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第1页）

第三节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

一、托马斯·康帕内拉生平简介

托马斯·康帕内拉（Tommasella，1568—163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人文主义学者、坚强的爱国斗士，也是与托马斯·莫尔和托马斯·闵采尔齐名的早期乌托邦主义者。

康帕内拉生活的时代，意大利适逢多事之秋，可谓内忧纷扰，外患频仍，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意大利本来早在14—15世纪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资本主义城邦已稀疏可见，著名的佛罗伦萨当时大约有200家生产呢绒的手工工场，年产呢绒达八万匹。可惜这种繁荣局面并未能持续下去，到16—17世纪时，意大利城乡经济已陷入衰敝陵夷的境地。这主要由国际国内两方面原因所致。在国际方面，意大利自15世纪末即成了西班牙和法国争夺的对象，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几乎把意大利变成了一片焦土。1559年，西班牙大败法国，意大利大部分领土被西班牙殖民者所占领。同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主要商路从地中海沿岸逐渐转向大西洋沿岸，意大利各城市的贸易垄断地位也逐渐丧失。国内方面，由于各城市共和国、公国、侯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彼此混战不已，加上宗教统治者特别是罗马教廷的巧取豪夺，广大人民群众苦不堪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僧俗矛盾相互交织，不断激起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时，作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潮弥漫，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批判意识和独立精神的著名思想家和艺术家，他们主张恢复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和艺术，批判中世纪的专制、腐败与神学的愚昧和宗教禁欲主义，倡导民族统一，呼唤宗教改革，渴望个性解放。康帕内拉就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

托马斯·康帕内拉于1568年9月5日出生于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省斯提罗一个贫苦的鞋匠家庭。由于家庭生活贫苦，康帕内拉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童年时只是跟随一名多米尼克派教士读了点儿书。但他自幼聪慧，13岁时已能写诗创作。1582年，14岁的康帕内拉进入修道院做修士。在修道院里，他刻苦攻读，博览群书，精心研究大阿尔伯特、阿奎那和经院哲学家注释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并对同时代唯物主义哲学家贝尔那狄诺·特列佐（BernadinoTelesio）的观点情有独钟。特列佐认为，认识自然的基础应该是根据外界对感官影响的结果所获得的经验，经验才是真理的标准。在同圣方济各派教士之间进行的一场教义辩论中，康帕内拉借用特列佐的观点，旁征博引，坚决反对把亚里士多德等权威的言论作为论据，把教父著作当成真理标准。这时的康帕内拉尚不满17岁。

这次辩论后不久，康帕内拉被调往尼加斯特罗修道院。在那里，他大量阅读了柏拉图、老普林尼、斯多葛派和德谟克利特派的著作，并更加系统地专心钻研了特列佐的著作。在特列佐思想的影响下，康帕内拉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逐渐形成了基本上属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起而批判经院哲学，自觉为特列佐辩护。康帕内拉精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著作，对其财产公有、平均分配生活用品及儿童的社会抚养和教育思想深表认同，但对其等级制思想则持保留态度。后来，康帕内拉又认真研究了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对其抨击私有制、倡导公有制的主张大为欣赏。同时，原始基督教以及再洗礼派等异端思想也给康帕内拉提供了思想营养。

康帕内拉思想和言论的异端化倾向引起了宗教当局的关注。1591年，康帕内拉被宗教裁判所逮捕，并囚禁了一年多。后被押送到罗马的宗教法庭受审，由于证据不足而获释，罗马教廷限令其返回故乡的修道院。这是他第一次坐牢。

康帕内拉获释后不顾罗马教廷的限令，先后到佛罗伦萨、威尼斯、波伦亚、帕多瓦等地游历，其间深受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而西班牙占领者的残暴、广大底层人民的悲惨处境则激发了他反抗压迫和侵略，拯救人民于水火的斗志。康帕内拉居住在帕多瓦的贫民区做家庭教师。但他不顾生活的艰难，仍积极从事研究和写作，先后撰写了《论基督教的君主国》《论教会执政》等著作。

1593年，因被人密告有反教会言论，康帕内拉在帕多瓦再度被宗教裁判所逮捕，不久被解往罗马，受尽酷刑。但他始终不认罪。1595年被放逐到圣萨宾纳修道院。1596年12月被判为严重异教嫌疑分子开除教籍。出狱不久，又被人指控有异端思想，1597年3月再遭宗教裁判所逮捕，囚禁了10个月。1597年12月重新获释，被勒令返回故乡。这时，刚刚三十岁出头的康帕内拉，坐牢的时间已达五六年。

回到故乡后，康帕内拉利用讲道的机会，向群众宣传武装反抗西班牙统治、统一意大利，建立平等自由共和国的思想。他声称，根据自己研究的占星术推论，“黄金时代”将在1600年左右到来。为此，他积极筹备和策划武装起义，试图发动当地僧侣和贵族，推翻西班牙的统治。起义原定于1599年9月10日开始，但由于叛徒告密，9月6日，计划流产，许多参加筹划起义者遭到屠杀和监禁。康帕内拉本人也在逃往西西里岛的途中被西班牙当局逮捕下狱，并被判处无期徒刑，开始了长达27年的铁窗生涯。康帕内拉拒不屈服，在狱中受尽了折磨，有时刑讯长达数十小时之久。

在狱中，康帕内拉冒着极大的风险，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以超人的毅力，完成了大量的哲学和政治著作，如《太阳城》《论最好的国家》《被围攻的无神论》《为伽利略辩护》等。

1626年6月，康帕内拉从那不勒斯转移到罗马关押。由于教皇乌尔班八世本人喜欢占星术，并对深谙占星术的康帕内拉极为赏识，康帕内拉遂于1628年7月获释出狱，并且当上了乌尔班八世的占星术顾问。康帕内拉一生在狱中度过了三十多年，坐过五十多所牢房，受过七次酷刑。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出狱后仍坚持从事进步的政治活动。

1632年，当罗马的宗教裁判所第二次审判伽利略时，他再次坚定地站在伽利略一边，并写信提醒伽利略不要低估审判者的无知和暴力。1634年，康帕内拉当年的追随者试图在卡拉布里亚再次发动武装起义，西班牙占领当局决定抓捕康帕内拉。在法国驻罗马公使的帮助下，康帕内拉化名逃往法国，得到西班牙世仇法国政府的热情接待，并被法王路易十三和权臣黎塞留视为占星术顾问。定居巴黎后，康帕内拉一方面从事著述活动，并全力整理和出版自己的著作，另一方面积极从事政治活动，试图推动法国政府帮助意大利从西班牙占领下解放出来。1639年5月21日，体弱多病的康帕内拉于巴黎市郊圣奥诺雷的一家修道院去世，终年71岁。

二、潜心构筑“太阳城”

康帕内拉曾把自己比作盗走神火的普罗米修斯，把囚禁他的监狱视为高加索山。在一首诗中，康帕内拉曾想象自己从太阳中盗来烈火，用它烧掉人世间的一切罪恶。长期的铁窗生涯，使得康帕内拉对自由与光明的体悟尤其深刻。他从黑暗的囚室中偶尔渗进的一缕阳光中得到启示，认为只有太阳才是自然界一切生命的源泉，才是人类理想的象征。他热爱光明，追求理想，十分渴望能够给黑暗笼罩下的意大利带来光明，加上柏拉图的理想国与莫尔的乌托邦的启示，康帕内拉的政治理想在狱中逐渐酝酿成熟，并最终命名为“太阳城”。

康帕内拉原本打算在自己重获自由之后再去认真描绘自己的理想社会。但是，起义失败后锒铛入狱的康帕内拉受尽了酷刑，整个身体几乎残废，生命几度垂危。为防不测，他决定在死神降临之前把自己精心构画的“太阳城”留给后人。于是，从1601年下半年开始撰写《太阳城》。残废的手和浑身的伤痛，使得他每写一个字母都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同时还要时刻提防狱卒的搜查。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康帕内拉花了半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太阳城》的写作。《太阳城》的手稿被人秘密带出狱外，在各地广为流传，博得众多赞誉。1613年，德国学者托维·阿达米来到意大利，在狱中拜会了康帕内拉，并把包括《太阳城》在内的手稿带到德国广为散布。1614年，康帕内拉又亲自把手稿译成拉丁文。1623年，《太阳城》首先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正式出版。

《太阳城》手稿流出狱外之后，也招致了一些人的非议和攻击。为了捍卫《太阳城》所阐述的思想，康帕内拉又于1609年撰写了《论最好的国家》，逐一驳斥对《太阳城》的种种非议，论证并进一步发展了《太阳城》的若干论点。《论最好的国家》可以被看作《太阳城》的续篇。

《太阳城》是继《乌托邦》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乌托邦主义文献，它同《乌托邦》宛如姊妹篇，也是用对话体裁写成的文学游记。它通过一个热那亚航海家与一位朝圣香客招待所管理员的谈话，描绘了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新型理想社会“太阳城”。

据那位航海家讲，他在环球航行时，曾被迫登上太平洋上位于赤道附近的一个海岛。在这个平原广阔的海岛上，有四个城市国家，其中三个是依照欧洲的生活方式建立起来的，而另外的一个采取的则是根本不同于当时意大利和欧洲各国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这个国家便是“太阳城”。太阳城大部分位于广阔平原中一座高高的小山上，全城筑有七道组成同心圆的坚固城墙。这七道城墙把太阳城分成七个广阔地带，即七个同心圆城区，并以七大行星的名字命名。从一个城区到另一个城区，需要通过四条石块铺成的街道，还要穿过各区东南西北所开的四座城门。这样建城的目的是防止外敌的入侵。因为如果第一个城区被攻占，敌人必须用更多的兵力才能攻占第二个城区，攻占第三个时又需要加倍的兵力。这样，如果敌人想要攻到太阳城的中心，每次都需要使用加倍的兵力，并且前后需要进攻七次。由于太阳城每道城墙都是那么坚固，要攻占第一个城区已属不易，想要攻占整个城池几乎是不可能的。

据说，太阳城的居民来自印度，他们是在祖国遭受蒙古掠夺者以及暴徒的破坏后逃难至此。在这里，他们遵循自然智慧的命令，受天赋理智的指引，建立起了最符合人类本性的庞大的公社制度。

三、揭露和批判现实制度的罪恶

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虽然不像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单列一部分用以专门批判现存社会制度，但这种批判仍然是贯穿全书始终的。

康帕内拉指出，贫富对立是现实国家制度的主要缺点：穷人们为生计所迫过度劳累，损害了健康，甚至因此失去生命，而富人们却终日游手好闲，骄奢**逸。《太阳城》中特别举了那不勒斯城的例子说，在那不勒斯城的七万居民中，差不多只有一万至一万五千人从事劳动，这些人由于过度劳动而精疲力竭以致缩短了寿命。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却终日无所事事，既吝啬又奢侈，从事高利贷盘剥等，危害整个社会。许多因为贫困而沦为奴仆的人，又往往沾染了他们主人的恶习，大多数人好逸恶劳，不去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只有少数人被迫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总之，贫富对立的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它使经济衰退，生灵涂炭，致使国家濒于灭亡。

康帕内拉直言不讳地指出，自己身处的意大利社会就是一所培养罪恶的学校，培养出成群的懒汉和恶棍。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本应受到尊敬的劳动者得不到重视，反而被恶人统治，遭受着痛苦，而那些统治人民的王公诸侯、达官显贵们，之所以身居高位，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过人的才智和能力，只是因为他们出身于统治阶级，或者他们是由统治集团中选出来的而已。这些人尸位素餐却又专横跋扈，不学无术却又喜欢卖弄，他们愚弄劳动者，欺压老百姓，反而尊崇那些不懂任何手艺、游手好闲、役使大批奴仆过寄生和腐化生活的人。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非颠倒，粉饰太平，终日在极力掩饰自己，伪装出与自己的起初面貌毫不相同的另一种样子，或者把事实上的腐败、混乱和灾难，称为和平和幸福。康帕内拉进而指出，不仅意大利，现代世界各国都陷于灾难中，极端腐败现象笼罩着全世界。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腐败横生，恶行遍地呢？康帕内拉认为，私有制和利己主义乃万恶之源。私有制必然产生利己主义，而在利己主义支配下，每个人都想成为富人或显贵，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掠夺国家的财产。在他看来，“私有制之所以能形成和保存下来，是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单独的住房，自己的妻子和儿女。自私自利就是由此产生的”[32]。一个人一旦拥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他就会用它去侵犯别人的权利，就会出现不平等，就会出现贫富对立。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罪恶和灾难都是由贫富对立引起的，例如，“违反誓约、卑躬屈节、撒谎、偷窃、不整洁都起源于贫穷；劫掠、傲慢、骄傲、吹牛、游手好闲等等恶习都起源于富贵”[33]。贫富对立使得社会纷争和灾祸层出不穷。

既然自私自利是一切社会罪恶的主要根源，自私自利又源于私有制，那么，要铲除社会的祸根，就必须消灭私有财产，废除私有制。他坚信，只要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贫富对立，一切恶习都将随之消失，世界也将随之得到革新。到那时，一切都将实现公有，不会再有“你的”和“我的”之分，人们都将获得解放。在康帕内拉看来，“不论对于现在或将来的生活来说，财产公有制是一种最好的制度”，因为“按照自然法，公有制是人们在纯洁状态中所固有的”[34]。

四、太阳城理想社会蓝图

对私有制的深恶痛绝和对公有制的热情向往，是《太阳城》一书的中心思想。康帕内拉在书中所虚构的太阳城共和国与莫尔的乌托邦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自己的特色。

（一）太阳城的政治制度

太阳城实行共和制，其政治制度与政治机构是按照民主制和“哲人政治”相结合的原则构建的。太阳城的最高领导人是一位教士兼哲学家，国民通常称其为“苏尔”（Sol），意为“太阳”。太阳城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太阳”是掌管一切世俗事务和精神事务的最高长官，他既是世俗政府的行政首脑又是大祭司。“太阳”一职必须是由年满三十五岁以上的学识渊博、通晓管理国家事务和各种科学知识的最明智的哲学家担任。

“太阳”之下设有三个主要领导职务，即“庞”（Pon）、“信”（Sin）和“摩尔”（Mor）。“庞”，意为“威力”，掌管军事和战争权力。他通晓军事艺术，是战时最高统帅，当然他的权力不能高于“太阳”。“威力”指挥军职人员和士兵，掌管军队的供应，建设防御工事，防止意外的侵袭，督造军械，指挥军事工场和军事家及其服务人员。“信”，意为“智慧”，掌管艺术、科学和技术，领导着艺术品部门、手工业部门以及各个科学部门。占星家、星源学家、几何学家、历史学家、诗人、逻辑学家、修辞学家、文法学家、医生、物理学家、政治家、道德学家都在其领导下工作。“摩尔”，意为“仁爱”，掌管农业、畜牧业、分配、生育和教育。两性结合、妇女生育、儿童抚养、医疗卫生、药品制造、作物播种、庄稼收割、水果采摘、膳食服务，等等，都在“仁爱”的监管之下。担任这三个领导职务的人除精通各自所掌管部门的知识外，还要精通其他科学知识，他们还必须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物理学家。

“太阳”在“威力”“智慧”和“仁爱”的协助下主持太阳城的全面工作。太阳城的一切事务都必须经由这四人讨论。所有工作不经“太阳”的批准都不能进行，他的意见，这三位助手也不能违逆。

“太阳”“威力”“智慧”和“仁爱”这四位主要领导人并非由选举产生，也不由人民更换，只有在公民中出现了才智、道德、知识各方面都高于他们的人时，他们才会主动去职。

“太阳”“威力”“智慧”和“仁爱”这四位主要领导人每天举行会议，处理政府日常事务。“威力”“智慧”和“仁爱”各自下辖三个部门。“太阳”与“威力”“智慧”和“仁爱”及其各自所属的三个部门负责人共十三人每八天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和决定太阳城内的重大事务。

太阳城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每个20岁以上的公民都有权参加全体公民会议或称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月举行两次。公民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对政府工作和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每个公民都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公民的民主权利受到保障。“太阳”“威力”“智慧”和“仁爱”这四位主要领导人之外的其他公职人员也由公民大会任免。选择公职人员的标准是德行高尚、有实际技能和学识。太阳城的公共职务都是用一种美德的名称命名的，如宽大、勇敢、慷慨、纯洁、公正、热心、慈善、殷勤、大方、诚实、朝气、节制、刑事的公正裁判、民事的公正裁判，等等。只要是从童年起在学校中被公认为最适合担当某种职务的人，后来就选举他担任类似的职务。

太阳城实行法治。这里的法律只有很少几条简单而明确的条文，刻在铜版上并悬挂在神殿的柱子上，人们一看就懂。太阳城的公职人员既是行政人员又是法官。任何人犯了罪都要受到审判。判决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原告、被告、证人都必须到庭。法官认真听取他们的证词和辩护词后进行当众宣判。被告如果不服，可以一直上诉到“太阳”那里。太阳城没有监狱和刽子手，只有一座囚禁叛乱分子的塔楼。违法者会受到谴责、剥夺某些权利、流放、鞭笞等处罚。但惩罚不是目的，法律实施的目的是维护人民的利益，教育和改造违法者，使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