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后汉书的社会视野和历史视野（第2页）

第一个特点，是深刻地反映了著者对东汉皇朝政治统治之得失成败的关注。《宦者列传》、《党锢列传》的创立，最能表示著者的这一旨趣。范晔在《宦者列传》序中，对汉代宦官在政治上的得势作了历史的考察：汉武帝时，有的宦官受到宠爱；元帝后，有些宦官始“以佞险自进”，终以“损秽帝德”；东汉和帝以后，“于是中官始盛”；明帝以后，则被“寄之国命”，终于弄得“汉之纲纪大乱”。范晔引用前人的话说：“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信乎其然矣！”尤为难得的是，范晔不只是揭示出东汉一朝宦官乱国的历史事实，而且还探讨了宦官何以能够得势的原因。他对此作了这样的分析：

自古丧大业绝宗禋者，其所渐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成败之来，先史商之久矣。至于衅起宦夫，其略犹或可言。何者？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或敏才给对，饰巧乱实；或借誉贞良，先时荐誉。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横而已。然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盖亦有其理焉。诈利既滋，朋徒日广，直臣抗议，必漏先言之间，至戚发愤，方启专夺之隙，斯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易》曰：“履霜坚冰至。”云从所来久矣。今迹其所以，亦岂一朝一夕哉！[63]

这一段话，对于总结宦官作为古代政治活动中的一个特殊集团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重大作用与危害的原因，确是一篇中肯的评论。第一，他指出了宦官作为“刑余”之人，人们在各方面对其较少顾忌，因而容易取得最高统治者（尤其是“少主”、“女君”）的信任；第二，他指出了一些宦官擅长于用“忠厚平端”、“敏才给对”、“借誉贞良”的手段来伪装自己，以达到“回惑昏幼，迷瞀视听”的目的；第三，他指出了宦官势力一旦养成，则除之甚难，致使“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家第一次对宦官做出十分精辟的分析。其中包含着从生理的分析到心理的分析，从手段的狡猾到权力的膨胀之种种形式的揭露，都能发人深省。《后汉书·宦者列传》对宦官劣迹的揭露可谓淋漓尽致，但历代统治者仍要重用宦官，而确有不少重蹈“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的覆辙，这虽是统治制度使然，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是长久的。

东汉政治统治的得失成败，是在斗争中演进的。对此，范晔看得十分清楚，也十分重视对于这种斗争的描述和剖析，《党锢列传》就是一个有力的明证。《党锢列传》序称：“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这是范晔对“党锢”的评价。于“党锢”诸人传中，范晔则一一记述了他们对宦官专权之斗争的大义凛然及其悲壮的结局。如写李膺打击宦官，宦官“皆鞠躬屏气”，声称“畏李校尉”；写李膺免官归乡里后，其影响甚大，“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写李膺在朝廷“收捕钩党”的形势下，自诣诏狱的气概。又如写范滂“即自诣狱”时，其母与之诀别的对话，都写得震撼人心。范晔于传中就李膺发论，写道：

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

这把李膺三代人的气节都写出来了。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著者对于东汉一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深刻认识及其是非判断的明朗如昼。

这场斗争的结局，是以“党人”的不断遭到杀戮、罢免、禁锢和宦官的继续得势而告终，随之而来的便是东汉皇朝的崩溃。范晔写道：

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兹大，悔之无救。”帝惧其言，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纲纪文章**然矣。[64]

等到需要宦官出来要求皇帝大赦党人，可见危机已到了无可挽回的程度了。范晔把黄巾起义称为“贼”，这是必然的；但他从宦官专权和朝廷对党锢的处置，揭示出东汉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确有卓见。

第二个特点，是突出地反映了著者在评价历史人物上重操守、重才行的价值标准。在这一点上，范晔是深受司马迁的影响，继承了《史记》的传统。范晔曾批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批评，指出：“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65]可见，范晔同司马迁在思想上是相通的。范晔评价历史人物之重操守、重才行的价值标准，在列传中均有反映，而以类传反映得尤为突出。如他以“皆天下善士”称颂“党人”，并以“渭以泾浊，玉以砾贞”来比喻“党人”节操的高洁。他在《循吏列传》序中称赞说：“鲁恭、吴祐、刘宽及颍川四长，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王堂、陈宠委任贤良，而职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至于独行、逸民、列女等传，也都是着眼于历史人物的德行。尽管如此，范晔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并不以一个固定的模式来规范历史人物，而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即所谓“性尚分流，为否异适”。他认为：

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盖亦众也。或志刚金石，而克扞于强御。或意严冬霜，而甘心于小谅。亦有结朋协好，幽明共心；蹈义陵险，死生等节，虽事非通圆，良其风轨有足怀者。

尽管人们表现出来的特点不同，尽管每一种表现都谈不上“通圆”，但却都显示出可贵的“风轨”，即所谓“名体虽殊，而操行俱绝”，这就值得史家记述，“庶备诸阙文、纪志漏脱”[66]。《逸民列传》是记述那些“志意修”、“道义重”的人；《列女传》是表彰那些“才行尤高秀”的女子，以补“世典咸漏”，开中国古代正史女子类传之先声。

同推崇人们操守、才行相对待的，是范晔在《宦者列传》中从德行、道义上对宦官种种劣迹的揭露和鞭笞。而在《酷吏列传》中，范晔一方面承认历史上存在“德义不足以相洽，化导不能以惩违”的情况，因而也就没有完全否定“以暴理奸”的酷吏的作用；但他终究还是认为“末暴虽胜，崇本或略”[67]。他还是主张仁信之道、大信于人的为政方针。

第三个特点，是十分鲜明地反映了著者关于思想文化对于世风治道之重要性的思想。《儒林列传》为经学家立传，自《史记》始；《文苑列传》为文章家立传，自《后汉书》始。可以认为，《后汉书》中的《儒林列传》和《文苑列传》这两篇传记，比较集中地记述了东汉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历史人物。儒林，是记经学家；文苑，是记文学家。司马迁首倡史学“成一家之言”，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迅速发展，从经学的藩篱中脱离出来，蔚为大观。范晔《后汉书》立《文苑列传》，并列于《儒林列传》之后，客观上有突出文章家之历史地位的作用。这同南朝学人不仅重史学，而且重辞章有很大关系。在范晔看来，儒林与文苑，都是历史上不可不记的人物，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于学术文化史的兴趣，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他对学术文化之影响于世风治道的认识。如《儒林列传》后论指出：东汉初年，光武帝“专事经学”，一度轰轰烈烈，虽然带来了一些弊端，但对世风的熏陶，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范晔的这一见解，为后人所肯定，所重视。

《文苑列传》所记诸人，所录诸文，也反映了范晔的上述认识。如《杜笃传》记：“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这首约两千字的《论都赋》是历史上较早分析都城与政治之关系的作品，涉及西汉及两汉之际得失成败的诸多问题，可作为史论、政论看待。又如《崔琦传》记：“崔琦……少游学京师，以文章博通称。初举孝廉，为郎。河南尹梁冀闻其才，请与交。冀行多不轨，琦数引古今成败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这篇箴文，概说了自三代至汉宣帝间有关后妃及其族人行事的经验教训，它为讽喻外戚梁冀而作，而其意义却不限于此。再如《刘梁传》记：“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乃著《破群论》。时之览者，以为‘仲尼作《春秋》，乱臣知惧，今此论之作，俗士岂不愧心’。”可惜其文已佚。凡此，都可以见范晔之所以作《文苑列传》的深意。

总体来看，范晔《后汉书》类传在揭示东汉政治得失方面，在称颂历史人物的才行方面，在关注世风治道方面，都反映了著者的积极的思想旨趣。因此，《后汉书》类传具有突出的史学价值，首先，在于它是《后汉书》的组成部分，并因其所具有的特色而处于重要地位，这是《后汉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杰作的因素之一。其次，在于它对后世史学发展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对后世历代正史类传撰述的影响，如：

——在其之后设立“宦者传”（阉官、宦官传）的有《魏书》、《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凡九家。

——在其之后设立“文苑传”（文学、文艺传）的有《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明史》，凡十五家。

——在其之后设立“独行传”（卓行、一行传）的有《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凡四家。

——在其之后设立“方术传”（方伎、艺术传）的有《晋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凡十三家。

——在其之后设立“逸民传”（隐逸、高逸、处士、逸士传）的有《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凡十一家。

以上除《旧五代史》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类传外，其他晚于《后汉书》的历代正史的类传，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后汉书》类传的影响。可以这样认为：《史记》在开创类传方面有杰出的贡献，非他史可比；《后汉书》在发展类传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亦非他史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