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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

——略论唐太宗和历史学[99]

这里说的“史学自觉”，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对史学的功用有深刻的认识，并能以这种认识运用于一定的社会实践。第二层含义是：对史学活动给予关注，并在史学工作上做出积极的努力以至于做出相应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贡献。一个人具备了这两层含义的要求，可谓之“史学自觉”。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中，唐太宗是一位“史学自觉”的突出代表。

一、政治家需要历史学吗？

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对于政治家来说，它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唐太宗是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很好的回答的政治家。唐太宗认识历史有一个特点，即他十分重视认识历史的途径。具体说来，他认为：人们通过读史才能了解古代历史的面貌，了解历史上的人和事，从而从历史中得到启示和智慧。反之，离开了史书，这一切都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他曾这样写道：

朕拯溺师旋，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遂因暇日，详观典府。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自沮诵摄官之后，伯阳载笔之前，列代史臣，皆有删著。仲尼修，而采《梼杌》；倚相诵，而阐《丘》《坟》。

降自西京，班、马腾其茂实；逮于东汉，范、谢振其芳声。蕞尔当途，陈寿覈其国志；眇哉刘宋，沈约裁其帝籍。至梁、陈、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录；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100]

这里说的“神交千祀之外”“临睨九皇之表”，是强调通过阅读史书，可以使人的思想和视野超越时间与空间；所说“右史序言”“左官诠事”，“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是指出了史官制度和文字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作用和无可替代的特殊意义。唯其如此，唐太宗得到一个明确而极有分量的结论，这就是：“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在唐太宗以前，有许多人都曾讲到过对于历史经验的重视及其意义，归结起来，大意都近于“前事之师，后事不忘”“彰往察来”等。但如何认识“前事”？“彰往”的途径何在？大多没有做出明确的表述。在这个问题上，唐太宗的认识之所以显得重要，正是因为他指出了人们对历史的了解、认识，是通过“史籍”而得到的。他对于史学工作的重视，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而较少狭隘的实用的色彩。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唐太宗的这一认识，比起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的论述，还要早五六十年。刘知幾在他的名著《史通》中指出：

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矫，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101]

这一段话，非常清晰地阐明了人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历史上的人和事并进而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正是因有史官的存在和史书的撰述；揭示出“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对于社会和人类进步的意义，从而揭示出史学的真正价值。

我之所以要征引刘知幾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在刘知幾之前已经有了大致相近的认识，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然，唐太宗的史学自觉，无疑会反映在他对历史撰述事业的重视。这突出地表现在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修撰和《晋书》的修撰方面。

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修撰，始议于武德四年（621年）令狐德棻上书建议。他指出：“近代已来，多无正史”，“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102]唐高祖赞同他的建议，并于次年颁发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103]，令诸大臣分工撰述。此次修史动议，由于以下原因，历数年而未果：一是当时全国政局尚未安定，诸大臣无暇顾及修史：二是有的大臣离职或辞世，任务落空；三是缺乏大规模修史的组织经验，无人统筹规划，撰写工作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这是皇家修史的一个重要教训。但是，这次修史动议也展示出了一个事实：唐皇朝建立伊始，即十分重视修史活动，而“修六代史诏”则显示出史学上的宏大气度，为后来的修史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八年后，即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建史馆于禁中，命诸臣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诸臣认为，后魏（即北魏）史已有魏收《魏书》、魏澹《魏书》，“以为详备”，不必重修，故由“六代史”变为“五代史”。经过七年的努力，至贞观十年（636年），五史皆成，为一代盛事[104]。此次修史成功，同唐太宗的决策有极大关系。一是他设立了史馆，并给史馆以很高的地位，为皇家修史开创了新的局面，在中国史学上是一件里程碑的事件。二是他以房玄龄监修，魏徵“总加撰定”[105]，令狐德棻“总知类会”诸史[106]。正是有了修史的专门机构，又有了明确的分工合作，加之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才可能出现中国史学上的这一盛事。显然，唐太宗是这一盛事中的关键人物。

唐太宗晚年提出了撰写新的《晋书》的要求，这是他在皇家修史活动中的又一重要决策。对此，学术界曾有这样那样的猜测和推论，似也不无参考价值。但我认为唐太宗的这一决定，在他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下达的《修晋书诏》里本已阐述得清清楚楚，足以表明他的意向和宗旨，舍此而做其他的猜测和推论，恐怕都难以反映历史真相。唐太宗指出：

唯晋氏膺运，制有中原，上帝启玄石之图，下武代黄星之德；及中朝鼎沸，江左嗣兴，并宅寰区，各重徽号，足以飞英丽笔，将美□书。但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107]

诏书对十八家晋史一一做了评价，究其根本来说，一则不能称为“实录”，二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晋史。他希望写出一部超出现存十八家晋史的《晋书》，其具体要求是“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当然，诏书中所批评以往晋史之缺陷的一些方面，无疑都是应当避免的。因有诸家晋史作为参考，新修《晋书》进展较快，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撰成。新修《晋书》的总面貌是：

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捃摭诸家及晋代文集，为十纪、十志、七十列传、三十载记。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称制旨焉。房玄龄以下称史臣，凡起例皆（敬）播独创焉。[108]

以一家为本，参考诸家之长，并吸收晋人文集之与史事相关联者入史，可见唐初史家在撰述路径与方法上的成熟，确为后人修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有一点必须指出：令狐德棻在近二十人的《晋书》修撰者中被推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109]，而非敬播一人“独创”。今天我们读到的《晋书》，就是唐太宗下诏新修的《晋书》；加上上面已经讲到的“五代史”，总共有六部“正史”撰成于唐太宗在位期间，这占了“二十四史”部数的四分之一。对这六部“正史”，我们不必重复人们已经做过的许多评价，而是要从中窥见唐太宗在史学自觉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他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史馆制度而为后人沿袭一千多年，在他的号召下一举撰成六部“正史”且流传至今，仅此两件事情，他的史学自觉以及他在中国史学上的位置已足以令人赞叹。然而，他的史学自觉还表现在他的政治实践方面，这一点更值得人们关注。

二、史学自觉与政治实践

唐太宗在政治实践上成功的主要标志，是“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贞观之治”是当时综合国力的表现，它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族关系、中外关系、民风民俗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盛世气象。

“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是多种原因促成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非常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作为最高统治者，唐太宗在这方面起了表率的作用，其他如房玄龄、魏徵等这些最高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太宗对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视，反映出他对史书以至史学的高度重视，换言之，这是他的史学自觉之光折射在政治实践上的光彩之处。

关于唐太宗重视历史经验教训并使之与自身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我们要感谢唐玄宗时期的史学家吴兢（670—749年）所撰写的一部历史名著《贞观政要》。这是一部全面记述唐太宗君臣论政之书，对于唐太宗及其决策核心的大臣们如何重视历史经验并竭力从中汲取借鉴有详细的论说。本书含十卷四十篇，可以说篇篇都离不开讨论历史经验及其与现实的关系。其篇目是：君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君臣鉴戒、择官、封建；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馋邪、悔过、奢纵、贪鄙；崇儒学、文史、礼乐；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征伐、安边；行幸、畋猎、灾祥、慎终。[110]对于如此丰富的、涉及异常广泛的内容，这里不能做详尽的阐述和评论。因此，只能就笔者认为是尤为重要的几个方面做扼要评述。

第一，关于为君之道。贞观初年，唐太宗曾向魏徵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何谓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说：

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111]

唐太宗对于魏徵所说，十分赞成，故而“甚善其言”。魏徵的回答，是以先贤的言论和历史的事实为依据，并概括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的认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使这一问对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千古佳话。当然，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一出色的问对，而在于当事人特别是唐太宗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贯彻了作为“明君”的原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唐太宗不仅是“名君”，而且也是“明君”，与此有极大关系。一般说来，在唐太宗的政治生涯中，他是努力地按照“兼听”的原则行事。唐初，大乱之后，应实行什么样的国策？这是治国安邦的大事。他自己认为，短时期内难以达到至治。于是他征询大臣们的意见。魏徵认为：“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唐太宗颇有怀疑地反问道：“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魏徵进而论道：“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唐太宗表示赞同魏徵的看法。这时，大臣封德彝等提出不同的认识，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魏徵反驳说：“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112]

封德彝等虽无言以对，但终认为魏徵的主张不可施行。这一场激烈的辩论，对于后来“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几种不同的意见中，唐太宗毅然采用魏徵的主张，“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华夏安宁，远戎宾服”，唐太宗无限感慨与欣慰，对魏徵给予极高的评价，把自己比作“玉"而把魏徵比作“良工”，他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第二，关于认识民力。在中国历史上，不可能产生对民力有完全正确的认识，甚至存在着认识上的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又直接涉及社会的治乱、朝代的存亡。对于这一点，唐太宗君臣屡屡有所讨论。这些讨论，集中到一点，可以概括为水舟关系之论。贞观六年（632年），魏徵对唐太宗说：

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113]

此处所谓“人”，即“民”的代称。贞观十四年，魏徵在一次上疏中又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