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结构主义美学的理论背景和发展概况（第2页）

很显然，结构主义始终把对某种恒定的叙事模式的追求作为文学研究的最终指向，这构成了结构主义鲜明的理论特色。

第二，强调文学研究的整体观。

与英美“新批评”强调“细读”，注重对单篇作品乃至单独某句话的分析不同，结构主义文论把文学看成一个整体，强调文学系统和外在于文学的文化系统对具体作品解读的重要性。结构主义者在这里说的整体并非事物本来的整体，而是分割事物找出各元素后再组合而成的整体。罗兰·巴特说：“结构主义的人把真实的东西取来，予以分解，然后重新予以组合。”[7]在这个意义上看，结构主义美学、文论也要求细读，它要求将语段的细读与整体参照结合起来。它的整体观可以是就作品整体而言，还可以是对更大范围的文化背景而言。如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五幕中，有一段写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都争着跳入将安葬死者的墓穴，两人由此争执导致了决斗，酿成悲剧结局。单从作品中看不出其中缘由，而放到历史文化背景来看，原来它是原始殉葬文化的残留，即殉葬者应是死者生前亲近的人；后来逐渐取消了这一制度，就只是象征性地由死者的亲友在下棺前去墓穴里站一站，作为殉葬的仪式性表达。那么，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的争执就在于是否认可哈姆雷特的身份。雷欧提斯认为他杀死了死者的父亲，不配下墓穴；而哈姆雷特则认为自己是死者的恋人，最有理由下墓穴。而找出了这种整体联系，两人争执和决斗的意义就清晰了。

第三，追踪文学的深层结构。

结构主义的“结构”一词，通常是指事物内部的复杂关联，它是不能被直观，而是应凭借思想模式来探掘、来建构的，这样得到的是文学的深层结构。在这方面，列维-斯特劳斯对俄狄浦斯神话的分析（详见下文）提供了典型的个案材料。再如，美国结构主义文论家居莱恩提出，文学史也“有一种系统或结构化倾向”，“在那缓慢然而又是不停变化的整个文学领域内存在的一种顽强、深刻的‘秩序意志’”[8]，就是文学发展背后的深层结构。

第四，在文学符号学和叙事学上有深入研究。

结构主义美学、文论对于作者、读者、社会生活等几个方面关注甚少，它突出研究的是文学作品的层面。而在对文学作品的研讨中，它注重对作品结构作客观分析，被分析出的作品元素往往用某些符号来表示，这就使它在文学符号学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往往叙事作品的结构要比抒情作品复杂，因此，对包括神话、史诗、民间故事等文体在内的叙事作品的研究，在结构主义批评中占有很大分量。应该说，从事文学符号学和叙事学研究，可以是采用结构主义方法或立场，也可以不是，两者间没有等同的关系。只是在这种研究视角中，结构主义研究占了一个相当重要地位。

三法国结构主义美学发展概况

结构主义美学、文论并不是法国所专有的，然而，它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及在全世界产生的影响则集中在法国，因此，这里着重介绍法国的结构主义美学的概况。

从美学和文论史看，法国结构主义是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结构主义的逻辑延伸。20世纪20—30年代，原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雅各布森移居布拉格之后形成的布拉格学派，一方面仍将文学“形式”作为研究重点；另一方面又开始研究远为抽象的文学“结构”，它是从俄国形式主义发展到法国结构主义的中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拉格学派因其“形式主义”的性质而受到批评，1950年该学派解体，好些成员又移居到德、法等国，给西欧学术界带去了新的思想。雅各布森吸收了索绪尔的观点，并与列维-斯特劳斯一起发展了结构主义思想。列维-斯特劳斯在雅各布森主办的《言词：纽约语言学集团杂志》上发表了《语言学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结构分析》的著名文章，建立了结构人类学理论，并正式运用了“结构主义”这个名词。他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南美印第安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解释其亲属制度、图腾制度和神话故事，为结构主义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2年他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批评，标志着结构主义思想的中心已迁移到法国。

法国结构主义的崛起不仅在于它对存在主义的有效反拨，而且也在于它涌现了一批理论上的优秀代表人物，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在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涌现了前、后“四子”作为突出代表。“前四子”是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都塞和雅克·拉康；“后四子”是罗兰·巴特、A·J·格雷马斯、茨维坦·托多洛夫和克劳德·勃瑞蒙。前、后四子共八人，其中，前四子加上罗兰·巴特，被人称为结构主义的“五巨头”。

其中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JacquesLa，1901—1981年）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人的无意识活动，他潜心研究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由于不满于前人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种种阐释，撰写了一本长达九百页的心理分析专著《文集》（Ecrits），一时间轰动巴黎。他认为无意识结构与语言结构相类似，强调无意识就是主体与他者的交流，他把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于心理分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过也遭到了许多指责，不少学者认为他对弗洛伊德的研究同样是曲解了原意。

罗兰·巴特是结构主义的一位风云人物，他把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到文学批评中去，探讨悲剧及悲剧作品的起源和美学意义，并且进一步探讨文学作品的起源，探讨结构主义的叙事理论。他同时也是法国“太凯尔”集团的领袖，为数众多的青年学子聚集在他的周围，讨论文艺批评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集团。托多洛夫是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

格雷马斯用结构主义方法对叙事语义进行了严谨、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著名的“角色模式”和“语义方阵”等理论，在法国文艺批评和美学界颇有影响。

结构主义者中，对于叙事特性与一般属性研究最为深入的是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Gee，1930—）。热奈特早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在该校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任教。他对结构主义的最大贡献，是《叙述的方式》一书中所建立的“关系学”。他同其他巴黎结构主义同行们一样，把语言学方式运用于叙述文体。在他的语言诗学研究中，大量采用语法修辞的现成术语，并加以改造和界定，甚至连语法学上关于动词的时态、语态、语气这三大范畴，也被纳入了他的理论之中。同时，他和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重视“层次”的研究。他认为整个叙述文本大致分为三个层次：（1）叙述呈现的表层；（2）未经叙事安排的故事内容层次；（3）叙述行为。热奈特把叙事现象的技术性问题涵盖在几个范畴之中，以此来探讨叙事文本的变化。这些范畴所处理的其实正是这三个叙事文本层次中所显现的某些内在关系。

这些范畴主要是：（1）“时间”，处理“故事”里的时间与“叙述”层上的时间两者间的关系和异同；（2）“方式”，处理对现实模仿的形式，以及其中涉及的观点问题；（3）“声音”，处理叙述者与所叙述的内容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叙述者与读者地位的差异。

这种对叙述结构层次的强调，也自然反映在他对叙述关系的强调上。他首先考察到任何叙述都必须具备两大条件：第一，它必须讲故事，没有故事就不是叙述；第二，它必须由某个人讲，否则它也不会是叙述。因此，作为真正的叙述必须显示出三方面的内容：叙述活动、叙述方式和叙述内容。这三大内容相互制约，相互联系，每一内容都以另外两大内容的存在为前提。但相对来说，他又更加重视“叙述方式”，按他的说法，这个方式就是讲述故事的口头或笔头形式。叙述的方式作为一种关系结构，直接受其他关系的影响。

热奈特的叙述“关系学”，严格地说，是通过具体的作品对诗学的研究，也是对独立文本的阅读和批评，他的很多具体评论，打破了诗学与批评的截然划分，有很大的灵活性。

热奈特叙事理论，尤其重视叙事者的问题，他对叙事者的研究继承和发展了托多洛夫和巴特的理论。他在《叙事的方式》中，对语式和语态的分类加以辨别、正名，否定了普洛普、托多洛夫等人所采用的“视角”、“视野”、“视点”等概念，而改用相对抽象的“聚集”。他认为叙事作品所选择的视角有三种类型。第一类，叫做“非聚焦或零聚焦”，即叙述者所说的比任何人知道得都多。这个叙述者类似无所不知的上帝和神，他的眼睛无处不在，对于他，历史和未来都毫无隐瞒，无论是旧时出现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还是穿梭跳跃在不同的时代，在他看来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古典叙事作品一般属于此类。第二类，取名为“内聚焦”，它又有三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固定式、不定内聚焦和多重内聚焦。这三种形式是以视点的变和不变划分的。第一种形式的叙事角度一直不变，典型的例子是《梅西所知道的》这篇小说；第二种形式的叙事角度随人物的变换而变化，各个人物看到和讲述的大都是不同的事件，从而扩大了有限视野，如福克纳的《喧哗与**》；第三种形式的叙述角度也是随视点人物的改变而改变，只是它让不同的人物从各自的角度讲述同一事件，这种手法能产生立体效果，使读者对发生的事件有更为完整的看法。严格意义上的内聚焦作品并不多见，同视角、内聚焦的技巧被詹姆斯以来的西方小说家普遍采用。这种技法的采用带来了大量的意识流文学。第三类，叫做“外聚焦”，即叙述人物的言语和行为，但不进入人物意识，也根本不想对他的所见所闻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在这类叙事中，单纯描写的话语越来越少，传递行为的话语越来越多，这种近似客观的外聚焦叙述方式在西方现代小说中屡见不鲜。

由此可见，叙事体作品中叙述者是不可忽视的首要因素，他的变化影响作品的结构及其美学效果。叙述者运用不同的叙事方式绝非是简单的形式问题，它与作品的内容不可分割，属于整个作品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热奈特叙事理论的贡献所在。

戈德曼继承了皮亚杰的方法，并汲取了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在美学领域里，他虽不及卢卡奇名声显赫，但他的思想对萨特等人形成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趋向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前期结构主义的共同特征是强调整体性，强调通过模式认识事物的内在结构，强调共时性比历时性更为重要，把人看作是社会的一部分，在社会结构中把握人的认识。

后期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为巴特和德里达等人，他们试图解决前期结构主义在理论上的一个难点——结构如何发展的问题。他们在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结构再组理论的影响下，否定固定的结构，肯定结构的发展变化，从而走向解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