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与原型理论（第1页）

第二节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与“原型”理论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年），瑞士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诞生于瑞士康斯坦斯湖区的小镇基斯威勒。

荣格从小对生物学、动物学及古生物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只是在长大成人之后，他的兴趣才转向医学。他在法国巴塞尔大学学习医学，毕业后在苏黎世大学的精神病治疗中心任医师。1902年他撰写了题为《论神秘现象的心理学及病理学》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05年起，他任心理学讲师，1907年与弗洛伊德结识，成为后者的得意门生，1908年与弗洛伊德共同创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曾担任会长。荣格与弗洛伊德之间的密切关系仅维持了六年，1913年他同弗洛伊德决裂，建立了他的分析心理学。荣格与弗洛伊德的主要思想分歧是在关于“力比多”和“无意识”的见解上。他认为“力比多”的内涵不仅仅是性欲的内驱力，更主要的是一种更为普遍、基本的生命力，无意识也不仅仅包含个体无意识，还包含更为重要的集体无意识，也正是在与弗洛伊德决裂的这一年荣格辞去了大学的讲师职务，潜心于科学研究和著作。

荣格一生曾多次与世界各地的原始民族接触，足迹遍及亚、非、美洲，通过与原始民族的交往，他意欲发现现代西方人与原始民族之间潜意识心灵的异同。此外，他对亚洲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和印度文化深为祟仰，对佛教、老子与孔子的学说颇为着迷。至于对希腊罗马神话、基督教神秘主义、犹太教的神秘哲学、炼丹术等，他更是潜心研究，心领神会。哲学是这位精神病学家的另一个极为感兴趣的领地，历史上的伟大哲人如柏拉图、圣奥古斯丁、尼采等无疑影响了他。所有这些特殊的经历和背景决定了荣格的心理学思想具有浓厚思辨的、神秘的、原始文化和宗教的色彩。

荣格是继弗洛伊德之后在精神分析学领域致力于人类心灵探讨的一个重要心理学家。他把对人类心灵的探索视为他毕生的使命，因为他深深感到现代西方人的心灵处于一种混乱不安的矛盾状态，坚信心灵的探讨必定会成为未来一门重要的科学。在这方面，荣格表现出了对人类心灵状态的高度敏感和关切。

由于在心理学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荣格在国际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许多国家的著名大学都争相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聘请他担任教授或名誉教授，1938年他还被选为英国皇家医学会的名誉会员，1944年被推为瑞士医学学术院的名誉会员。

荣格一生著述近两百种，其中主要有：《精神分析学理论》、《无意识心理学》、《心理类型》、《心理学与宗教》、《分析心理学》、《心理学与文学》、《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等。

一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荣格心理学的理论基石

（一）荣格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两个根本性反拨

在弗洛伊德的所有弟子中，荣格无疑是一个最有才华、最富有思想力量的学生，这也许是荣格与弗洛伊德最终分道扬镳的原因之一。当荣格在谈到他与弗洛伊德分歧的原因时，主要把它归结为个人的历史背景与特殊环境成分的不同，因此每个人实际上都带着自己的主观色彩去建立自己的心理学理论。他说：“凡是由个人单独创造出来的心理学说，必定染有主观的色彩，而弗洛伊德与我也才有差异存在。”[1]

荣格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反拨从根本上看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他反对弗洛伊德把性欲视为唯一的心灵推动力；其二，他反对弗洛伊德把无意识仅仅归结为个人无意识。

在弗洛伊德那里，力比多是无意识中性本能所拥有的能量，是一种性欲内驱力即性力，这种性力构成了人类一切行为与成就的根本推动力。荣格则认为，“性欲只不过是所有生活本能之一”，“用‘性’一词来以偏概全的趋势，这种现象使得一切研究人类心灵的意志都被打消了”。[2]荣格还认为，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弗洛伊德说的性冲动受干扰，而是精神方面的，精神因素是心理疾病的最主要病源。他还说：“过去有人说，驱使力或本能是精神动向的条件，可是从各方面看来，显然是精神作用影响本能，而非本能影响精神啊！”[3]

荣格像

荣格虽然像弗洛伊德一样，承认无意识的存在，但在对无意识的解释上却与弗洛伊德完全不同。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主要来自个人早期生活特别是童年生活中受到压抑的被遗忘了的心理内容，因而无意识具有个人的、后天的特性。荣格则认为，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只是表层的个人的无意识，“这种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的一层，它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地存在的。我把这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换言之，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4]因此在荣格那里，集体无意识是更深层、更本质的东西，它先于个人无意识而存在，是超个人的、普遍的，决定和影响着个人无意识的。

荣格与弗洛伊德根本分歧的深层背景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为许多研究者所忽视的。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包含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的基本假设》一文中了。

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根本分歧，最主要的是由于他们的理论基础不同，或者说是由于他们的哲学观不同。荣格在《分析心理学的基本假设》中认为，19世纪是物质的形而上学取代精神的形而上学的时代，在科学唯物主义的影响下，一切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都受到怀疑，一切事物都来源于物质原因成为一种流行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荣格对在物质的基础上解释一切事物的原则是不满的，因此他也反对把心理学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这就不难解释他为什么要反对弗洛伊德的两个最重要的理论了。因为弗洛伊德从人的生物本能出发，把本能、性力看作是一切精神的终极因的做法，正符合了荣格所说的19世纪的流行思维方式。

荣格显然是倾向于把自己的心理学建立在精神的基础上。他认为精神和物质这两个概念不过是纯粹的象征，它们代表的是某种未知的和尚未加以探测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否存在，能否为人们接受，完全以个人气质和时代精神为转移，因此任何理论在他看来都是一种假设，都有其合理存在的地位。当然他倾向于一种最终建立在自主精神原则基础上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将从精神的角度来研究人的心理过程，进而设想人的心理起源于一种精神原则。如果说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哲学基础是荣格所说的物质的形而上学的话，那么荣格心理学的哲学基础就是一种精神的形而上学，它构成了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因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本质上就是一种超越个人而普遍存在的精神体系，它是一切事物的终极因。

（二）荣格对集体无意识的界定

荣格指出：“我们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是指由各种遗传力量形成的一定的心理倾向”[5]，它是集体的、普遍的、非个人的。如果说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是一些我们曾经意识到，但以后由于遗忘或压抑而从意识中消失了的内容，那么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意识之中，因此也就从未为个人所获得过，它们的存在完全得自于遗传。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是由各种情结构成的，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主要是原型。荣格还认为：“集体无意识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自在的实体；它仅仅是一种潜能，这种潜能以特殊形式的记忆表象，从原始时代一直传递给我们，或者以大脑的解剖学上的结构遗传给我们。没有天赋的观念，但是却有观念的天赋可能性。”[6]

在荣格看来，集体无意识远自洪荒太古时代就产生了，它先于意识而存在，而意识不过是无意识的后裔而已，婴儿一生下来并没有意识，却潜在地具有一整套能够适应环境的心理机制，他的大脑中容纳着所有从祖先遗传下来的生活和行为的模式，这种本能的、无意识的心理机制影响和制约着人的意识生活。

因此在荣格看来，集体无意识并不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永恒存在的客体，它容纳着祖先留下的丰厚财富，掌握着人类一二百万年的经验，超越了一切时间的变化，“它是彻头彻尾的客观性，它与世界一样宽广，它向整个世界开放”[7]，与它相比，意识是渺小的、短暂易逝的、从属的。

（三）原型——集体无意识的内容

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是由原型组成的。原型并不是一个现代术语，荣格认为原型这个词就是柏拉图哲学中的形式，列维—布留尔所用的“集体表象”一词其实指的就是原型。总之在原型这方面进行过研究的人在荣格看来是不少的，因此他认为他的原型观点并不是孤立的和毫无根据的。

在荣格看来，原型是一切心理反应的普遍一致的先验形式，这种先验形式是同一种经验的无数过程的凝缩和结晶，是通过大脑遗传下来的先天的心理模式。

荣格认为，原型总是通过一种形象表现出来，这种形象具有一种超验的形式和不可穷尽的象征意义。

例如在《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一文中，荣格列举了阿利玛原型和智慧老人的原型。在荣格看来，阿利玛原型总是外化为各种形象。阿利玛是自然的原型，在过去时代它是一条挑逗人欲的娃娃鱼，而今天可以被称之为“性幻想”。她是一位优雅女神，一个女妖或一个女魔，她出现在我们面前，像女魔一样坐在我们头上，变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她激起各种迷醉状态。她是一个害人精，在难以数计的变形和伪装中在我们面前走过，以各式各样的诡计捉弄我们，唤起幸福与不幸的幻觉，唤起忧伤和狂喜，唤起爱的迸发，因此阿利玛这个自然的原型总是预先存在于人的情绪、反应、冲动之中。阿利玛对古代的人显形为女神或女巫，对现代的人来说可能会化作一种最隐秘的个人的不幸。因此阿利玛又是“生活本身的原型”。智慧老人被荣格称为“意义的原型”，他就像阿利玛一样，是一个用意义之光穿透生活混乱黑暗的魔鬼，他是灵魂之父、启蒙者、导师，是一个精神仪式，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与歌德的浮士德实际上就是这智慧老人原型的化身和体现。

在阿利玛和智慧老人这两种原型中还体现出一种对立面相互依存的倾向，如阿利玛兼有女神与巫婆的两面，智慧老人既表现为人类的守护神和启蒙者，又表现为邪恶的魔鬼。荣格认为这种对立面的依存倾向本来就是无意识的一大显著特征。

荣格还指出，像阿利玛和智慧老人这类原型可以在人格化的形式中被直接地体验到，在这种直接经验过程中，原型表现为梦中和幻想中的积极人格，同时这一过程本身还包含了另一类原型，即“转换的原型”。转换的原型不是人格，而是典型的情景、地点、方式方法。像人格一样，这些原型是真正的象征，充满着含糊暧昧的、半露半隐的意义，因而无论用符号还是用比喻都不能把它们完全译解出来。原型的象征性决定了原型的多义性。

转换的原型既然是一种典型的情景所决定的，那么“生活中有多少典型环境，就有多少个原型……当符合某种特定原型的情景出现时，两个原型就复活过来，产生出一种强制性，并像一种本能驱力一样，与一切理性和意志相对抗，或者制造出一种病理性的冲突，也就是说，制造出一种神经病”。[8]由此荣格提出了与弗洛伊德相反的理论，即神经病的病源不仅仅在于个人的经历，更主要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原型这一集体无意识的力量在起作用。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荣格对弗洛伊德在达·芬奇的名画《圣安娜与圣母子》上的解释所作的批评。荣格认为这幅画并不是达·芬奇自己的个性的历史表现，而是双重母亲的神话母题的表现，如果把这一例子移至神经病领域的话，那么可以说，达·芬奇的神经病的原因在于双重母亲原型的复活，而与他是否有两个母亲毫无关系。因为许多画家都表现了与达·芬奇同样的题材，而他们并不都有两个母亲，因此荣格认为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影响和决定着每个人的生活。实际上“我们的想象、知觉和思维都被一些先天的、普遍存在的形式因素所影响”。[9]

原型同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荣格认为神话是原型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表达方式。换句话说，原型实际上主要是以神话的方式显现其存在的。荣格指出，神话是揭示灵魂现象的最早的和最突出的心理现象，原始人的无意识心理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渴望，要把所有外界感觉经验同化为内在的心理事件，所有神话化的自然过程都不是客观现象的寓言，而是内在的无意识心理的戏剧的象征性表现，因此全部的神话形象只是无意识心理过程的产物。反过来说，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形象。荣格说：“原始意象或者原型是一种形象（无论这形象是魔鬼，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过程），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形象。”[10]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以及在其他许多地方荣格常常将原型和原始意象相提并论。从荣格对它们包含的意思的阐述看，原型和原始意象在荣格那里实际上是一个概念，因为它们都为人类祖先的无数类型的经验提供形式，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它们也都植根于无意识深处。荣格有时还将原型、原型意象、原始意象并用，都将它们看作属于集体无意识领域的东西。

二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在美学上的应用

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在美学上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他对文学艺术及审美态度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论述中。如果说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假设往往同他对神话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与神话有着发生学关系的文学艺术也必然成为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所要阐发的重要对象。因为文学艺术同神话一样，也是一种创造性幻想，也是集体无意识的典型体现。荣格运用集体无意识理论来阐发文学艺术及审美问题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