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范晔的历史形势观和社会伦理观（第2页）
——牟长，“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
——杨伦，“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
——魏应，“经明行修，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
——任末，“少习《齐诗》，游京师，教授十余年”。
——薛汉，“教授常数百人”。
——杜抚，“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
——董钧，“常教授门生百余人”。
——丁恭，“学义精明，教授常数百人”，“诸生自远方者，著录数千人，当世称为大儒”。
——周泽，“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
——甄宇，“教授常数百人”。
——楼望，“卒于官，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儒家以为荣”。
——程曾，“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
——张玄，“诸儒皆伏其多通，著录千余人”。
——李育，“常避地教授，门徒数百”。
——颍容，“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
——谢该，“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
——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
东汉经学之盛，于此可见一斑。范晔十分感慨地写道：
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
如上文所列，这些“开门受徒者”，或处都会，或居乡野，或居官，或不仕，情况各异，志向不同，但都注重教授门生，不惮其劳。以私人讲学来看，“教授常数百人”者，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谓著录达到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当有夸大之处，但也足以表明当时著录者人数之多。
这些儒士，除少数人因种种不同的具体原因不愿出仕外，大多数在仕途上都以清正廉明而受到世人的推重。如周泽为县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吏人归爱之”。他在汉明帝时，“拜太常”，“果敢直言，数有据争”。北地太守廖信是个贪官，“坐贪秽下狱，没入财产”。汉明帝乃以廖信赃物分赐诸廉吏，其中周泽、光禄勋孙堪、大司农常冲“特蒙赐焉”。此事影响颇大，“是时京师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励”。而孙堪为官，“公正廉洁，奉禄不及妻子，皆以供宾客”。“所在有迹，为吏人所敬仰”。“清廉，果于从政，数有直言，多见纳用”。因周泽字稚都，孙堪字子稚，“堪行类于泽，故京师号曰‘二稚’”，是为清廉的象征。
刚直不阿，是一些儒士入仕后的另一个特点。汉光武帝时的杨政、戴凭是很突出的。《后汉书·儒林列传》记杨政事迹说：
为人嗜酒，不拘小节。果敢自矜，然笃于义。时帝婿梁松，皇后弟阴就，皆慕其声名，而请与交友。政每共言论，常切磋恳至，不为屈挠。尝诣杨虚侯马武，武难见政，称疾不为起，政入户，径升床排武，把臂责之曰：“卿蒙国恩，备位藩辅，不思贤以报殊宠，而骄天下英俊，此非养身之道也。今日动者刀入胁。”武诸子及左右皆大惊，以为见劫，操兵满侧，政颜色自若。**就至，责数武，令为交友。其刚果任情，皆如此也。
杨政的做法，或许不值得人们去仿效，但他的果敢、大义、无畏，的确是令人敬佩的。
戴凭少年得志，十六岁时，“郡举明经，征试博士，拜郎中”。后来官至侍中。同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光武）帝谓凭曰：“侍中当匡补国政，勿有隐情。”凭对曰：“陛下严。”帝曰：“朕何用严？”凭曰：“伏见前太尉西曹掾蒋遵，清亮忠孝，学通古今，陛下纳肤受之诉，遂致禁锢，世以是为严。”帝怒曰：“汝南子欲复党乎？”凭出，自系廷尉，有诏敕出。后复引见，凭谢曰：“臣无謇谔之节，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谏，偷生苟活，诚惭圣朝。”帝即敕尚书解遵禁锢，拜凭虎贲中郎将，以侍中兼领之。
这里，戴凭是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光武帝，说他只是从表面上去理解蒋遵的话，而不深察其实质，就把他禁锢起来，这不是“严”么。戴凭是汝南人，所以光武帝说“汝南子”想再次结党吗？看来矛盾很尖锐，但终究是缓和下来了，蒋遵也由此解除了禁锢。戴凭的正直和胆识，于此可见。
许多儒士，征为朝臣，则匡正时政，出为守令，则多有政声。如杨仁，汉明帝时为北宫卫士令，“引见，问当世政迹。仁对以宽和任贤、抑黜骄戚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当世急务”。宋登，汉顺帝时为侍中，“数上封事，抑退权臣，由是出为颍川太守。市无二价，道不拾遗。病免，卒于家，汝阴人配社祠之”。张驯，汉灵帝时，“擢拜侍中，典领秘书近署，甚见纳异。多因便宜陈政得失，朝廷嘉之。迁丹阳太守，化有惠政”。
从《后汉书·儒林列传》来看，它所反映的内容，不止是东汉学术史的一部分，也是东汉政治史的一部分。不论是从学术史来看，还是从政治史来看，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东汉儒士们的精神追求都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其修身、自律的自觉性都比较高。刘昆的“少习礼容”，杨政的“笃于义”，孙期的“事母至孝”，欧阳歙的“廉好礼让”，高诩的“以信行情操知名”，伏恭的“性孝，事所继母甚谨”，杜抚的“沈静乐道，举动必以礼”，召驯（字伯春）的“以志义闻，乡里号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甄宇的“清静少欲”，楼望的“操节清白，有称乡闾”，何休的“雅有心思”，服虔的“以清苦建志”，许慎的“性淳笃”等，都表现出了做人的规范。这是一种人格的力量，当这种人格的力量通过讲学、从政广泛地发挥作用时，便会影响到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范晔史识的高明处，是他一方面看到了东汉经学发展中的弊端，另一方面又指出了经学发展对于社会的影响。他认为，东汉经学的发达，包含有两个突出的缺陷：一是死守门户之见，“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条章，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二是陷于迂腐刻板，“书理无二，义归有宗，而硕学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且观其成名高第，终能远至者，盖亦寡焉，而迂滞若是矣。”这两个弊端，其实是互为因果，其发展到极点，便是东汉经学的末路。对此，历代学人多有批评。尽管如此，范晔还是充分肯定了东汉经学对于时代的积极影响，这就是“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正因为如此，东汉在其末年处于“朝纲日陵，国隙屡启”的形势下，还能“多历年所”。
所谓桓、灵之间直至献帝，东汉皇朝尚能“多历年所”者，似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专事经学”的结果；但“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也的确影响到社会风气，这对于东汉皇朝的政治统治，自然会产生一种维系的作用。这就是范晔所说的“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的社会风气对于政治统治的积极的作用。这跟魏晋时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世风。
范晔的这一认识，深受顾炎武的赞赏。顾炎武在论到两汉风俗时写道：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可谓知言者矣。[54]
顾炎武的评论中，除引用《后汉书·儒林列传》后论外，还引用了《后汉书》卷六一左雄等传的后论，其文曰：“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顾炎武读《后汉书》的认真细致，尤其可以看出他从范晔所记人物及其评论中所揭示出来的深刻见解。
《后汉书·儒林列传》的内容及其深意，在千余年之后，能够得到善言历代风俗的顾炎武的认同和称赞，当是范晔的幸事。刘知幾有言：“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55]顾炎武的有关评价，印证了刘知幾的说法不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