子的纸张（sheets）或者折叶（quires）时，皮纸和纸草在处理上有重要区别。一大张皮纸可以（习惯上也的确这样）在两个方向上（横向、纵向）对折，故而形成2、4、8、16叶的“折”（quires），就像今天用于制作图书的纸一样。可是纸草的高度有限，不能在两个方向上而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对折，而且同一张纸只能对折一次，否则就有裂或者扯的危险。故而制作纸草册子的方法就是，取若干纸张，每张大小都相当于册子页面的两倍，从中对折一次。一张纸于是形成两叶，或者说四面；而最简单的册子就是由一叠这样的单张折叶构成。不过，若干张纸也可以先上下相叠，然后整叠对折一次；如此这般所形成的一折（quires），其叶数就相当于对折之前那迭纸张的两倍。因而一折纸草的叶数就是2的倍数。现在有证据表明用这种方法曾形成过很厚的折子。在早期发现的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中有一张纸草（P。Oxy。208），从字形来看，应当是抄于3世纪，其构成一个册子的两叶，第一叶的内容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另一叶的内容却是第二十章。这说明这是一大折纸草的几乎是最外面的一张，这一折原来包含了整部《约翰福音》。计算显示这一折是由25张组成，对折后，是50叶或者100面；整折沿纸张纵向中线穿孔并用线钉在一起。于是一折纸就构成了整个册子[12]。

另一方面，有其他一些存世的纸草册子显示出另外一种装订方式，一种更像皮纸册子的方式。例子很少，因为绝大多数册子的残余只剩下单叶，无法证明它们原初的折叶结构；不过，还是有一些册子保存了相当大的部分。这其中，米南德册子（5世纪）似乎是每折8叶，西里尔册子（7世纪）也是如此，而海德堡《小先知书》（7世纪）每折或8叶或10叶。不过我们将会看到，所有这些都相对较晚，是在皮纸工艺完全成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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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纸草册子的构成就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1。由一个单独的厚的折子构成，在没有造成特别不方便的前提下可以能折多厚就折多厚；在这样构成的册子里，其上面一半各叶，前面是反面，后面是正面，其下面一半各叶，前面是正面，后面是反面。（显然，如果在对折前所有的纸张都是反面朝上叠放，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下面提到的科普特文册子中可见其例，但据我所知，希腊文抄本中却未见其例。）

2。由一系列薄的折子（通常每折8叶，10叶或12叶）构成，各折的上半部分各叶，前面是反面，后面是正面，下半部分各叶，前面是正面，后面是反面。

3。由一系列二叶折子（由单张纸草对折而形成）构成，严格说来这只是上一个类别的一个特例，不过，它有一个特别的效果，这就是，整个册子的纸草都是正面对正面，反面对反面，而前面两个方式所形成的册子都不是这样。

4。由一个单独的厚的折子构成，而这个折子在对折之前，正面反面交替叠放，所以整个册子的叶面也是正面对正面，反面对反面。

5。由经过同样处理过一系列薄的折子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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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详细介绍了纸草册子的形制和历史，这一方面是因为有些信息是新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对早期基督教文学的重要性（现在较之以前更加确然有据）。我们将会看到，根据迄今所掌握的证据，3、4世纪在埃及的基督教人群中，纸草册子是主流的图书形式，早在2世纪甚至2世纪上半叶就已经为人所知。就其材质和工艺而言，这些纸草册子并不是很高级（《民数记》和《申命记》写本以及晚近的圣西里尔写本算是例外），有证据证明至少在3世纪末，其在图书业中的地位还是低于纸草卷子的。在四世纪，纸草卷子和纸草册子一并让位于皮纸册子，下面马上就会谈到。

现在有必要再回到异教文学，完成对纸草卷子故事的讲述。我希望读者已经明白，到1世纪末，纸草卷子是完全的主宰，而马提雅尔类似于圣诞礼物的记述，与之并无不合。2世纪的情况似乎也是如此。在埃及发现的可以算在2世纪的所有纸草写本中（应该强调的是，比起其他时期，二三世纪的纸草写本要远为多得多），没有一个异教文学写本是册子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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