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第2页）

海德格尔还更进一步指出，艺术就是真理的形成和发生。“置入作品也意味着把作品存在带入运动和发生。而这是作为收藏发生的。这样，艺术就是作品中真理的创造性收藏。艺术就是真理的形成和发生。”[12]由此可见，艺术既是真理置入作品，同时也就是真理的形成和发生。也就是说，艺术是存在和真理的一种显现方式。他对美的本质的规定也是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的。他认为“被结合进作品的光芒就是美。美是一种方式，在其中，真理作为揭示产生了。”。[13]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德格尔的艺术本体论完全建立在存在和真理的概念上，把艺术看作是存在和真理的一种显现方式。

第二，对艺术的现代异化的揭露。

在对艺术进行了一般性考察之后，海德格尔便进入对现代艺术的批判。海德格尔问：“艺术仍然是对我们历史性生存至关重要的真理发生的基本而必然的方式吗？或者艺术不再拥有这些特征？如果艺术不再拥有这些特征，这里还有一个为什么不再拥有的问题。”[14]

在海德格尔看来，随着现代社会的技术异化，现代艺术也已经异化，它游离了它的本质，不再是原初的去蔽事件或真理发生的基本方式。之所以如此，并非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而是由于现代技术统治切断了艺术与自身本源的关联。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当艺术揭示存在之真理，成为意义发生的原初事件时，艺术才在自己的本质之中。依海德格尔之见，本真艺术发生在希腊，那时，艺术是意义发生的基本方式即真确立自身的基本方式，因而艺术在希腊时代是人生存得以可能的基础。现时代，随着技术统治的确立，技术成为真正的上帝。艺术也便沦为技术的奴隶，成为一种文化工业，艺术不再是意义、真理发生的原初方式，而成为贯彻技术意志的工具，因此，艺术与自己的本源（存在、真理发生的事件）脱节，成了非本真的艺术。

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在现时代的衰落归根于它与自己本源的脱节而误以技术为自己的本源，海德格尔将此看作“遗忘存在”的一种表征。不过，海德格尔也发现，在这个存在被遗忘的时代，仍有一些诗人艺术家坚守在艺术的本源处，看护着艺术与自身本源（存在）的关联，将诗性艺术变成存在发送自己的历史性事件。在《诗人何为》一文中，海德格尔借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称现时代为“贫乏的时代”，即缺乏“存在”（缺乏意义的原初发生）的时代，其隐喻性标志是“神的隐匿”。海德格尔认为贫乏时代诗人艺术家的真正使命就是重建人们对“存在”的记忆，重建诗性艺术与神圣存在的原初关联，使诗性艺术成为存在的歌唱，成为意义发生的原初事件。

四诗与语言

“存在”与语言的一体相关性使晚期海德格尔转向语言的思考。在荷尔德林等诗人诗作的启示下，海德格尔发现诗是最本质的语言，对诗语的沉思会走上通向“存在”的道路而领悟存在的真理。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指出，“艺术的本质就是诗。诗的本质是真理的确立”。[15]因此，海德格尔晚期特别关注诗以及诗性艺术。在走向“存在之思”的道路上，海德格尔建立了自己的诗论，为此他申言，思之转向诗并不是要“对文学史的研究和文学作出什么贡献，而是思之必需”。[16]他曾借助于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来揭示诗的本质。他之所以选中荷尔德林，“只是因为荷尔德林的诗作受诗的天命的召唤身不由己地表达出诗的本质。对我们来说，荷尔德林是真资格意义上的诗人之诗人”。[17]荷尔德林认为，写诗“是人的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又认为，“人类拥有了最危险的东西——语言，来证实自己的存在……”[18]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这些诗句作了详尽的阐释，他认为，写诗之所以是“最纯真的”，那是因为写诗是想象力的自由游戏，真正达到了无利害的超脱；然而仅仅停留在这一步还未把握诗的本质，要把握诗的本质，就必须要考虑人的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是一种必须证实自己的存在者，而“人的生存的证实，从而其本质上的完美的证实都在于抉择的自由”。[19]人拥有语言，语言之所以是最危险的，是因为通过语言，“人被开启而明晓自己作为存在者得为自己的此在而苦恼、焦心，作为一个非存在者又使自己失望和不满”，“语言的任务在于通过它的作用使存在者亮敞，以此来保护存在者。在语言中，最纯粹的东西和最晦暗的东西亦即最复杂的东西和最简单的东西都可以用言词表达出来”。[20]这就是说，语言既可以揭示存在者的存在，也可以揭示非存在者。诗就是通过语言去神思存在，这也就是诗的本质。

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集中围绕诗于语言与存在的关系来展开其诗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诗以语词确立存在。

在《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一文中，海德格尔指出：“首先，了然的是，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因此，诗的本质必须经由语言的本质去理解。”[21]不过，海德格尔提醒说，人们通常误解了语言的本质，因此，只有语言本质观上的拨乱反正才能为诗歌本质的揭示提供可能。海德格尔说人们通常将语言的本质误解为人用来表达主观意图的符号工具，因而也认为诗的本质是表现自我。依海氏之见，这种误解只触及到语言本质的派生性功能而未揭示语言的本质性功能或本质。

海氏认为，语言的本质功能是存在确立自身的方式，或者说是意义发生的方式。德语语词sein（汉译“存在”）指的是一种语言表达关系，即主语和表语之间的意义关系。存在之为存在乃是在语言表达关系中确立起来的。就此而言，存在之可能必赖于语言。故而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不过，他又指出，语言并不是让存在随时进出的空房子，语言与存在在本质上是一体的，离开了语言即无存在。尤其重要的是，海德格尔认为，语言的发生乃出于一种“存在的天命”，我们可以将就把“存在的天命”理解为意义化活动之必然。就此而论，海德格尔说语言言说并非人的言说，即那种表达人的主观意图的言说；而是存在的言说，即意义化活动实现自身的方式。

把握了语言的本质就不难理解诗的本质了，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不是随便什么语言，而是本质性的语言，作为本质性的语言，本真之诗乃是存在以语词确立自身的方式，简单地说，本真之诗就是展开原初意义化活动的语言言说。在此语言言说中，诗人的言说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应和或“跟着说”。

在《诗中的语言》一文中，海德格尔分析了诗人特拉克的诗歌言说。在他看来，特拉克所有优秀诗作中都回响着一个未曾明言但却贯穿始终的声音：“离去”。“离去”作为特拉克诗作中隐晦不明却又支配着特拉克诗歌歌唱的声音，显然不能归结为特拉克个人主体的声音，而是特拉克作为伟大的诗人所听到并传达出来的声音。海德格尔说这种声音是特拉克所处时代的“天命”（天之言说或存在之言说），此天命说人必须离开自己异化的躯体，必须离开这个异化的世界才能获得新生。特拉克全部优秀的诗作都是对此“离去”之天命的应和或“跟着说”。因此，在终极意义上看，不是特拉克在写诗，而是天命（存在）在写诗。

其次，诗便是对神性尺度的采纳。

诗作为存在借语词确立自身的活动具有一种始源性或原初性，它表现为存在的“原初命名”和万物本质的“原初命名”。海德格尔将这种原初命名解释为“给予”、“奠基”和“开端”。

作为“给予”的原初命名是给本来无名的存在一个名字。这种“给予”是自由的，因为事物的存在与本质绝不能依现存者来计算，也不是经验的归纳，更无现实尺度的限制，因而是自由的给予。不过，海德格尔指出：“此自由不是无原则的任意专断和随心所欲，而是最高的必然”[22]，因为它受到诸神和人民的双重控制，它是听命于诸神和人民的要求来命名的。为此，海德格尔认为诗的命名虽不遵从任何世俗的尺度，却要服从神性尺度，而借原初的命名以神性尺度来度量一切恰恰是诗的本质。为此，诗在本质上是超越的、原初的。

作为原初而超越的诗性命名是一种历史性“奠基”。海德格尔说：“当诸神得到根本的命名，当万物被命名而首次彰显出来，人的生存便被带入了一种确定的关系，便获得一个基础。”[23]获得一个基础的历史进入新的“开端”，因此，海德格尔说给予和奠基都是原初的直接的一跃，是时间和历史的真正绽开。为此，他说：“不管艺术何时发生，一种插入便进入历史，历史再次开始或运动。”[24]

在给予、奠基和开端的意义上的原初命名也就是要给万物以最初的度量，因此，诗性言说必得有一个内在的神性尺度，而这神性的尺度是诗人在对存在的聆听中采纳的。

再次，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

早期海德格尔关注的中心是“此在”问题，即“人在世界中存在”的问题。在此，“此在”之“此”是作为“世界”来设定的，对“此在”的分析也就是分析“人在世界中的存在”。为此，“世界”作为人生存论上的必然环节与机制是他分析的核心。晚期海德格尔有一隐秘的转向，那就是，他不再孤立地谈“在世界中的存在”，而是联系着“大地”来谈什么样的世界性生存才是正当的。正是此一转向使海德格尔对生存的思考与诗性联系在一起。

以海德格尔之见，迄今为止的西方史上至少有两个绝然不同的世界：技术世界和艺术世界。前者是在摧毁大地的基础上建立的世界，后者则是看护大地与大地共在的世界。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一种在本质上无视大地（自然）的极端世界化要求，技术作为人肆无忌惮地贯彻主观意图以追求最大利润的手段，将大地（自然）置于毁灭的境地。在技术的本质中，没有什么能制止它对大地自然的无度掠夺、占有和耗费，因此，技术意志是一种征服自然的意志。

在技术意志的控制下，征服自然以建立世界的伟业常被人津津乐道，殊不知，技术世界愈来愈精彩，自然大地则愈来愈荒芜。海德格尔的忧虑在于，居于世界大厦中的人早已忘了这幢大厦立于其上的自然大地正遭到根本的破坏。

在《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一文中，海德格尔引用了荷尔德林的诗句：“人，功业卓著，但他却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在阐述这句诗时指出：人居住在其“功业卓著”的世界大厦中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人生产并追求的东西是通过他的努力而应得的，‘但’（荷尔德林以鲜明对照的方式说），这一切都未触及人旅居大地的本质，这一切都还不是人生存的基础。人生存的基础在根本上看是‘诗意的’。现在我们将诗理解为诸神的命名和万物本质的命名。‘诗意地栖居’意味着：与诸神共在，接近万物的本质。”[25]

十分显然，“诗意地栖居”是对立于“技术地栖居”的，这两种栖居的分野在于对“神”和“万物”的态度。在技术性栖居中，神是被嘲弄的，万物是被蔑视和被征服的，在此唯一存在的是由技术所刺激的人的野心或意志。由于神被驱逐，人便可以为所欲为；由于万物被征服，人便可以主宰一切。问题在于：人在根本上能为所欲为吗？回答是否定的。

人的有限性注定了他在根本上是无知而盲目的，他必须虔诚地聆听神性的启示，意识到自身的限度而以神性尺度来度量自身才能避免因自身狂妄而招致的过失。此外，人的肉体性存在注定了他归属于自然大地。从根本上看他必与自然万物共在，自然大地才是他真正的家园。因此，人在本质上不应是自然万物的征服者而是看护者，人在本质上不是生存于世界而是栖居于大地。

“诗意地栖居意味着：与诸神共在，接近万物的本质”，亦即意味着诗之中有一种全然不同于技术的眼光与态度。在《赫贝尔——家之友》这篇文章中，海德格尔说诗人赫贝尔是“自然之家”的朋友，在这个“技术世界”中，他深切地看护着“自然的自然性”，而不至于让“自然”彻底消失在数字的计算和欲望的打量之中。

由此可见，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绝不是一种浪漫诗化栖居，而是一种与技术性栖居艰难抗争的本真栖居。于是，“诗”作为一种本真生存的标志在海德格尔的诗之思中重新恢复了它应有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