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结构主义美学的理论背景和发展概况（第1页）

第一节结构主义美学的理论背景和发展概况

结构主义之所以能作为一股思潮在20世纪的60年代取代存在主义，并最先在法国流传开来，有多方面的客观历史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产生于德国的存在主义，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由萨特介绍到了法国，这种悲观主义的哲学，颇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可是战后法国的经济恢复较快，存在主义与这种社会现实已不合拍。风行一时的存在主义哲学，到了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出版时，便已经身价大跌了，人们对“个人”、“存在”、“自我意识”等这些存在主义的基本概念失掉了早先的那种热情和兴趣。结构主义正是作为对存在主义的否定的思潮而兴起的。结构主义认为：“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这正是对存在主义的根本性否定和批判。1962年，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出版了《野性的思维》一书，该书末章《历史和辩证法》批判了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的基本观点，引起轰动，此事标志着结构主义取代了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的主流地位。

一结构主义美学的理论背景

结构主义美学的产生受到了多种思想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

首先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带来的革命性范式转换。

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年）是瑞士语言学家。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范式转换，即在语言学中标举起共时性的观念，而这同传统语言学一贯以历时态旧角度来看待语言有根本区别。在传统语言学中，语言被看作是一个命名过程及其产物。而在索绪尔看来这是一种误置。他认为，语言是作为能指的语音和作为所指的概念的结合。如我们说出“树”这个词，它是表达的一个概念，即一种木本植物，语音是同概念相联系而不是同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树相联系。因此，在语言中是能指（signifant）与所指（signifie）发生关系，两者是同时存在的。他举例说，“可以把语言和一张纸相比，思想在前，声音在后，人们不能切断前面的而在同时不切断后面的。同样，在语言中，人们也不能把声音和思想分开，或把思想和声音分开”[1]。索绪尔在这一论说中是把共时性观点引入到了语言学中，同时他还指出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毕竟是约定俗成的，同一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词表达；反之，同一语词也可以表达不同概念。

这一状况促使索绪尔思考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他把以前普泛地讲的语言对象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作为系统、体制或规范的语言（language）；另一种是受制于前者，并使前者具体化的言语（parole）。对这两者的区别，“索绪尔自己的类比是：犹如称为‘象棋’的那套抽象的规则和惯例与真实世界中人们实际所玩的一盘盘象棋游戏这两者之间的不同。象棋的规则可以说是高于并超越每一局单独的棋赛而存在，然而，象棋规则只是在每一盘中的各棋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才取得具体的形式。语言也是一样，语言的本质超出并支配着言语的每一种表现的本质”。[2]从索绪尔的这一语言观来看，就是人们说和听的都只是言语，它之所以能形成交流，就在于它体现了语言的规定性，它是人们都共同认可，也都明了的规约。索绪尔的这一观念表明，人的“言语”行为尽管千差万别，但都有共同的内在结构（“语言”）。这成为了结构主义文论家寻求文本的内在结构的出发点。

此外，更早对结构主义具有启导作用的还有18世纪意大利学者维柯。在其《新科学》中维柯试图找出人文现象的普遍公式，构造一种“人的物理学”。他认为原始人类认识事物时并非常识所言的野蛮无知，而是“富于诗意”的。他在看到了中国的龙图腾的图案和象形文字后，曾惊叹道：“这一点值得惊讶，中国和雅典这两个民族相隔那么久又那么远，竟用同样的诗性方式去思考和表达自己。”[3]那么，这一诗性方式有何特点呢？他提出了“真实—事实”（verumfa）原则，即他所看到的世界是他所能理解的世界，事实状况是由他头脑中关于真实的信念来框定的。维柯这一思路实际上是在寻求早期人类思维的“结构”，可以说他是结构主义思想的先驱人物。

其次是“深度模式”的寻求与人的主体性的消释。

一是对“深度模式”的追求。在西方的学术思想中，历来有着本质—现象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它的由来和发展，都得由它的内在本质来说明。所以，许多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就在于它对于事物的规定性有着特殊的阐释，这种内在性质是在现象底层的，具有深度的东西，并且在阐释它时又是从某一普泛的模式来立论，因此不妨称之为深度模式。例如，柏拉图思想的轴心是理念，理念的论析就成为其理论的深度模式；黑格尔的哲学以绝对精神的辩证转化作为其深度模式，等等。在20世纪以来的“语言学转向”中，深度模式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冷落，尤其在逻辑经验主义的派别看来，它是形而上学的虚设。由此背景看，结构主义是在事物个别因素的考察中，努力建构出统合个别因素的整体的质，再由它来考察、说明个别因素的特征。因此，结构主义尽管没有统一的深度模式，但它在方法论上是有对深度模式的追求的，在这一点是它同“语言学转向”后的总体趋势有着异趣；可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对深度模式未作统一规定，使其只是为了说明问题而存在，因此，它就又与“语言学转向”后的深度模式消解趋势相吻合了。

二是当代西方人的主体性面临着消释的状况。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思想中，神的主体性逐渐被人的主体性所取代。有时，人的主体性被强调到了几乎无以复加的程度，仿佛整个外部世界都是人所征服、所奴役的对象。在此历史进程中，科技进步无疑起到了助长人的主体力量的作用。但到19、20世纪之交时，科技进步在助长人的生产力提高的同时，它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方面的副作用也日益显露出来。在这时，开始出现了对科技进步持怀疑和批判的观点，人的主体性的地位也逐渐受到怀疑。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地采用现代科技从事战争杀戮的行为，它对于否定人的主体性无疑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法国学者、前期有结构主义倾向的福柯曾回顾说，他们这一代对生活现实的兴趣已不及对概念和系统的兴趣。如果说近代以来的思想主潮是用人来代替神的主体性，那么，福柯的一代则是“我们不是用人，而是用无作者思想、无主体意识、无同一性理论来代替神”。这里，实际上通过张扬结构系统自身的自主、自足特性来代替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体现了当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之后思想界的主体性消释的趋势。

二结构主义美学的主要特征

结构主义美学的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它的一般性的泛学科特征；二是具体考察其美学理论的特征。

首先看结构主义的一般特征。结构主义者之间在具体观点上可能歧异很大，但在方法上却体现出共同的结构主义特征。可以说，结构主义思潮的一般特征集中表现在对“结构”概念的独特理解上。对此，让·皮亚杰和列维-斯特劳斯都有过专门阐述。

皮亚杰（Jea，1896—1980年）是瑞士心理学家。曾师从于荣格，后来开创了发生心理学的学说。他的心理学学说具有结构主义倾向，以至于他在撰写心理学论著之余，写过一本《结构主义》来对自己所遵循的方法论作出系统梳理。皮亚杰对“结构”有三个基本概括：结构有整体性、转换功能和自我调节功能。具体来讲，整体性是指结构整体中的各元素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各元素在整体中的性质，不同于它在单独时或在其他结构内时的性质。转换功能是指结构内部存在着具有构成作用的规律、法则等。以语言来说，正是由于这些规律、法则的构成作用，各个词汇可以组成不同语句，人能用语言来表达意思并使他人理解。自我调节功能是指，在结构执行转换程序时，它有自身的调节机制而无须求助于结构之外的某物，亦即结构相对地封闭和独立。例如一个人的体温大致稳定在37℃，不管外界气温是25℃还是35℃，人只是感到凉或热，即体温由体内的系统调节，不受外部因素的明显干扰。[4]

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一书中对结构提出了四点说明。一是结构中任一成分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二是对任一结构来说，都有可能列出同类结构中产生的一系列变化；三是结构能预测出当某一种或几种成分变化时，整体会有什么反应；四是结构内可观察到的事实，应是可以在结构内提出解释的。

一般认为，皮亚杰和列维-斯特劳斯对结构的阐释是公允的、具权威性的。这里还应补充一点，结构主义者往往将结构分为表层和深层两种，表层结构可被直接观察，深层结构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只有通过某种认知模式才可探知。结构主义者所说的主要是深层结构。另外，在结构主义的观念中，往往是凭借成对的概念来建构结构，如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历时和共时等。因此，“成双的功能性差异的复杂格局这个概念，或曰‘二元对立’概念显然是结构概念的基础”。[5]总括起来，皮亚杰说到的三点特征，再加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深度模式的构建，可以大致概括结构主义的一般特征。

再看结构主义美学、文论自身的基本特征。结构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是结构主义方法在美学、文学领域运用的结果。它遵循结构主义的一般要求，同时，在针对美学、文学的具体对象时，又有自身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有：

第一，寻求文学批评的恒定模式。

结构主义美学反对印象派一类的主观批评，要求用相对稳定的模式来把握文学，以达到有理性、有深度的认识。它的操作步骤大体是先提出一个假定的结构，或从其他学科中借用某模式，看它能否说明具体文本。如能，就用该模式作为文本的基本结构；如不甚满意，就另寻其他模式，直到大体满意为止。对同一类文学，可用不同模式来说明其不同方面。如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勃瑞蒙认为俄国批评家普洛普对俄罗斯童话的结构概括并不完美，而另提出一种小说“三合一体”的假设，即任何小说都可被概括描述成一种原子系列三阶段纵横交错的“三合一体”模式：

敞开一个可能性的情景可能性的实现成功

失败

可能性的非实现

其中第二、第三阶段都有一个选择，小说的叙事结构就在这种选择过程中完成。[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