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让梅叶的教区公社联盟（第1页）

第二节让·梅叶的“教区公社联盟”

一、让·梅叶生平简介

让·梅叶（JeanMeslierMellier，1664—1729），18世纪初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也是18世纪法国第一位战斗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思想家。

1664年6月15日，让·梅叶出生于法国东北部香槟省（e）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为了让儿子改变庄户人的命运，出人头地，梅叶的父母决定让他去做乡村神甫。1678年，14岁的让·梅叶被送到教区神甫那里接受初级教育，学习拉丁文。在学习读写和基本课程时，梅叶显示出独特的天赋和爱好。年龄稍长，父母经过反复权衡，又把他送到了兰斯的神学院（séminairedeReims）深造。

在兰斯神学院期间，梅叶既熟读了宗教典籍，也钻研了许多古代和近代思想家的著作。他按部就班地逐级提升，21岁时是教堂辅理员，22岁做了诵经士，23岁担任了教堂助祭。1689年初，24岁的梅叶被委任负责埃特列平（étrépigny）低级教区的事务，包括照应附近的巴列夫村的教徒。埃特列平是一个远离省城，只有150来户居民的小村庄，距离梅叶老家马泽尔尼村不过十多公里路程。直到1729年去世，梅叶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这里担任乡村神甫。

梅叶生活的年代，正是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执政时期（1643—1715）和路易十五（1715—1774在位）执政初期。这个时期，法国封建制度已发展到顶峰。当时的法国农民既要向领主交纳苛重的地租，又要向教会和国家缴付名目繁多的捐税，此外还要承担各种封建义务。世俗的和宗教的压迫和剥削使农民苦不堪言，农村经济也呈现一派衰落景象。梅叶所在的香槟省直到法国大革命前还保留着农奴制和徭役制，这里的农村生活更为艰窘。而梅叶所生活的地方更是沟壑纵横、杂树丛生的山谷地带，属于香槟省最贫瘠的地区。“梅叶”这个姓氏，就是取自当地树农嫁接出来的一种叫洋山楂的果树的俗称，这种树结的果实又酸又涩。处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的梅叶，对于农民的苦难以及农村的社会矛盾有着亲身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他同情广大农民的遭遇，痛恨专制制度以及为其辩护的宗教神学，在农民与地主的冲突中公开站在农民一边，抨击地主的特权，谴责其恶行。

从1711年起，梅叶同当地封建主发生了直接冲突。他多次在布道的讲坛上维护教民的利益，无情地揭露和严词痛斥领主对农民的残忍和不公正行为。不仅如此，他还把批判矛头直接对准整个贵族阶层。1716年，梅叶受到大主教的传讯，要他在封建领主面前解释自己的行为。梅叶不仅没有丝毫忏悔之意，反而宣读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揭露贵族罪恶的证词。为此，他被罚在兰斯神学院禁闭一个月。然而，梅叶并没有屈服。在回到自己教区的第一个礼拜日的讲坛上，他就当着当地领主的面，请求上帝能够让这位领主回心转意，“不再虐待农民，不再掠夺孤儿”[31]。

为了“打开穷人的眼界，向他们说明全部真理”，以便“把人民从迷误之下解放出来，唤醒人民仇视和蔑视世上豪强的暴力，唤醒人民摆脱暴君所强加的不堪忍受的枷锁”[32]，梅叶在晚年开始著书立说。长期的艰苦创作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最终双目失明。在即将完全丧失视力的时候，梅叶心情极为痛苦，认为“丧失视力比丧失生命要不幸得多”[33]。失明之后，梅叶变得非常厌世。为了加速自己的死亡，他拒绝进食，甚至连一杯葡萄酒也不愿喝。1729年6月17日，梅叶离开了人世，留给后人的是三厚册《遗书》手稿。

《遗书》手稿全文共366页，分订三册，都是梅叶亲笔所书。三册遗书共分99节：第一节序言，说明该书的宗旨。第2—42节和60—97节批判宗教，特别是基督教，阐明作者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观点。第43—59节批判现实制度，描绘未来理想社会蓝图。第98节是全书结论。第99节是告读者。

在梅叶死后的第二年即1730年，《遗书》的手抄本问世，开始在法国各处流传，以每册240法郎的价格秘密出售。手抄本主要是在自由知识分子中间秘密流传。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该书对自由思想家有很大帮助，这种罕见的著作应当让一切正直的人们人手一册，但他只是摘编了梅叶批判基督教的部分，以《梅叶号召教区人民反对腐朽透顶集团的呼吁书》之名于1762年在日内瓦出版。伏尔泰的摘编本曾多次重版。1772年，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又先后出版了唯物主义思想家霍尔巴赫的摘编本《梅叶神甫的健全的思想》，霍尔巴赫更看重梅叶的无神论观点。霍尔巴赫的摘编本重印十余次。1790年，后来成为巴贝夫亲密战友并参加起草《平等派宣言》的马雷沙尔·比尔·西尔文又出版了《神甫梅叶的教义问答》，根据《遗书》说明了梅叶的思想。不过，这本书既不是《遗书》的摘编，也不是改写。1864年，《遗书》全文根据手抄本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此后，《遗书》陆续被翻译成其他各种文字出版。

二、笃信无神论的神甫

作为一位乡村神甫，梅叶同教区农民平安地生活在一起，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除了那次同当地封建主的公开冲突之外，他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离经叛道的言行。他的尽职尽责甚至还曾受到过视察埃特列平教区的兰斯大主教的称道。但是，梅叶对宗教的虚伪性及其虚构的神秘性，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而且从来也没有喜欢过，他在乡村教区的传教行为，不过是恪尽职守，为了执行自己所担任的教区神甫的职责而已。

那么，为什么梅叶不在生前公开阐述自己的立场，而是在死后才以《遗书》的形式亮明观点呢？他自己给出的解释是，“在我年青的时代，人们劝我接受圣职。我的父母很愿意看到我有这个身份。他们认为这个身份比一般人的境遇要安静些、太平些、受人尊重些。为了不使父母难过，我担任了这个职务”[34]。梅叶认为，他从未曾违背过自己的信念和良心，从不轻信，更不肯迷信，也从来不认为宗教的狂妄有任何意义。但是，“我不能在生时把我对于管理人们的制度和方法，对于他们的宗教和习俗的想法公开地说出来，这可能带来非常危险而悲惨的后果”[35]。“我不愿意生时受到神甫们的怨恨和暴君的残酷惩罚，在他们看来，对于我这样的大胆妄为用任何严厉的惩罚都不为过的。”[36]“因此，我决定在自己死后把这些告诉你们。”[37]即便如此，梅叶也预料到，“这部书，在它公开以后一定会引起教士们和暴君们对我的愤怒和咆哮，他们在我死后一定会为这本书而对我大肆侮辱和污蔑以至不顾体面地放肆咒骂我”[38]。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遗书》全本是在梅叶诞生200周年和去世135周年时才得以正式出版的。

梅叶虽身处偏远的乡村，但从《遗书》所征引的材料看，他熟知古希腊的原子论哲学，深谙《圣经》经文，通晓当时的神学和哲学，对笛卡尔、蒙田、马勒伯朗士都不陌生。他从前人与同时代人的著作和思想中吸取营养，结合自身经历与感悟，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

同莫尔、闵采尔、康帕内拉、温斯坦莱等人都不同，梅叶是彻底否定宗教的。他认为，上帝是万物创造者之说同上帝的存在一样都是非常荒诞的。他继承并发挥了古希腊原子论哲学的观点，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而人的灵魂和精神则是物质的派生物。他不同意笛卡尔的二元论观点，认为不存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对立的实体。他非常形象地说：“砍掉我们的头，挖去我们的脑，我们还能思考什么呢？还能认识什么呢？什么也不能了。”[39]

梅叶既然否定上帝的存在，当然更不会认同所谓上帝的“第一次推动”之说。他认为，物质本身是整个的存在物，它只能由本身取得自己的存在和运动，因此，“无需在它之外去寻求它存在和运动的原理”[40]。

在认识论上，梅叶坚持认识来源于感官对客观世界的感觉，认为人们确实可以设想、猜想、推断许多事物，对许多事物有着概念，在自己身上有着善恶感，但人们是用头脑去思维、猜想和推断的，是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鼻子闻、用舌头尝、用手触摸、用身体各部分来感触的，也就是说，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人的感觉是第二性的。

在社会历史观上，梅叶接受了17世纪以来流行的自然法学说，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并曾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中和睦相处。然而，人的贪欲引起暴力，暴力则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状态和私有制，而社会的不平等和私有制的出现反过来又进一步助长了人的贪欲和横暴。因此，社会的不平等状态和私有制都是违反自然法和人的自然本性的。

梅叶身为神甫，却是一位彻底的无神论者和坚定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这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算得上第一人。

三、批判宗教和现存社会制度

梅叶从无神论立场出发，在《遗书》中用近80%的篇幅对宗教神学，特别是基督教神学进行了全面批判。

梅叶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是神创的，无论是多神教所崇拜的偶像还是基督教所崇拜的偶像，都是人造的。被叫作上帝的那个东西完全是出于幻想，所谓先知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与其说摩西是一个真正的先知，毋宁有更多的理由说他是一个出色的强盗和卑鄙的骗子手”[41]。《圣经》的记载也是破绽百出，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它所记述的一切所谓神迹都不过是虚构的。

梅叶把宗教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源归之于欺骗和愚昧。在他看来，所有的宗教起初都是“由狡猾而巧妙的权术捏造出来，继而由骗子手、无赖汉加以复述，后来是由人民中间一些愚昧无知的人盲目地加以相信，最后是由国王和有势力的人用权力加以支持。国王和有势力的人纵容欺骗、谬误、迷信及无赖行为，用自己的法律来加强它们，以期用这种手段箝制群众，强迫群众受自己支配”[42]。因此，只要理性的光芒冲破宗教谎言的罗网，人们就会抛弃宗教。

梅叶指出，基督教宣扬安于忍受现实世界的苦难和不幸，以求得虚幻的所谓天国报偿的道德标准是非常荒谬和愚蠢的。一方面，人们应该适度地、快乐地享受现实生活中的福利和自己的劳动果实，这是人性使然；要求人们安于苦难，把幸福寄望于虚幻的天国，是毁灭人的本性的行为。另一方面，自然权利、健全理性和天赋正义都要求对恶行加以回击，在受到不正义的攻击时要自卫，人的身体、生命和财产权利受到侵犯时要坚决捍卫，《圣经》中耶稣所谓要爱自己的敌人、要忍受恶人的欺侮等训示都是有违自然法则的。

梅叶认为，宗教迷信行为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来自内心的信念和内心的赞同，宗教迷信则是向我们施加恐吓，强迫我们承认自己无知并接受我们不能反驳的一切。虽然这种盲目的、被迫的和强制的信仰只是自欺和欺人，但是，在现实中，这种迷信却能够激起人们最残忍和不人道的感情，煽动人们在荒唐、虚伪和不幸的宗教幌子下做出任何事情来，甚至做出最可耻和最可怕的事情来，而他们这样做时却以为是在做着最庄严、最有德行的事情。梅叶呼吁人们从蒙昧中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祛除盲目信仰的根源。

梅叶无情揭露并深刻批判了宗教与世俗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作为一种反自然的世界观，宗教是统治者用来钳制人们思想，迫使人民就范的工具。宗教势力与世俗统治者就像两个小偷一样，互相支持，互相庇护：宗教庇护暴政，支持最坏的政府；政府庇护宗教，支持最荒谬、愚蠢的教会。神甫恐吓教众，要他们服从长官、公爵和国王，声称服从他们就是服从上帝授予的权力；王权则竭力提高神甫的威望，给予优厚的薪俸，强迫人民承认教会的神圣性。对于宗教与政府之间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关系，他充满义愤地表示：“世上穷人受各种迷信及偶像崇拜欺骗的时间已经够久了，富人和强者掠夺和压迫穷人的时间也已经够长了。该是打开穷人的眼界，向他们说明全部真理的时候了。”[43]他呼吁他们勇敢地“拿神甫的肠子做成绞索，用这种绞索把世界上一切强暴者和高贵的老爷们吊起来，绞死他们！”[44]

在批判宗教神学的同时，梅叶在《遗书》中也对法国现实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列举了法国社会中存在的六种祸害：令人痛恨的不平等现象、只会掠夺和压迫别人的寄生虫的存在、土地和财富的私有制、不同家族间的不平等现象、不能解除的婚姻以及国王的残暴统治。概而言之，梅叶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