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美学思想（第2页）

弗洛伊德认为梦有四种作用方式，即“压缩”（sation）、“移置”（displat）、“表现手段”（meaion）和“二次加工”（sedarytreatment）。所谓压缩，即多种潜在思想被压缩成一种形象。这种混合梦象的形成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显露内容。所谓移置，即把梦的潜在思想的重点或中心移置开来，用不重要的替换重要的。表现手段是将梦的思想用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由于梦所表现的主要是被压抑的性欲，所以梦中的形象多与性有关，如旗杆、手杖、山峰、草帽等象征男性**，而盆、水壶、山谷等一切有凹面的东西都象征着女性**。二次加工就是把梦中乱七八糟的材料加工成近于连贯的情节。

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是很丰富的，如他还分析了梦的工作、梦的材料来源等。弗洛伊德的上述思想是他关于梦的基本思想。

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不仅在心理学和医学领域奠定了他的重要地位，而且在哲学、美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学艺术等方面具有广泛影响。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分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既有其合理的因素，又有其荒谬之处，既有对人类思想的伟大贡献，又有其消极影响。

弗洛伊德对人类思想的伟大贡献及合理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和研究无疑是他对人类思想的一个首要的、最重大的贡献。弗洛伊德的这一贡献改变了完全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动物的传统观念，并且拓宽了心理学研究的空间，打开了对人类自身本性研究的新思路。第二，弗洛伊德试图通过揭示隐藏在人的意识背后的无意识活动，找到使人类摆脱精神困境的途径，这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值得肯定的。应当指出，他对人的本能、无意识活动、性欲等的研究并不是为了倡导纵欲主义，鼓吹性解放，而是为了找到克服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冲突的有效途径。关于这一点，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弗洛姆明确指出：“他的目标在于用理性来控制非理性的、无意识的欲望：在于使人从他的无意识力量中解脱出来。”[4]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弊病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仅仅从生物学意义上去理解人，把人的一切行为的根本动因归结为人的性欲本能。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仅是自然属性的，而且根本上是社会属性的，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而不是由人的生物本能决定的，人的一切行为的根本动因不是人的生物本能，而是人的社会存在。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弗洛伊德本人虽无意提倡非理性主义，并曾希望以理性来指挥人类的心灵，但他的学说本身的确是一种非理性主义，因为他对人的本性作了非理性的解释。至于他的许多假设，如俄狄浦斯情结等往往缺乏科学根据。

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美学上的应用

弗洛伊德主要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然而由于他运用自己的一套理论来解释文艺的心理起源和文艺创作的心理动机等美学、文艺学问题，使他在美学领域也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方某些美学史家甚至认为在当代各种美学理论中都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美学理论的影响。

弗洛伊德一生写了不少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著作，主要有：《释梦》（1900年）（其中有关于《俄狄浦斯王》与《哈姆雷特》的论述）、《戏剧中的精神变态人物》（1905年）、《作家与白日梦》（1908年）、《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1910年）、《米开朗琪罗的摩西》（1914年）、《论幽默》（192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年）、《文明及其不满》（1930年）等。在这些著作中，弗洛伊德把艺术的本质、艺术家的创作动因等一系列文艺问题当作他的精神分析学的操作对象，给予这些问题以精神分析学的解释。

（一）性欲升华说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美学上的应用首要表现在他用“性欲升华”理论来解释艺术的本质和功能。在弗洛伊德看来，性欲是人类一切成就之源泉，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他说：“性的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作出了最大的贡献。”[5]在这里弗洛伊德首先指出了艺术创作的动力源泉——性的冲动。

那么人的性欲冲动是如何转变为艺术家的艺术创作的呢？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学中的“升华作用”（sublimation）作了解释。弗洛伊德认为，升华作用是自我防御机制中的移置作用的最高形式。而艺术作为人类的一项高尚活动，当然是人的性欲的一种转移或升华。弗洛伊德认为，正是这种升华作用，才导致了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理所当然地，也导致了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他说：“我们相信人类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之下，曾经竭力放弃原始冲动的满足，将文化创造起来，而文化之所以不断地创造，也由于历代加入社会生活的各个人，继续地为公共利益而牺牲其本能的享乐。而其所利用的本能冲动，尤以性的本能为最重要。因此，性的精力被升华了，就是说，它舍去性的目标，而转向它种较高尚的社会的目标。”[6]

艺术是人的性欲的升华，是人的性本能的替代对象，然而人们从事艺术活动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缓解得不到满足的愿望，因此艺术又是人摆脱痛苦的一条途径。正是在艺术活动中，那被压抑在无意识领域中的本能获得了释放。由此看来，人的性欲本能既构成了艺术创作的根本动因，又构成了艺术创作的最终目的。

弗洛伊德对艺术本质问题的精神分析学解释不仅表现在他对艺术的一般理论解释上，而且还表现在他对达·芬奇、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伟大艺术家的生平及其作品的解释上。

《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是弗洛伊德运用性欲升华理论分析艺术家生活和作品的一篇重要美学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把达·芬奇成年时期的**特征、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能力与他童年时期的**联系起来，从而证明达·芬奇的童年时期的恋母情结怎样影响和决定了他的一生和艺术创作。

据说达·芬奇是一个美男子，然而他是一个性冷淡者，人们甚至怀疑他从来没有热烈拥抱过女人；他还是一个同性恋者，经常雇佣漂亮的男孩和青年男子作模特儿。另一方面，达·芬奇又是一个具有非凡科学研究能力和艺术天赋的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之一。是什么造就了达·芬奇一生的独特命运呢？弗洛伊德认为，是达·芬奇本人儿童期的性欲生活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弗洛伊德的这一结论主要是通过对达·芬奇关于童年的一段记忆的详尽分析与假设作出的。达·芬奇的这段回忆是这样的：“看来我是注定了与秃鹫有着如此深的关系；因为我想起了一段很久以前的往事，那时我还在摇篮里，一只秃鹫向我飞了下来，它用翘起的尾巴撞开我的嘴，还用它的尾巴一次次地撞我的嘴唇。”[7]

弗洛伊德认为，在这段回忆中，秃鹫的尾巴象征着男性**，因此这是一个被动的同性恋幻想，而这个幻想掩盖的是在母亲怀中吮吸**，或得到哺育的回忆。因为弗洛伊德通过考察，认为秃鹫象征着母亲，因此在这个幻想中他的母亲只不过被秃鹫所代替。秃鹫都是雌性的，这表明他作为一个私生子的事实与他的秃鹫幻想是一致的。弗洛伊德还认为，这种从小没有父亲而过分依恋母亲温情的情况是导致达·芬奇的同性恋的一个原因。当儿童的性欲发展进入潜伏期，孩子对母亲的爱就被压抑了，他把自己放在她的位置上，使自己与母亲同化，以他自己为模特儿，根据他的相似性来选择他的爱的新对象，这样他就成了一个同性恋者，而他只是在无意识中保留着对她母亲的爱。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认为，达·芬奇在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方面的本能正是他童年时期被压抑了的性欲的转移与升华。他说，达·芬奇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本能的强壮和**的不幸，是因为他“成功地把力比多的绝大部分升华为对科学研究的迫切需要”[8]，“像这样过分有力的本能（研究本能）在这个人的童年时代也许就已经活跃起来了，儿童时代的印象助成了这个本能的优势。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假设它从原始性本能的力量中获得了增援，因此它才能在以后替代这个人的**的一部分。例如，一个这样的人会用别人用以对爱情的热烈的献身精神来追求研究事业，他会用科学研究来代替爱”。[9]

弗洛伊德还进一步将达·芬奇的秃鹫幻想用来解释他的艺术创作。弗洛伊德认为这个幻想还包含着第二个记忆，即“我母亲把无数热烈的吻印在我的嘴上”这个记忆。正是达·芬奇童年时代的这个记忆成为他艺术创作的动力源泉。弗洛伊德说：“仁慈的自然施于艺术家能力，使他能通过他创造的作品来表达他最秘密的精神冲动，这些冲动甚至对他本人也是隐藏着的。”[10]达·芬奇一生创作了一系列以微笑的妇女为模特儿的画，这些画中的妇女的微笑都是列奥纳多式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蒙娜·丽莎那迷人而又神秘的微笑。弗洛伊德指出，达·芬奇在五十岁时遇到了一个女人（即蒙娜·丽莎），这个女人的迷人的微笑唤醒了他对他母亲那充满情欲的欢乐和幸福微笑的记忆，那长期处于压抑之中的对母亲的依恋，他童年时代所见到的母亲充满温情的微笑由此而在他的记忆中复活了，因此画中那迷人的微笑实际上是他母亲的微笑，正是这个微笑推动着他进行创作。“从那时起，这个迷人的微笑不断出现在他所有的画中。”[11]通过这些创作，达·芬奇压抑在无意识中的对母亲的依恋得到了满足，他的性欲升华了，他把他对母亲的爱恋表现在他的绘画当中。因此弗洛伊德认为在所有那些描绘女人神秘而迷人的微笑的绘画中，都呈现了达·芬奇孩提时代的愿望。

弗洛伊德通过上述的分析、假设，得出结论说，达·芬奇童年时代的生活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以后的命运，“似乎他所有成就和不幸的秘密都隐藏在童年的秃鹫幻想之中”。[12]

对文学史上三部杰作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卓夫兄弟》所作的精神分析学解释，构成了弗洛伊德性欲升华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弗洛伊德依据他的理论认为，这三部作品都体现了恋母情结（即俄狄浦斯情结），因为它们都表现了同一主题——弑父。

弗洛伊德认为，弑父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一种基本的和原始的罪恶，这个罪恶在这三部作品中都充分展示了出来，如果说，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是这个罪恶的直接表露的话，那么在《哈姆雷特》里它只是得到间接的表现。主人公哈姆雷特并没有弑父。然而是什么东西阻碍着他去完成他父亲的鬼魂吩咐给他的任务呢？弗洛伊德认为，这就是他潜意识中的弑父恋母情结，“哈姆雷特可以做任何事情，就是不能对杀死他父亲、篡夺王位并娶了他母亲的人进行报复，这个人向他展示了他自己童年时代被压抑的愿望的实现。这样，在他心里驱使复仇的敌意，就被自我谴责和良心的顾虑所代替了，它们告诉他，他实在并不比他要惩罚的罪犯好多少”。[13]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卓夫兄弟》中。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德米特里也犯了弑父之罪，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在作品中流露出对罪犯的无限同情，这正是他潜意识中要杀死其父亲的罪恶的折射。

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精神分析学分析艺术作品的最终目的是要揭示“创造性作家的心理冲动的最深层”[14]，即揭示隐藏在艺术家个人生活与创作活动中的最深层最原始的心理冲动，这个冲动显然就是艺术家童年时期产生的恋母情结，因为艺术归根到底不过是艺术家性欲的升华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的这种性欲升华作用，也可以理解为本能获得释放，或者说被抑制的愿望得到缓解和满足。因此在弗洛伊德那里，艺术的功能被理解为愿望的发泄或满足。“这首先体现在创造性艺术家本人身上，继而体现在听众和观众身上……艺术家的第一个目标是使自己自由，并且靠着把他的作品传达给其他一些有着同样被抑制的愿望的人们，他使这些人得到同样的发泄。”[15]由此看来，弗洛伊德认为艺术的性欲升华作用是双重的，对艺术家来说，他通过他的创作使性欲得到升华，对大多数观众来说，他们通过欣赏达到性欲的满足或宣泄。观众不具有艺术家的特殊才能，但他可以通过观赏艺术来实现自己的深层愿望。弗洛伊德举例说，一位现代观众之所以被《俄狄浦斯王》这部悲剧打动，原因在于“在俄狄浦斯王身上，我们童年时代的最初愿望实现了”[16]，通过观赏这部悲剧，深藏在我们无意识中的被压抑着的弑父娶母的欲望被激发释放了出来。

毫无疑问，艺术必须以满足欣赏者的情感宣泄和快乐为目的。弗洛伊德指出：“戏剧的目的在于打开我们感情生活中快乐和享受的源泉……在这一方面，基本因素是通过发泄强烈的感情来摆脱一个人自己的感情的过程；随之而来的享受，一方面与彻底发泄所产生的安慰相和谐，另一方面无疑与伴随而来的性兴奋相对应。”[17]戏剧的这一目的要求戏剧必须是一种“幻想游戏”。这就是说，观众并不需要经历戏剧中的英雄所经历的痛苦和灾难，他可以在幻想中以英雄自居，“放心地享受作‘一个伟大人物’的快乐，毫不犹疑地释放那些被压抑的冲动，纵情向往在宗教、政治、社会和性事件中的自由，在各种辉煌场面中的每一方面发泄强烈的感情”。[18]

综上所述，在弗洛伊德那里，艺术的本质与功能，艺术的欣赏与目的，都是性欲的升华。原欲不仅构成了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最深层动因，而且也构成了它们的最终目的。

（二）作家与白日梦

把作家与白日梦幻者、作品与白日梦联系起来，这是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原理来解释艺术创作问题的另一个必然结果。弗洛伊德说过，梦是愿望的表达，而艺术在他看来也是愿望的表达。梦与艺术的这一共通性说明，艺术必然在某些方面与梦幻类似，作家与梦幻者，甚至与精神病患者有某些类似之处。

弗洛伊德在把作家与白日梦加以联系比较之前，首先把作家的创作活动与儿童的游戏加以比较，认为它们之间有相似之处。弗洛伊德认为，儿童的游戏可以说是人类最初的想象活动，儿童在玩耍时的行为就像一个作家。儿童在玩耍时，以极大的热情，非常严肃认真地创造出一个游戏的世界，并且还相当清楚地把游戏的世界与现实区别开来。作家的艺术创作当然是一种想象活动，像儿童一样，作家创造出一个他十分严肃对待的幻想世界，同时也把它同现实严格区分开来。弗洛伊德指出，作家想象中世界的非真实性对艺术的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许多事情，假如它们是真实的，就不能产生乐趣，在虚构的戏剧中却能够产生乐趣。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本身实际上是令人悲痛的，在一个作家的作品上演时，它们却能变成听众和观众的快感的源泉”。[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