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与大众文化（第1页）
三、史学与大众文化
史学对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多方面的，也是多层次的。上面我们讲到的史学对文化积累所起的作用，对民族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就是在不同方面发挥的作用。史学所提供的历史知识、所积累的文献资料和思想资料，对促进思想家的思考、文学家和诗人的创作，都有重要的价值。从先秦诸子以后，不少思想家于历史知识的运用中阐述着自己的思想；而从唐代诗人开始，“咏史”也成了他们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都可以看作是史学对较高层次的文化发展的影响。同时，史学也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对大众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其中以对通俗文学和蒙学读物影响更为突出。
史学对通俗文学的影响，从敦煌变文到宋元话本可以看得十分了然。唐代寺院中盛行着一种说唱体作品，乃是俗讲的话本。所谓变文，是这种话本的一种名称。今按习惯说法，仍称变文。变文取材于佛经故事、民间传说，也取材于历史故事。从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先生所合编的《敦煌变文集》所见，前三卷所收23种变文均为历史故事，按有说有唱、有说无唱、对话体编次。这种以历史故事为内容的变文，有的直接取材于正史而铺张以民间传说，又益以唱词，连缀成篇，有说有唱，很是生动。如《敦煌变文集》卷1所收《伍子胥变文》，其基本内容是根据《史记》卷66《伍子胥列传》加工、创作而成。《伍子胥变文》从楚平王为太子娶妇而自纳为妃说起，至吴王夫差赐伍子胥死而越将灭吴，以下阙文。这与《史记·伍子胥列传》所记，在主要事实上是吻合的。这里，我们就列举上述楚平王为太子娶妇、吴王夫差赐伍子胥死二事，两相比较，以见史学对于历史故事类变文的影响。
《史记·伍子胥列传》记楚平王为太子娶妇事：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为太傅，费无忌为少傅。无忌不忠于太子建。平王使无忌为太子取妇于秦，秦女好，无忌驰归报平王曰：“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而更为太子取妇。”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绝爱幸之，生子轸。更为太子取妇。[49]
伍奢是伍子胥的父亲，他因反对楚平王的这种做法而被杀。费无忌，在变文中作魏陵。《伍子胥变文》记楚平王为太子娶妇事是这样说的：
楚王太子，长大未有妻房。王问百官：“谁有女堪为妃后？朕闻：国无东宫，半国旷地，东海流泉溢，树无枝，半树死；太子为半国之尊，未有妻房，卿等如何？”大夫魏陵启言王曰：“臣闻秦穆公之女，年登二八，美丽过人。眉如尽月，颊似凝光，眼似流星，面如花色。发长七尺，鼻直颜（额）方，耳似珰珠，手垂过膝，拾指纤长。愿王出勅，与太子平章。倘如得称圣情，万国和光善事。”
遂遣魏陵，召募秦公之女。楚王唤其魏陵曰：“劳卿远路，冒涉风霜。”
在这段文字中，跟《史记·伍子胥列传》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即对秦女的美丽姿色的描述，以烘托楚平王的无道。再一个不同处，是《史记·伍子胥列传》中说“无忌驰归报平王曰：‘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而《伍子胥变文》说的是“其王见女，姿容丽质，忽生狼虎之心”。这就更加渲染了楚平王的无道。
伍子胥父兄均被楚平王所杀，他逃出楚国，历尽艰辛，到了吴国，事吴王阖闾，有大功。阖闾死后，吴王夫差听信太宰嚭的谗言，赐伍子胥死，《史记·伍子胥列传》记：
吴王……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叹曰：“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死。[51]
《伍子胥变文》说这件事时，把太宰嚭的进谗言，改成了太宰嚭与伍子胥在为吴王夫差解梦中发生了分歧，伍子胥因直言其梦而终于被赐死，它说道：
尔时吴王夜梦见殿上有神光，二梦见城头郁郁枪枪（苍苍），三梦见城门交兵斗战，四梦见血流东南。吴王即遣宰彼（嚭）解梦。宰彼曰：“梦见殿上神光者富（福）禄盛，城头郁郁枪枪者露如霜，南壁下匣北壁匡王寿长，城门交兵者王手备缠绵，血流东南行者越军亡。”吴王即遣子胥解梦。其子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情，文经武律，一切鬼神，悉皆通变。吴王即遣解梦。子胥曰：“臣解此梦，是大不祥。王若用宰彼此言，吴国定知除丧。王曰：“何为？”子胥直词解梦：“王梦见殿上神光者有大人至，城头郁郁苍苍者荆棘备，南壁下有匣、北壁下有匡者王失位，城门交兵战者越军至，血流东南者尸遍地。王军国灭，都缘宰彼之言。”吴王闻子胥此语，振睛努目，拍陛大嗔：“老臣监监，光咒我国。”子胥解梦了，见吴王嗔之，遂从殿上褰衣而下。吴王问子胥曰：“卿何褰衣而下？”子胥曰：“王殿上荆棘生，刺臣脚，是以褰衣而下殿。”王赐子胥烛玉之剑，令遣自死。子胥得王之剑，报诸百官等：“我死之后，割取我头，悬安城东门上，我当看越军来伐吴国者哉。”[52]
这一段俗讲，在太宰嚭之佞，伍子胥之直，吴王夫差之昏，以及伍子胥之死等方面，都是忠实于史书所记的。在此基础上，它吸收了民间传说，把“解梦”这一为大众所关注的事情用来代替伍子胥与太宰豁在政见上的分歧，并用伍子胥“直词解梦”来突出他的正直。
《史记·伍子胥列传》记伍子胥逃亡途中，有“窘于江上，道乞食”共70余字的叙述，《伍子胥变文》则铺叙为数千字的有说有唱，其中尤其是有关打纱女之情、渔人之义，极尽委婉、苍凉、真诚之词，令人感动。像这些地方，变文就更多地采入了民间传说，并经话本中编写者的加工，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
《敦煌变文集》的前三卷中，其他如《汉将王陵变》《捉季布传文一卷》《李陵变文》《韩擒虎话本》等，也都同《伍子胥变文》一样，与有关正史的传记有密切的关联。历史题材成为俗讲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俗讲既有史实为依据，又有文学的创作，是史学与文学结合的产物。在这一点上，它与宋元话本中的讲史不仅有相似之处，而且有源与流的关系。
宋元话本，是说话人的本子。事实上，不论是说话人，还是话本，在唐代都已经出现了。有件很有兴味的事情可作明证：安史之乱中，在官军恢复长安后，唐玄宗从四川回到长安，虽是做着太上皇，但政治上的失落感却使他异常抑郁。史载：“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55]说话和转变（说唱变文）并列，足见说话已很流行。至于话本，上面说到的《韩擒虎话本》，有人也认为就是唐代的话本。话本与变文之间的联系，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证明，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从史学对通俗文学的影响来看，话本与变文中都有关于历史题材的内容，这是它们相同的地方，但话本中历史题材的内容更丰富了，以至于有“讲史”（或称“演史”）的专称，这是它们不同的地方，说明了史学影响通俗文学趋势的加强。北宋京城中，以讲史著称的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也有以专讲一部话本出名的，如霍四究说《三分》（即《三国志》）、尹常卖说《五代史》。[56]苏轼《东坡志林》卷1记当时“说三国”的影响极为生动，他写道：“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听古话。至说三国者，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57]可见关于三国的讲史，已真正深入到大众之中了。
南宋时，讲史又有新发展，有人记载当时临安（今杭州）的讲史盛况说：
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58]
在这段文字中，有几点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是讲史的范围扩大了，甚至带有一定的系统性，其取材多据《资治通鉴》，汉、唐史书，同时出现了像王六大夫这样“讲诸史俱通”的名家。第二，《资治通鉴》成书于北宋，南宋时即为说话人所采用，说明它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资治通鉴》部帙太大，不能广泛流传，显然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第三，讲史人和大众很关注本朝史事，所以《中兴名将传》能够赢得“听者纷纷”。第四，讲史人中的女性占了相当的数量，以致出现了像张小娘子、宋小娘子这样有名的讲史艺人。从事讲史的说话人，多称作书生、进士、宣教，还有称作官人、万卷的，或许这都是大众送给他们的雅号以致反倒埋没了真实的名字。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当史学通过说话（讲史）人和社会大众结合起来的时候，显示出了生机勃勃的活力，从而产生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
讲史在元代也很流行。元末杭州城里有个叫胡仲彬的人，兄妹都是“演说野史”的。后胡仲彬以讲史者的身份，“招募游食无籍之徒”，准备起事，因被人告发而未果[59]。由此可见讲史流行仍很广泛。同宋代一样，这时女性讲史也很活跃。时人杨维桢有《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一文，记下了这位朱女士讲史的风采。他写道：
至正丙午春二月，予**舟娭春过濯渡。一姝淡妆素服，貌娴雅，呼长年舣櫂敛衽而前，称朱氏，名桂英，家在钱唐，世为衣冠旧族，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因延致舟中，为予说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座客倾耳听。[60]
朱桂英女士擅长于讲三国、五代故事，也能讲北宋末年故事，她讲得“座客倾耳听”，足见其说话艺术甚高。胡仲彬兄妹原在杭城讲史，朱桂英女士又是钱唐人，这或许可以说明元代讲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南宋临安讲史之盛的遗风吧。
宋元时期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或称评话），它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列，这跟变文中的历史故事多以单篇存在有所不同。今存元代刻本《全相平话》，当是平话系列的汇刻本，可惜现在所见到的只有5种了。它们是：《武王伐纣书（吕望兴周）》《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秦始皇传）》《前汉书续集（吕后斩韩信）》《三国志》。《武王伐纣平话》开篇就说：“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国吴魏刘；晋宋齐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这首诗亦可证明平话已形成系列。平话跟历史题材的变文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即平话是有说无唱，而历史题材的变文有些是有说有唱的。平话中常有诗句的穿插，它是由讲史者念出来而不是唱出来的。例如，《五代史平话》写黄巢起事之初的情境是：
那黄巢得五百贼众，拣下辛卯日离那悬刀峰下，将那村庄放火烧了而去。一路上遇着仓库，便劫夺米粮，投向曹、濮州回去。不数月，行到临濮县，将五百人潜伏深山中，两个潜地入县坊去。但见县城摧坏，屋舍皆无，悄无人烟，惟黄花紫蔓、荆棘蔽地而已。行到前面，见荆棘中有一草舍，有个老叟在彼住坐。尚让往见老人，因赋一诗道：
老人来此话离情，泪滴残阳诉楚荆。
白社已应无故友，秋波依旧绕孤城。
高天军垒齐山树，昔日渔家今野营。
牢落故乡灰烬后，黄花紫蔓上墙生。
尚让吟罢此诗，同黄巢问老人借宿。老人道：“昨因王仙芝反叛，尚君长军败，已在狗脊岭伏诛，累及爷娘良贱，一齐斩了。见今出□捕捉他弟尚让未获。”唬得尚让顶门上丧了三魂，脚板下走了七魄。遂与黄巢不敢逗留，急奔过那县北十里头，小地名仁义里，投奔舅舅家借宿。行至一更后，月色初上，到得仁义里，悄无一人。只见舅家屋内，新坟垒垒。尚让行得辛苦，与黄巢且坐歇子。因感泣，乃为诗一首：
平生感慨有谁知，何事谋身与愿违！
上国献书还不达，故园经乱又空归。
孤城日暮人烟少，秋月初寒垅上稀。
世境飒然如梦断，岂能和泪拜亲闱。
黄巢为见尚让吟诗，他也吟四句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