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修史传统与中华文明传承292（第2页）

元、明、清三朝是统一的皇朝，其修史机构都有宏大的气象，在修史上做出了重大成就。元、明、清三朝的主要修史机构，都与翰林院有一定的关系，这同辽朝的情况相类似。元朝设翰林兼国史院，置修撰、编修官等职，掌修史事宜[312]。元修宋、辽、金三史等史学活动，显示出官修史书的活力。明朝的修史机构则由翰林院兼掌，置各级史馆负责修史[313]。清入关前，修史机构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之一。康熙九年（1670年），废内三院而设置内阁、翰林院，各司其事。翰林院下置国史馆、起居注馆，设各级史官，修实录、史、志、起居注[314]。在历代皇朝中，清朝的修史机构，一则继承历代制度而有所损益，二则因历史内容的丰富和史学本身的发展，故其修史机构亦日臻完善，呈现出严密而灵活的状况，既有常设的修史机构，又往往开设一些临时性的修史机构[315]。这是清代官修史书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中国历史上的专职修史机构，经历了建立时期（唐代）、发展时期（宋代）、完善时期（清代）几个阶段，这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保证了修史传统的连续性。

三、私人著史的传统

从史学积累和发展来看，史家的职责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第二是“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这两个方面，“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316]。前一个方面的工作，不少是出于历代史官之手，故官修史书占有重要的位置。而在后一个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史家，有许多是不曾担任过史官职务的。史官当中固不乏优秀的史家，而优秀的史家则并非都是史官。因此，要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的修史传统，还必须充分认识到历代都有很多并非身为史官的史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他们的业绩，有不少是史官所不及的。这样的史家，自先秦的孔子迄于有清，代有其人[317]。他们的撰述，有许多都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第一流著作。还有一些史家，其撰述亦非在史官任上所得。至于数量繁多的杂史、杂传、野史、笔记、家史、谱牒，以及民族史、地方史、域外记述等，它们的作者，绝大部分亦非身为史官。这些史家，是庞大的中国史家群体的极其重要的部分。

史家的私人历史撰述不仅数量多，成就也大，在中国史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汉纪》《后汉纪》《三国志注》《后汉书》《通典》《唐会要》《通志》《资治通鉴新注》《文献通考》《续文献统考》《弇山堂别集》《藏书》《续藏书》《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读通鉴论》《日知录》《文史通义》《考信录》等都是名作，这不过是一部分代表性著作而已，其实际情形当远远超过这些。

这些史家成就的取得，有种种原因。

出于皇命，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荀悦撰《汉纪》，即因汉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318]。《汉纪》一书，开编年体皇朝史的先声。又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即是南朝宋文帝所命，于是“松之鸠集传记，广增异闻。既成奏之，上览之曰：‘裴世期为不朽矣。’”[319]

补史官之失，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史官之职，常有任非其人、“罕因才授”的弊端，这就出现了“尸素之俦，旴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的现象[320]。这“蓬茨之下”的“立言之士”，即非史官身份的史家。唐人李肇撰《国史补》，即出于“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李德裕撰《次柳氏旧闻》，意在“以补史官之阙”；林恩撰《补国史》，也是以“补”国史为目的。明清之际谈迁所撰《国榷》，是这方面的杰作。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上是非常普遍的。

史家出于发展史学的自觉意识，这是又一个重要原因。例如，郑樵、马端临都推崇史家的“会通”之旨，前者继承了《史记》之纪传体通史的传统，写出了《通志》一书，其《通志·略》是对前人成果的重大发展；后者继承《通典》之典制体通史的传统，写出了《文献通考》一书，它在分门立目上也发展了前人的成果。又如章学诚继承了《史通》之史学批评的传统，写出了《文史通义》一书，在史学理论、方法论方面有许多创造性的发展。

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史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经世致用的撰述旨趣所驱动。从孔子作《春秋》、杜佑著《通典》、顾炎武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和王夫之撰《读通鉴论》，这是贯穿于先秦至明清的一个优良传统。

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可以看出史家与政治及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和规律，它是史学发展和撰述积累的基本原因。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家，既包括那些没有史官身份的史家，也包括那些具有史官身份的人（尤其是那些做出了成就的史官）。他们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有辉煌的贡献，是中国连绵不断的修史传统的开创者、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中国史学上的私人历史撰述同官修史书相比较，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史家私人历史撰述的第一个特点是贵自得之学，重别识心裁。在中国史学上，最早表述这一思想的史家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从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可以看出司马谈对于历史演进和思想派别都有独到的见解。其后，司马迁对《礼》《乐》《诗》《书》《易》《春秋》分别做了解释，认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表明他要继承《春秋》之旨。这可以视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是在申述自己对于历史、社会、思想和人生的见解。司马迁力倡“成一家之言”，就是要表明他的自得之学。其后，刘知幾著《史通》，对史学上的一些史家的自得之学的传统，提出了总结性的看法，指出：“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321]这一段话，是对于中国史学上私人著史重自得之学、“独断”之旨传统的极好的概括。

从司马迁到刘知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史家私人历史撰述中的这种对于“自得”与“独断”的向往和追求，这就是所谓“成一家之言”的基本含义。清代章学诚进而以“别识心裁”对“独断之学”的传统做了新的阐释。他在《文史通义》一书中盛赞“通史家风”，并高度评价郑樵的《通志》之作。他写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其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322]这是从“通史家风”的角度论“别识心裁”。同时，章学诚说的“心裁别识”即创新与“家学俱在”即继承是统一的，他写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323]章学诚的这一番话，就是强调要有独立的、创新的见识。史家私人历史撰述之最重要的特点，莫过于此。

史家私人历史撰述的第二个特点是史家视野开阔，史书内容广泛。一般说来，不具有史官身份的史家在数量上要比史官多得多，而其分布则无处不在，这就决定了史家群体视野的开阔，其撰述旨趣远远超出官史所关注的范围，举凡鸿篇巨制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这些关于全民族历史的著作，钩沉稽要如地方史、风俗史、家族史、人物传等这些官史难以全面顾及者，都是史家私人撰述的对象；同时，史家私人著史又不拘于体裁体例，既可是规范的撰述，又可是灵活的杂录、野史、笔记。正是因为有这些撰述，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面貌，才有如此丰富、生动的反映。

史家私人历史撰述的第三个特点是大多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反映了作者对社会治乱、国家兴衰、人民生活和历史前途的关注，而在私人历史撰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意识是同史学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认识，往往是和对于现实的认识相关联，故而从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来看，常常反映出他们对于社会的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决心致力于历史撰述的一个思想基础。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324]这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和执着。然而，当司马迁进入具体的撰述之中时，他的思想已不只是集中在“史文”问题上了，他对汉武帝时期“盛世”局面下存在的问题及社会前途表现出深深的忧虑。读《史记》之《平准书》《封禅书》，可以看到在司马迁的史笔之下，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显示出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唐代史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目睹了“开元盛世”，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他写出了《贞观政要》一书。此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反映出这位被当时人誉为董狐式史学家[325]的忧患意识。《贞观政要》这部书在晚唐以后的历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史载，唐宣宗“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326]。辽、西夏、金、元四朝统治者，曾把《贞观政要》分别译成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认真披览。

北宋立国积贫积弱，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具有更加突出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司马光《历年图序》反映了这种深刻的历史感，他写道：“庶几观听不劳，而闻见甚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知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周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今人有十金之产者，犹知爱之，况为天下富庶治安之主，以承祖宗光大完美之业，呜呼，可不戒哉！可不慎哉！”[327]这是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之前所撰写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对世事的忧患由来已久。南宋时期，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更加激发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忧思，以警后人。史学家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

两宋以下，这种忧患意识在明清之际史家的私人历史撰述中显示出来的鲜明的批判精神，在清代后期显示出来的强烈的救亡图强爱国思潮，从而表现出它特有的时代特点。明清之际，一方面是有的史家如谈迁深怀“亡国之痛”而撰《国榷》，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们对世风凋敝的忧虑和批判，而黄宗羲、顾炎武所论最有代表性。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一书，对历史上的专制政治进行批判，同时也批判了历史沉淀下来的种种不良习俗。他写道：“何谓习俗？吉凶之礼既亡，则以其相沿者为礼。婚之筐篚也、装资也、宴会也，丧之含殓也、设祭也、佛事也、宴会也、刍灵也。富者以之相高，贫者以之相勉矣。”[328]黄宗羲对于历史的沉积和历史发展的要求，都有明确的认识，反映了他的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及改革进取的历史思想。顾炎武更是纵论历代风俗，指出：“风俗者，天下之大事。”同时，他也坚信“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赞成前贤关于“崇道德而厚风俗”的社会思想[329]。这都反映了他在忧患之中仍对历史怀有信心。

清代后期史家私人撰述的忧患意识在视野上空前扩大了，而在性质上则跟以往有所不同，即他们的眼界不仅仅注视于国内，而且也注视到国外；他们所忧患的也不是仅局限于中国社会历史问题，而是痛感到认识外国、认识世界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自古以来，中国史家私人历史撰述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忧患意识，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20世纪的中国史学家，不论是倡导“新史学”的史学家、以考证见长的史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大多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珍贵的思想遗产，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启示和教育作用。

史家私人历史撰述的这些特点，为中国史学增添了无限的光彩和智慧。

如果说历代官修史书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话，那么种类和数量都极为丰富的私人历史著作则是中国史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它们是中国史学的两翼，相依相存，相得益彰。尤其重要的是，由于史家私人著史注重于独断之学、别识心裁，故其创造性十分突出，往往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这决定了史家私人著史在中国史学上的重要地位。史家私人历史撰述的重要地位还突出地表现在历史观、史学观方面的创见，表现在史书体裁、体例的创新，表现在历史撰述领域的拓展等方面。这跟史家私人历史撰述重自得之学、独断之学、成一家之言是相通的。正因为如此，史家私人历史撰述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的地位就越发显得重要了。

当然，官修与私撰之间有时是有密切联系的[330]。官修与私著之间，既有可以清晰区分者，又有相互密切联系者，这是中国史学上官修史书和私人著史在两种意义上的合作和配合，从而书写出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国历史长卷。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时代的意识，推动中国古代史学逐渐步入近代。20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学又渐渐汇入现代史学的潮流。这是一个连续性的发展过程，前者总是为后者积累了遗产，而后者也总是对于前者的继承和扬弃。

我们有必要注意到，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重视修史的传统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形式继续发展。所谓新面貌，一是历史观点的变革，二是史书内容更加丰富，三是私人著史成为历史撰述的主流，史学队伍更加扩大了。所谓新形式，一是章节体成为史书的主要形式，二是考古资料占有重要地位，三是多种方法的运用，四是对外国史内容的关注和吸收。

20世纪的中国史学著作数量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世纪。其中，同中华文明传承关系最为密切的，当是各个时期的断代史、不同内容的专史、重大历史现象的专题史、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以及各个地区的区域史等，它们都有其重要作用。尤其是20世纪的百年当中，经过几代史学家的不懈努力，有百余种中国通史面世，如钱穆的《国史大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郭沫若的《中国史稿》，范文澜、蔡美彪等的《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等，在不同的时期都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对于传承中国文明做出了新的贡献。当今的中国历史学界，有必要认真地总结和继承这一份遗产，以推进21世纪的历史撰述，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和传播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