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人口与文化特征（第2页）

人口性别比偏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比较主要的有新生婴儿性别比、死亡人口性别比、人口迁移性别比等。一般来说，新生婴儿性别比越高，总人口性别比也会上升。若女性死亡率小于男性死亡率，也将引起性别比的降低。迁移人口性别构成一般男性多于女性，对于净迁出地来说，迁移导致总人口性别比下降，而对净迁入地来说，迁移将导致总人口性别比上升。因此，各种因素共同作用影响，导致总人口性别比发生相应变动。

图2-101990—2010年贵州与全国的总人口性别比

2。新生婴儿性别比

新生婴儿性别比（或称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决定人口性别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贵州省新生婴儿性别比在“五普”前属正常范围，“五普”时为107。03，比全国平均值低约10个百分点，失衡程度较全国轻，接近正常。但从2000年以后，新生人口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已超出国际公认的正常范围值。与全国相较，贵州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比全国出现的相对较晚，但发展速度快，201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6。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99个比点，在全国居第6位。

图2-11贵州省1953—2010年主要年份出生人口性别比

新生婴儿性别比偏高，不仅表现在城乡差异上，也突出地表现在孩次性别比上。由于二孩和多孩生育人群具有较强的选择生育性别倾向，因此，随着孩次的上升，其出生婴儿性别比也大幅上升。如表2。10所示，贵州出生性别比城镇和乡村的出生性别比均呈现上升的趋势。分孩次看，无论是全省还是各地区，除了性别比均随孩次升高而增高的一般性规律外，2010年城市和镇的一孩出生性别比已经超出正常水平，分别达到121。71和130。3，比“五普”分别上升了14。98和15。88个比点。这表明贵州出生性别比偏高不仅发生在农村，而且已蔓延到城市，不仅在出生的二孩及以上出现，在一孩人群中也已存在。

表2。102000年、2010年贵州省分孩次出生性别比的城乡差异

城镇的一孩性别比偏高的现象应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无疑说明贵州出生性别比偏高程度的严重。2010年，贵州省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3。81%，与“五普”相比，上升了9。85个百分点。同时，城镇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却分别上升了14。98和15。88。据此间接推断，虽然21世纪以来，随着贵州经济的较快发展，其人口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但偏好男孩的传统生育文化依然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至今还没有根本性的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是生活在城镇，人们的生育观念仍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随着B超检测等现代医学检测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性别选择具备了极高的可行性，且易于实现。再加上，一段时期管理上缺乏积极的、有效的、可行的措施，因而使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不仅发生在农村，而且也蔓延到了城镇。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指出的那样：观念文化往往是适应物质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但物质文化的变化往往要快于观念文化，这就是所谓的文化滞后。偏好男孩作为一种观念文化，它有着自身的文化惰性，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同步的变化，而是表现出一种滞后性。

分地区观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的流动、计划生育的完成情况以及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生育政策不同，贵州各地出生性别比差异也比较明显。2000年到2010年，全省9个地州市出生性别比均程度不同地偏离国际正常值上限，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其中，增长幅度较小的为贵阳市和铜仁地区，10年间分别增长了5。59和2。39个比值，增长幅度最大的三个地区为毕节、黔西南州和安顺，分别增长了34。18、33。85和24。39个比值。其余各地州市波动幅度略有差别。出生性别比处于高位值的有黔东南州和铜仁，2000年、2010年这两个地区出生性别比均在120以上变动，其次为贵阳、六盘水和黔南州，三个地区出生性别比都在113以上变动，而2000年遵义、安顺、黔西南州和毕节4地的出生性别比尚处于正常状态，到2010年则呈现出严重失衡状态，超过120。总体而言，2000年到2010年，贵州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地区范围扩大，程度加深，均远高于国际正常值上限，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

图2-122000年、2010年贵州省出生性别比地区差异

一般来说，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人口过程的因素，也有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贵州省自然与人文环境复杂，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低有别，民族文化多元多样等实际情况，决定了其引发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难以划一。但就总体而言，即男性偏好对出生性别比偏高具有决定作用。决定和强化男性偏好的是特殊的传统文化、经济发展状况及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平等的社会性别现实等根本原因。男性偏好受少数民族历史、人口生育政策等因素间接影响和强化，最终以性别鉴定、溺弃女婴和瞒报漏报等直接干预手段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毋庸置疑，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无疑将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严重后果。贵州出生性别比偏高，已经或可能产生的后果是婚姻挤压问题，影响家庭的稳定，影响人口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等。要改变它，必须要有一种新的男女平等的生育文化作为替代，而这种新生育文化的形成仅靠单方面的短期努力是难以奏效的。只有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从社会、经济及政策等多方面共同制定长期措施，并坚持不懈地加以落实，才有可能逐渐弱化性别偏好问题。

（五）人口城镇化率低，区域差异大

城镇化的发展程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00年以来，贵州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23。87%上升到2010年的33。81%。城镇人口由2000年的896。49×104人上升到2010年的1176。25×104人。根据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城市化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起步期、加速期和平稳期。

图2-132000年—2010年贵州人口城镇化率与全国比较

当一个区域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30%左右时，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人口和经济活动迅速向城市聚集，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当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0%时，城市化水平曲线趋于平稳，进入平稳期。因此，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贵州将处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但由于基础比较低，与全国相比，目前城镇化水平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据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贵州城镇化水平为23。96%，在全国排名中处于第27位，2005年贵州为26。87%，全国为42。99%，贵州在全国排名位次下降到第31位。2010年全国城镇化水平达为49。68%，贵州城镇化水平是33。81%，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15。87个百分点，贵州省仅相当于全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从空间来考察，由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差别，贵州省不同区域人口城镇化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首先，从各地区来看，2010年，贵州省城镇化水平排在全省前3位的地区的情况是：贵阳市城镇人口为294。63×104人，占全省城镇人口总量的25。08%，城镇化率为68。13%；遵义市城镇化率为35。02%；安顺市城镇化率为30。04%。其余6个地区城镇化水平均在30%以下。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相比，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幅度最大的是毕节地区，提高了13。59个百分点；其次是遵义市，提高了12。07个百分点；贵阳市提高了6。96个百分点。上升幅度最慢的是安顺市，仅提高4。16个百分点。

表2。11贵州省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发展对比%

其次，从县域空间来考察，在全省86个县级单位中，人口城镇化水平处于高位的区域主要是贵阳、六盘水和遵义的中心城区，包括南明、云岩、白云、观山湖、钟山和红花岗区，共计6个行政区，仅占全省县域总数的7%左右。这些地区自然、区位条件优越，经济综合实力较强，人口稠密，人口城镇化水平都在60%以上，在区域发展中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城镇化水平介于30%～60%的地区，2000年有11个，到2010年增加到21个。这些地区资源环境条件较好，空间承载力较高，开发历史较长，交通发展比较领先，是贵州经济发展的重点地区，具有发展城市群的良好条件。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在空间上逐步形成以贵阳城市圈为中心，以六盘水、遵义等城市为骨干，以凯里、兴义、都匀、铜仁、毕节等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周边县域为支干，众多县域中心城市辐射周边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除上述县（区）外，其他县（区）城镇化水平均在30%以下。其中，2000年所含县域有70个，2010年减少为60个。尽管10年来这类县域数量有了较大程度的减少，但在全省县域中的比重仍然超过60%。这些县（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同时又远离贵阳、遵义等中心城市，受其辐射带动作用小，城镇化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可见，贵州省各县（区）人口城镇化水平发展不平衡矛盾突出，制约了全省城市化的进程。怎样提高城镇化水平将成为贵州未来发展的重大课题和重要目标。

二、民族

作为一个多民族省份，全国56个民族中，除乌孜别克族和塔吉克族外，其他各民族在贵州均有分布。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省常住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为1255×104人，占36。11%，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减少了79×104人，比重下降2。24%。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外出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多，比重较高。在出省的719×104人口中，少数民族有326×104人。从历次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化情况看，前五次都是连续增加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达到峰值，为1334×104人。从两次普查间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速度来看，以1964～1982年“二普”至“三普”间增速最高，年均增长率为5。75%。

按少数民族人口总量排序，贵州在全国居第四位，比2000年下降1位；按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多少排序，全省1255×104少数民族人口依次分布在黔东南、铜仁、黔南、毕节、黔西南、安顺、六盘水、贵阳和遵义。其中，各少数民族常住人口中，人口超过10万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白族、回族9个民族。

图2-14贵州省历次普查少数民族人口比较

三、文化特征

（一）文化特征

1。文化的多元性

贵州是多民族融合的省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内涵各有不同，既包括本地民族文化，也有各民族迁入过程中带来的民族文化，既有原始宗教文化，也有随移民迁入带来的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既有贵州传统的黔文化，又吸收了巴蜀文化、滇文化。这些文化进入贵州之后，既保留了民族文化迁出地的特征，又发展演绎出许多与当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相关联的新文化，演变成当地各民族特有的文化特征，形成了贵州文化的多元性。

2。文化的封闭性

贵州省偏居我国西南，处于中原文化的边缘地带。新中国成立以前，因躲避战乱和政策性强制迁移，由外省迁入本省的民族，多以集团性迁入为主。民族自身凝聚力强，对本民族文化认同感高，对外来文化有抵制思想，这些在主观上造成了文化的封闭性。另外，贵州省封闭的地形，在客观上保护了本地民族免受外界干扰的同时，也造成了本地文化的封闭性。

3。文化的山地性

贵州文化的分布和产生受到地形特点影响较深。贵州多山，没有平原，群众生产生活中为适应环境，逐渐形成了山地地区特有的风格。例如，贵州的少数民族中有许多祭山、祭树等文化活动，具有典型的山地特色。

（二）重要节日

贵州民族的多样性决定了贵州民族节日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贵州民族节日堪称全国之最。据统计，贵州各少数民族一年中的节日、集会共计1046次。全省具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节日有苗族的苗年、姊妹节、四月八、吃新节、龙舟节；布依族的三月三、六月六；侗族的斗牛节、林王节；彝族的彝年、火把节、赛马节；水族的端节、卯节；仡佬族的祭山、吃新节；瑶族的盘王节等，这些民族节日民族风情浓郁，文化内涵丰富，除本民族群众参与外，往往还吸引相邻的其他民族的群众参加。每逢节日来临，少数民族同胞穿上节日的盛装，举行唱歌、跳舞、吹芦笙、上刀梯、击铜鼓、斗牛、斗鸟、赛马、摔跤、赛龙舟、舞龙灯、演地戏等活动。其场面之盛大，气氛之热烈，情景之感人，让人流连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