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卡贝的伊加利亚共和国（第1页）

第二节卡贝的“伊加利亚共和国”

一、卡贝的生平及其《伊加利亚旅行记》

埃蒂耶纳·卡贝（étie，1788—1856），是法国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著名哲学家、社会改革家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

1788年1月1日，卡贝出生于法国金丘的第戎市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小时候受过良好教育，并在父亲的木工作坊帮工。青年时期做过教师，后进入大学深造，先学习医学，后改攻法律。18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担任律师，开始从事政治活动。

19世纪20年代初，卡贝加入了旨在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的密谋组织烧炭党，是该组织的左翼即共和派成员之一。他积极参加了1830年的七月革命，一度对七月王朝寄予厚望，幻想法国走上民主道路。不久，便因为七月王朝残酷镇压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而大失所望。因为对七月王朝流露出不满情绪，卡贝被从巴黎调往科西嘉任检察官。

1831年卡贝当选下院议员，重返巴黎，并与邦纳罗蒂等人有所来往。他站在民主主义立场抨击政府，指责七月王朝背叛革命，并因此而屡遭控告。1833年，卡贝又创办《人民报》，以此为阵地传播激进民主思想，猛烈抨击政府。为此，他于1834年受到审讯，1835年被判处两年徒刑。他设法逃离法国，在英国过了五年的流亡生活。

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让卡贝认识到，科学和工业上的各种重大发明并不仅仅引起科学和工业的革命，而且也会导致政治革命。在他看来，世界的工业生产能力不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庞大，而且其发展规模已经到了足以实现平等的丰足和平等的幸福的地步。在英国期间，他先后编写了《世界通史》《法国通史》《英国通史》，并从中了解到旧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种种弊端。他系统研究了莫尔、闵采尔、康帕内拉、马布利、摩莱里、巴贝夫、邦纳罗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爱尔维修、西耶士、罗伯斯庇尔等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和革命家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在兼收并蓄各家学说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卡贝深受莫尔和欧文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写道，《乌托邦》的基本思想“深深地触动了我，以致每当我合起书来，总是不得不认真地思索一下共产制度的问题”[23]。他把莫尔在《乌托邦》中提出的基本原则称为“人类智慧最伟大的进步”，又对欧文“采纳共产主义的劳动、享受和教育制度”赞赏有加，并称欧文是最高尚的人。

1838年，卡贝完成了富于哲理性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标志着他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

1839年，卡贝回到法国，正赶上布朗基等人领导的四季社五月巴黎起义。起义失败后，密谋组织发生分裂。卡贝逐渐认识到密谋活动往往缺乏耐心和组织涣散，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于是他便放弃了密谋活动，开始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宣传。

1840年，《伊加利亚旅行记》出版，书名为《威廉·加利斯达尔爵士在伊加利亚旅行奇遇》，1842年再版时改名为《伊加利亚旅行记：哲学和社会小说》，简称《伊加利亚旅行记》。小说共分三卷，第一卷以活泼生动的笔调描述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伊加利亚共产制度；第二卷则从理论上和从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论证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第三卷主要是对共产主义的简要理论概括。《伊加利亚旅行记》采用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博得了贫苦大众的欢迎。他们把它当作新的福音书。卡贝也因此声名大噪，他和他的拥护者被称为伊加利亚共产主义者，他本人也被追随者们尊为“慈父”。

1841年，卡贝的《人民报》复刊，为区别于1833年的《人民报》，取名为《1841年人民报》。该报是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者的机关报。该报当时影响较大，到1846年，订户一度达到4000人之众。

在19世纪40年代初，在《伊加利亚旅行记》和《人民报》的影响下，法国掀起了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伊加利亚运动，信仰卡贝学说的人达到近50万人。里昂、卢昂、马赛、图卢兹、格勒诺布尔、圣太因等许多工业城市都成立了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团体，其成员主要是手工业者和无产者。卡贝在各省拥有350名通信员和宣传员，他还同马德里、马塞罗纳、加泰尼亚、瑞士、伦敦等地有通信联系。

当局把伊加利亚运动视为对现有制度的威胁，采取种种手段进行打击和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卡贝认为在法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因而放弃了他原来反对搞共产主义典型试验的观点，提出到美洲去组织共产主义公社。1847年5月，卡贝印发了《到伊加利亚去》的传单，描绘了“伊加利亚”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未来图景。同年9月，卡贝前往伦敦拜会罗伯特·欧文，商量选择移民地点等相关事宜。

这时，法国正在酝酿推翻七月王朝的革命，卡贝的移民主张遭到一些共产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只招收了二三百名信徒。这批人于1848年一月底作为伊加利亚共产主义者的先遣队前往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卡贝本人则留在了巴黎。

二月革命爆发后，卡贝领导成立了中央兄弟会，号召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公开站到了布朗基领导的中央共和社的对立面。

1849年，卡贝亲自率领第二批伊加利亚主义者到美国伊利诺依州建立了一个不足1500人的伊加利亚公社。该公社自1848年存在到1856年，由于矛盾和纠纷而宣告瓦解。对于这一实验，恩格斯曾经说过，法国“唯一有关共产主义的实验，就是卡贝的乌托邦的实验；这种实验的结果就是在美洲大陆建立了一个模范移民区，也就是说，从法国逃跑出来，然后在美国吵吵闹闹和陷于破产”[24]。

1856年11月9日，卡贝病逝。

二、卡贝对“旧的社会制度”的批判

卡贝以是否平等为标准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社会形式：一种是不平等的制度或私有制，一种是平等的制度或公有制。卡贝这里所说的不平等的制度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制度，他把它们通称为“旧的社会制度”。公有制为基础的平等制度则是他希望建立的新制度。

卡贝认为，旧的社会制度下，一切国家的历史，都不外是纠纷与混乱、弊端与罪恶、战争与动乱、镇压与屠杀、灾害与苦难的历史。建立在罪恶、暴力、征服和压迫基础之上的旧的社会制度主要存在着三大根本性弊病。

旧的社会制度的第一个根本性弊病就是财富与福利的不平等。卡贝指出，不平等制度乃是人们划分为贫穷与富裕的根源，是包括来自贫富两方面的各种弊害的根源，是贪欲与野心、嫉妒与仇恨以及各种纠纷与战争的根源；一句话，不平等制度是任何个人和民族所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根源。财富占有的不平等造成了贫与富的严重对立。富人几乎占有一切，游手好闲、不事生息，暴殄天物，或者把用以供养人类的土地产品拿去喂养犬马，以助声色之乐，或者划出大片园圃、牧地、田野、沼泽，留作驰骋狩猎、远足游乐之所。他们终日追逐奢华，挥金如土，耽于赌博，醉心酒色，骄奢**逸，腐化堕落。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劳动者受着残酷虐待，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他们虽然像“役畜和机器”一样不停地从事污秽、劳累、枯燥、有损健康甚至危害生命的劳动，所得工资却寥寥无几，他们营养不足，衣衫褴褛，住房拥挤破敝，还要为来日担忧。那些工作无着的人处境更为悲惨，他们甚至还不如森林里自由自在的野人幸福。财富与福利的不平等是旧的社会制度的基础。这种不平等把社会分为两个对立的部分，即穷人和富人、幸福者与苦难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并使他们彼此敌视和仇恨，不断进行战争。

旧的社会制度的第二个弊病是私有权。所谓私有权，就是使用和处置自然界所创造的财富的权利。按照卡贝的解释，私有制是贵族们侵占和盗窃的结果，他们一开始就攫取和瓜分了全部土地和全部动产，然后通过法律的形式，宣布自己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以，所谓私有权的实质就是使贵族阶层永远保有自己的全部财产，永远使人民处于贫困状态。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全体人民虽然去掉了奴隶的名称，但他们取得的只是名义上的解放。他们只获得局部的、不完全的自由，只享有对某些物品的民事自由，而完全没有任何政治自由。也就是说，名曰自由的人民，实际上仍是奴隶。

旧社会制度的第三个根本性弊病是货币。卡贝指出，货币的产生为贵族们提供了一种积累和扩大财富的手段。它使贵族们可以把难以大量堆积和长期保存的土地产品换成金银货币，积攒起来，从而不断增加自己的财富”。于是，货币就代表了一切，成为至高无上的东西，它驱使人们不择手段地把它作为“首屈一指的目标”进行追逐。从而加深了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

卡贝认为，财富与福利的不平等、私有权、货币，这三个旧制度的根本性弊病既相互联系又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财富的不平等派生出其他一切弊病，而财富的不平等又是由私有权产生的，货币则进一步扩大了财富的不平等。在他看来，货币、财富的不平等和私有权是一切弊害和罪恶的根源。

卡贝在分析了旧社会制度的三大弊病之后，详细描绘了这些弊病所带来的严重社会恶果。首先是造成了名目繁多的盗窃、种类纷杂的盗贼和各种各样的残暴罪行。整个社会犹如一片禽兽出没、盗匪横行的丛林。其次是让整个社会纠纷丛生、诉讼不断。财富的不平等和私有财产使邻里之间、店主与顾客之间、继承人之间发生无数纠纷，引起成千上万的诉讼，整个社会乌烟瘴气。最后是对整个社会的舆论、风俗、习惯以及文化娱乐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色情图片、**小说毒害着人们的灵魂，助长了社会的混乱，赌博和决斗让人们习惯于搜刮和盘剥，习惯于把被夺走财产的对手的痛苦当成自己的快乐，甚至习惯于为图谋少许财产而残害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此等等。

卡贝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由于采用机器生产，由于从事经营和选择职业都是完全“自由”的，整个社会漫无秩序，到处是一团混乱。有的产品不足，有的产品过剩；有的行业人手过多，有的行业人手太少。这一切都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损失，引起大批企业的破产和倒闭，造成了工商业危机，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机器的发明本来是好事，但在雇佣制度下，机器的使用只是替少数人创造了巨额财富，却给其余的千百万人带来了更大的苦难。后者由于绝望，便破坏机器，焚烧厂房，杀死企业主，结果又招致政府对他们的血腥镇压。

卡贝在揭露旧制度的三大弊病的同时，还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他指出，旧的政治制度和它造成的灾难，都来自那三个最基本的弊病，是它们的必然结果。贵族出于维护自己的财富与地位的需要，把一切权力都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里，包括立法权和行政权。旧政治制度的主要弊病就在于法律是由贵族或者富人制定的。富人貌似全社会的代言人，单独制定宪法，规定政治制度或社会结构，以法律的身份来决定一切，这就预示了一切事情的安排都将有利于巩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与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