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 社会变迁的记录和解说（第2页）

倾向统一的政治思想，是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共同的思想，也是他们撰述南北朝史的指导思想。从总的方面来看，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大致是相同的，但从具体的政治条件来看，李延寿却有着远远优越于他父亲所处的政治环境。李延寿的整个政治生涯和治史道路，几乎都是和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相始终的。其间，许多重大事件都会直接、间接地对他产生影响。譬如，贞观七年（633年）十二月，唐高祖李渊（他当时是太上皇）和唐太宗李世民在汉代未央宫旧址举行宴会。在热烈而融洽的气氛中，北方突厥族首领颉利可汗起舞，统治南方各族的首领冯智戴咏诗。李渊高兴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80]这是一个庆祝全国统一、“胡越一家”的热烈场面，它同李大师慨然而叹的“南北分隔”的政治局面和互相诬骂的对立情绪比起来，自不可同日而语。又如，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唐太宗面对群臣，总结自己成功的原因。其中第五个原因是：自古以来多数帝王都以“中华”为高贵，以“夷狄”为低贱；只有我能够同样地看待他们、爱护他们，所以少数民族对待我就像对待父母一样亲近。这是我得以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的原因之一[81]。唐太宗总结的五条历史经验，前四条都是关于怎样看待人和怎样使用人的问题，第五条是关于民族政策和政治局面问题。这两件事情，贯穿着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思想。

《南史》《北史》倾向统一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在政治上，作者充分肯定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政治局面；在历史撰述上，作者明确提出“编年以备南北”和“编次别代，共为部秩”[82]的原则，主张把南北朝各代历史编撰成一部史书。这个指导思想最后由李延寿贯彻到《南史》《北史》的撰述之中。《南史》《北史》肯定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政治局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作者取消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袭用的所谓“索虏”和“岛夷”的称谓。此外，李延寿在讲到如何看待南朝和北朝的历史的时候，反复说明他跟南北朝时期史学家在看法上和历史编撰上的歧异。关于北朝的历史，他不赞成把北魏以前的一些少数民族所建皇朝的历史“编之四夷”，认为这是“有欺耳目，无益缃素”的做法，既混淆视听，又无益于史。他赞成唐太宗时重修《晋书》的体例，把它们的历史写入《晋书》载记之中。根据这样的认识，他也不认为北魏所吞灭的一些少数民族所建皇朝属于“四夷”，而是把他们的历史写人《僭伪附庸列传》[83]。

总之，李延寿一反南北朝时期史学家的陈旧的传统观念，对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等朝史事，均于《北史》中立“本纪”；对宋、齐、梁、陈各朝史事，亦于《南史》中立“本纪”，从而一概取消了所谓“索虏”和“岛夷”的称谓，取消了《索虏传》和《岛夷传》。李延寿在《北史》本纪中称南朝时则书其国号“宋”“齐”，或书“宋人”“齐人”；对南朝皇帝，书其谥号或庙号，如“宋顺帝”“齐高祖”等。同样，他在《南史》本纪中，对北朝也用这样的称谓，或称国号，或称“魏人”“周人”，对北朝皇帝也都称谥号和庙号。作者这样做，无疑是为了把南朝历史和北朝历史放在同等位置来看待。这种在历史撰述上不再强调南、北对立和华、夷界限的认识和做法，反映了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政治局面，反映了从“南北分隔”到“胡越一家”的历史变化，反映了民族融合的伟大成果。

三、民族大迁移与民族史撰述的勃兴：从民族传记到霸史问世

西晋灭亡后，北方各族纷纷进入中原，先后建立十几个割据的皇朝，前后延续，百年左右，直至北魏统一北方，形成新的南北对峙局面。其间，不论是汉化趋势，还是胡化倾向，在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方面，都产生了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在史学上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民族史撰述的勃兴。上引《隋书·经籍志二》霸史类小序诸语，亦可视为这一趋势的成因。霸史类著录史书27部，其实际数字还要更多一些。从后来魏收所撰《魏书》来看，这种以朝代史面貌出现的民族史，具有丰富的内容。

民族史撰述，开始多以专篇形式出现。中国史学上关于民族史撰述的专篇，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它把环绕中原的许多民族，尽可能地展开，呈现出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84]。这在民族史撰述上具有开创的意义。其后，《汉书》《东观汉记》、谢承的《后汉书》、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汉后书》、陈寿的《三国志》都有记述民族史的专篇；当然随着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重新组合，专篇内容也不断有所变化。范晔《后汉书》比较晚出，它在继承、综合前史的基础上，写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撰述中最有分量的民族史专篇，可以同《史记》《汉书》的有关专篇相衔接。

这一时期的史家还写出了许多当代民族史著作，但它们多是以皇朝史或“国史”的形式出现的。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和魏收的《魏书》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惜前者已散亡，只有辑佚本流传，已不可窥其全貌了。《魏书》在民族史记述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仅记述了鲜卑族拓跋部的历史，而且还记述了拓跋部以外的鲜卑族的历史，记述了鲜卑族以外的其他各族的历史，涉及东北、西北、西域、北方许多民族，显示出在民族史记述上的开阔视野。它在反映这个时期北部中国诸民族的重新组合和融合方面，是具有总结性的著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的民族史记述，还包含在大量的地方史撰述和地理书撰述中，如《华阳国志》，它关于西南民族史的记述很丰富。其中，有一些记载，如果对其做深入的研究，可能对说明有关民族的族源、迁徙历史，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根据[85]。《隋书·经籍志二》地理类小序引《周官》之义，说：“夏官职方，掌天下之图地，辨四夷八蛮九貉五戎六狄之人，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国，使同其贯。”这是强调了地理书中关于民族情况的记载。又说到晋挚虞所著《畿服经》170卷，“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86]这几部大书都已佚亡，但从上述记载中，可以得知它们是包含了不少民族史方面的记述的。此外，如周处的《风土记》、盛弘之的《荆州记》、谯周的《三巴记》、常宽的《蜀志》（《蜀后志》）等，虽多言一方，但也具有相同的性质。

隋唐时期，人们对于民族关系和民族史的认识，具有超越前人的开阔视野和新的境界。隋炀帝时，裴矩撰《西域图记》一书，其序认为隋代是“混一戎夏”“无隔华夷”的时代；若对少数民族历史“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87]。此书虽已不存，但从这篇序文中仍可看出作者对当时西域各族社会历史的深入了解。

唐初史家不仅承认记述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史书为“正史”的内容，而且也撰写这样的“正史”，这是他们在民族史撰述上的新贡献。《晋书》载记对于石勒、慕容廆、慕容德、赫连勃勃等十六国统治人物也都有一些好的评论。杜佑《通典·边防典》共十六卷，可以看作当时一部翔实的民族史和域外情况的撰述。杜佑提出的“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的见解[88]，从文明发展进程上来看待华夷关系，是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晚唐时期，民族史撰述有所增多，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原与“四夷”的关系史，二是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李德裕的《异域归忠传》、高少逸的《四夷朝贡录》属于前一类著作；后一类著作以关于云南地区的社会历史撰述最为突出，主要有韦齐休的《云南行记》、李德裕的《西南备边录》、窦滂的《云南别录》和《云南行记》、徐云虔的《南诏录》、卢携的《云南事状》、达奚洪的《云南风俗录》、樊绰的《蛮书》（一作《云南志》）等。这些书，多撰于武宗至僖宗年间。可惜这些著作大都亡佚，幸存至今的只有《蛮书》10卷。樊绰在懿宗咸通年间任安南从事，是蔡袭的幕僚，他在咸通四年（863年）的一次事变中得以生还，撰成此书。《蛮书》是一部包括云南之历史和现状、自然和社会的内容丰富的著作，而书中关于唐朝与南诏之关系史的叙述则占有极为突出的位置，是一部珍贵的民族史著作，多为后人所引据。

四、门阀社会中的史学特点：家传、谱牒与名教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地主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89]。门阀地主的旨趣在史学上有突出的反映，这就是家传、谱牒和名教观念的盛行。两晋南北朝，姓氏之书大为发展，不仅“中国士人，第其门阀”，北魏、北周亦多仿效，逮至盛唐，其风不衰。因重门第而重家传，因重郡望而重乡贤，因重门节、家风而重名教，这都是门阀社会的特点，且都在史学上有所反映。《隋书·经籍志二》中的谱系类、杂传类著录诸书，可见一斑。刘知幾称颂“直书”，斥责“曲笔”，但他认为：“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他还认为史学的一个任务就是“激扬名教”[90]。名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史家追求信史的理想和实践。

家传、谱牒和各种名目的别传的大量涌现，都是这个时期社会历史的特点在史学上的突出反映，都是门阀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表现形式。刘知幾《史通·杂述》篇说：“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也。”这里，刘知幾道出了家传的性质，它主要出自“高门华胄”，它的作用是“思显父母”“贻厥后来”。这里举出的扬、殷、孙、陆四例，是把家传同谱牒合而论之的。《隋书·经籍志》以家史人杂传类（因家史多以“家传”为名），而以“谱系”自为一类。今从《隋志》，分而论之。

《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自《李氏家传》以下，至《何氏家传》止，共著录家传29种，多为两晋南北朝人所撰。南朝梁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用家传8种，其中《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李氏家传》《谢车骑家传》《顾恺之家传》5种在《隋志》中未见著录[91]。这34种家传，基本上都已不存，其中少数几种在《世说新语注》也只存片言只语。但是，《宋书》和《魏书》的列传，往往以子孙附于父祖而传，一传多至三四十以至五六十人，从中不难窥见这种家传的形式。《隋志》在家传中还著录了明岌《明氏家训》一种，说明“家传”“家训”有内在的联系。《明氏家训》所记内容，已不可详论。从今存北齐颜之推所撰《颜氏家训》来看，“家传”重在讲家族历史，“家训”重在讲家门风教，二者当有所侧重。

家传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家谱，它是谱牒的基本构成因素。但谱牒之书往往并不限于一门一姓，有一方之谱，也有全国性或一个皇朝统治范围内的总谱。这是谱牒同家传的一个区别。它们的另一个区别，是家传都撰自私门，而有影响的一方之谱和全国总谱多出于官修。《隋书·经籍志二》谱系类著录的谱牒之书，有帝谱、百家谱、州谱、家谱共34种，是属于这个时期所具有的特定意义的谱牒之书，其实际上的数量自然比这要大得多。仅《世说新语注》引用谱书46种，就有43种不见于《隋志》著录，可见佚亡的或失于著录的数量之大，从而可以推见魏晋南北朝谱牒撰述之盛。

谱牒撰述之盛导致了谱学的产生和发展。东晋南朝谱学有两大支脉，一是贾氏谱学，二是王氏谱学，而后者源于前者。贾氏谱学的奠基者是东晋贾弼之。萧子显《南齐书·文学·贾渊传》记：“先是谱学未有名家，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6—396年），贾弼之在朝廷支持下，“撰定缮写”成书，并经其子匪之、孙渊“三世传学”。此书包括“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这就是《姓系簿状》一书，是为东晋南朝谱学之渊薮。刘宋时，王弘、刘湛“并好其书”。弘为太保，“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家谱》“以助铨序”[92]。萧齐时，王俭重新抄次《百家谱》，而贾渊与之“参怀撰定”。贾渊亦自撰《氏族要状》十五篇及《人名书》。其后，贾渊之子执撰《姓氏英贤》一百篇和《百家谱》；贾执之孙冠，承其家学，亦有撰述，这都是王氏之学兴起以后的事了[93]。王氏谱学兴于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指出：东晋咸和（326—334年）至刘宋初年，晋籍精详，“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后来由于晋籍遭到篡改，使“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他认为，“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梁武帝乃以王僧孺知撰谱事，改定《百家谱》。王僧孺乃“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撰成《百家谱》三十卷。他还集《十八州谱》710卷，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94]。谱牒撰述之盛和谱学的兴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95]这表明，凡“品藻人物”“有司选举”、划分士庶，都以谱牒为据；而谱牒又须“考其真伪”，故有谱学之兴。此外，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姻，也往往要互相考察谱牒，以保证门当户对。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6]。这种社会现象一直继续到唐代，也成为史学发展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唐代跟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样，是门阀地主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重视谱牒，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唐代谱牒之学承魏晋南北朝之余绪，亦曾盛行一时，谱学家代有其人，官私谱牒屡有制作，成为唐代史学上一个重要现象。私家撰述，姑且不论。官修谱牒，其大者有：《氏族志》100卷，唐太宗时高士廉、岑文本等撰；《姓氏录》200卷，唐高宗时孔志约、杨仁卿等撰；《姓族系录》200卷，唐玄宗时柳冲、陆象先、徐坚、刘知幾等撰。这是盛唐时最重要的三部全国总谱。其后还有：《百家类例》10卷，唐肃宗时贾至撰；《元和姓纂》10卷，唐宪宗时林宝撰；《皇室永泰谱》（一作《永泰新谱》《皇室新谱》）20卷，唐代宗时柳芳撰；《续皇室永泰谱》10卷，唐文宗时柳璟撰；《皇唐玉牒》110卷，唐文宗时李衢、林宝撰。这些书，尚存的仅有《元和姓纂》。关于唐代重谱牒，郑樵有中肯的论断：“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97]可以认为，谱牒之学在唐代的兴衰，反映出唐代门阀政治的命运和社会风气的演变。

别传亦与门阀社会有关。按刘知幾的说法，别传是以“类聚区分”的形式出现的。《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著录中的高士、逸士、逸民、高隐、高僧、止足、孝子、孝德、孝友、忠臣、良吏、名士、文士、列士、童子、知己、列女、美妇等传，都属于别传。但别传也不限于“类聚区分”、多人合传，也有单个人的传记称为别传的。《世说新语注》引用个人别传八十余种（均为《隋志》未曾著录）。前者更多地反映出当时的以“名教”观念为中心的社会道德观念，后者则反映出门阀士族人物的言行，它们都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在史学上的表现。例如，《宋书》《南齐书》首立《孝义传》，《魏书》立《孝感传》，突出“父子之道”的“天性”[98]；《宋书》《南齐书》《魏书》分别创设《隐逸传》《高逸传》《逸士传》，推崇“全身远害”的行为等，都是以强调门阀利益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的。

五、从史书诸志看世风面貌与社会变迁

“正史”的志，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有关时代的世风面貌与社会变迁，这是因为“志”目的设立和“志”的内容，往往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史书“志”的考察，可以在反观社会方面有所启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家先后撰写的《续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晋书》等都有志。其中，除沿袭《汉书》诸志外，新写的志有《百官志》（《职官志》、《官氏志》）、《舆服志》、《符瑞志》（《祥瑞志》、《灵征志》）、《释老志》等。简言之，百官、舆服、符瑞、佛道，是这时期人们关注的社会内容。除《续汉书》诸志是反映东汉社会外，其余主要都是反映魏晋南北朝及隋代的社会风貌。今举《百官志》为例：《续汉书·百官志》序文强调的是“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南齐书·百官志》序文突出了“齐受宋禅，事遵常典，既有司存，无所偏废”；《魏书·官氏志》序则谓“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隋书·百官志》序文写出了隋炀帝初年仿《周官》“建官分职”，“于时三川定鼎，万国朝宗，衣冠文物，足为壮观”，以及炀帝后期“以人从欲，待下若仇，号令日改，官名月易”的局面。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史家所处社会环境不同，则其旨趣有所不同，即在政治统一的局面下，史家比较关注官制的前后变化；在政治分裂的局面下，史家比较关注的是承袭前代之制。第二，官制的繁简同社会状况有关，一般说来，世风好则尚简，世风不好则趋繁，如《续汉书》称道汉光武帝的“节约”，是针对汉武帝说的；《隋书·百官志》序则指出了隋炀帝前期同后期的不同。从中可以看出，这个现象是带有规律性的。

此外，我们从《宋书·州郡志》可以看到人口迁移的情况和侨置州郡的设立；从《魏书·官氏志》可以看到官制和门阀的南北趋同；从《魏书·地形志》可以看到所叙行政建置皆上溯两汉而下及北魏，凡此都反映了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步伐；从《隋书·经籍志》著录经、史、子、集四部书所撰总序、大序、小序诸文，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至隋朝统一，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和历史文献的丰富积累等。

本文列举这些事实，不是为了要告诉人们“正史”的“志”在史料上多么重要，这是人们早已熟悉的问题了。本文要强调的是，史学在反映社会面貌和社会变迁方面，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而深入研究史学的发展，对于深入研究和认识历史的发展同样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