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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崇高的原理

朗吉弩斯在第八章中明确指出，“崇高”来自五个源泉，也就是说，“崇高”是由以下五种因素构成的：

崇高的风格，可以说，有五个真正的源泉，而天赋的文艺才能仿佛是这五者的共同基础，没有它就一事无成。第一而且首要的是能作庄严伟大的思想，我在《论色诺芬》一文中已有所论述了。第二是具有慷慨激昂的热情。这两个崇高因素主要是依赖天赋的。其余三者则来自技巧。第三是构想辞格的藻饰，藻饰有两种：思想的藻饰和语言的藻饰。此外，是使用高雅的措词，这又可以分为用词的选择，象喻的词采和声喻的词采。第五个崇高因素包括上述四者，就是尊严和高雅的结构。[30]

前两者思想和感情（热情）是属于作者主体的人格问题，后三者藻饰、措词、结构属于语言风格问题。就《论崇高》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具体讨论这五种源泉或五种因素，而且主要是从文艺批评的意义上来进行讨论的；我们则从美学理论上来探讨这部著作，所以从崇高的主体（思想、热情、想象）、崇高的客体和结构的有机整体统一性三方面来讨论崇高的来源或构成因素。正是这三者导致达到崇高的境界。

一崇高的主观思想源泉

朗吉弩斯在讨论到崇高的境界之所以形成或产生时，比较重视作者的主观因素，具体说来是指思想、感情和想象，只有作者这个创作主体具备了崇高的思想、崇高的感情和崇高的想象，才构成作者这个创作主体拥有伟大的人格，才能创作出崇高的伟大的作品。人们鉴赏某种作品，只有体现由伟大人格赖以构成的崇高的思想、感情、想象时，才是伟大的崇高的作品。

（一）庄严伟大的思想

这是构成崇高的第一个因素，“较其余的因素更为重要”。意指“崇高的天才”，其具体的含义就是指“能作庄严伟大的思想”，相当于“高尚的灵感”[31]。它作为崇高的来源是绝对必要的。

“思想”的希腊语“noesis”，意指“理性”，是指理性的知识或理性的认知活动。

朗吉弩斯通过引证柏拉图在《国家篇》中的有关论述来阐明他的观点。柏拉图在讨论到什么是真正的纯粹的快乐时讲到，追求饮食男女一类的感性的快乐（快感）是低级的不真实的，追求理智的快乐，追求真理、智慧等理性的快乐才是高尚的真实的：

凡是没有智慧和美德的经验的人，往往宴饮作乐，醉生梦死，仿佛每况愈下，竟然终生流连忘返；他们永不能仰视真理，永不能高瞻远瞩，永不能尝到持久的、纯粹的快乐，就像一群牲口，总是低头俯视，眼睛朝着地面，朝着食桌，饱食终日，脑满肠肥，为了贪图饱餐，用蹄相踢，用铁角相触，因为贪得无厌，互相残杀。[32]

也就是说，只有“仰视真理”、“高瞻远瞩”的人，即拥有理性和追求理性的人，凭借理性进行思考的人，才能尝到持久的纯粹的快乐，才能拥有崇高的人格。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具备崇高风格的作品来。崇高的风格取决于崇高的人格，因为“崇高的风格是一颗伟大心灵的回声”。

朗吉弩斯强调只有热衷于“仰视真理”、“高瞻远瞩”，才是“崇高的天才”，才“能作庄严伟大的思想”。这也就是人和作品、人格和风格、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这种观点，是朗吉弩斯的整个美学思想、文艺批评理论的核心。对他来讲，崇高的人格和“能作庄严伟大的思想”是同一回事。具备崇高人格的人，既拥有理性，又能运用理性。

所谓“能作庄严伟大的思想”，即崇高的人格，具体讲就是拥有旷达的感情和远大的思想，反之，卑鄙龌龊的心灵决不能写出具有崇高风格的作品来的：

雄伟的风格乃是重大的思想的自然结果，崇高的谈吐往往出自胸襟旷达志气远大的人。[33]

崇高的风格来自崇高的思想，而崇高的思想则来自天赋和后天的培养。首先，“主要是依赖天赋”[34]。其次，后天的学习和培养。他在第八章中强调“主要是依赖天赋”，接着在第九章中称之为第一个因素，虽然同时又提到后天的培养：

既然第一个因素，我指崇高的天才[35]较其余的因素更为重要。所以，虽然这是天生而非学来的能力，我们也要努力陶冶我们的性情，使之达到高远的意境，仿佛使之孕育着高尚的灵感。[36]

他不仅认为天才是构成崇高思想、崇高人格的第一个因素，而且进而认为天才是构成崇高的五个源泉的共同基础：“崇高的风格，可以说，有五个真正的源泉，而天赋的文艺才能仿佛是这五者的共同基础。”[37]即便这样，他依然重视后天的培养，“要努力陶冶我们的性情”，尤其重视借鉴古人，向古代拥有崇高风格和崇高思想的伟大作家们学习：

还有另一条引向崇高境界的道路。这条是什么和怎样的道路呢?就是模仿古代伟大散文家和诗人们，并且同他们竞赛。朋友，让我们咬紧牙关，努力达到这个目的吧。[38]

他列举后世许多人都是通过这种途径而成为伟大作家的。德尔斐的女祭司走近三脚祭坛，从而孕育神力，在灵感的感召下立刻宣述神谕。所以从古代作家的伟大精神中有一股潜流注入慕古者的心灵中，从而使慕古者受到感召，这样“即令不大能有灵感的人也会因别人的伟大精神而同享得灵感”[39]。希罗多德由于借鉴荷马而“最富于荷马精神”。公元前7世纪时的两位诗人斯提西科洛斯和阿哥罗科斯，由于借鉴荷马而被誉为“抒情的荷马”，或被认为堪与荷马媲美。尤其出类拔萃的是柏拉图，他引导荷马那源泉的无数小溪流入他自己的文章里，以致阿谟尼乌（约前2世纪）要专门写一部著作《柏拉图得益于荷马》来讨论这个问题。否则柏拉图决不能在他的哲学园地里百花齐放，也不可能同荷马一起踯躅于诗歌和辞藻的幽林。并强调这种借鉴并非是剽窃，而是一种学习：“这正如从美的性格，从雕像和艺术作品，吸取印象罢了。”[40]朗吉弩斯这里强调的是“借鉴”而不是照抄照搬，而且还主张在借鉴古人的同时，还要与古人进行竞争、竞赛。柏拉图正是在借鉴荷马的同时又与荷马展开竞争，“全心全意要与荷马竞夺锦标”[41]，从而获得辉煌成就。正像赫西俄德所说的那样，“竞争对于凡夫是有好处的”。胜利的桂冠是美好的，荣誉的报酬是值得争取的，即便在竞争中败于古人之手也并非是耻辱。

（二）慷慨激昂的热情

慷慨激昂的热情，即崇高的感情，是构成崇高风格或崇高人格的第二个源泉，否则是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震撼人心的作品来的。他在现存《论崇高》最后第四十四节探讨当世时认为：“举世茫茫，众生芸芸，唯独无伟大的文学”。朗吉弩斯归因于人们热衷于追求财富和享乐，缺乏热情：

今日的人心之所以耗损殆尽，全是由于心灵的冷漠，除了少数人外，大家都在冷漠中虚度一生，既不奋发有为，又无雄心壮志，除非是为了博人赞美和追求享乐，但永不是出于热情的和高尚的动机造福世人。[42]

由此可见，具备与否崇高的感情，与作者的人格和能否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关系至为密切。因为，只有作家或演说家自己具备磅礴的热情，并把它灌注到作品中去，这种作品才能感染读者或听众，使之达到神驰魂飞的狂喜状态：

文章，它既是语言的谐律，而这种语言是天赋予人的，不但能达到人的耳朵，而且能打动人的心灵，激发了各式各样的辞藻、思想、行为、美饰、曲调，这一切都是我们生而具有的或培养而成的。同时，凭借其声音的混合与变化，把说者的感情灌输到旁听者的心中，引起听众的同感，而且凭借词句的组织，建立一个雄伟的结构——凭借这些方法，它不就能把我们迷住，往往立刻驱使我们向往于一切壮丽的、尊严的、崇高的事物和它们所包罗的万象，从而完全支配着我们的心情吗?[43]

由此可见，先有作者、演说者自身具备崇高的感情，即慷慨激昂的热情，通过雄伟的结构传达给读者或听众，才能引起读者或听众的共鸣。所谓“慷慨激昂的热情”，也就是恰到好处的真情，并以此谴责凯齐留斯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

如果说凯齐留斯从未想到热情有助于崇高，所以只字不提，认为是无足道者，那么他就铸成大错了。我大胆地说：有助于风格之雄浑者，莫如恰到好处的真情。它仿佛呼出迷狂的气息和神圣的灵感，而感发了你的语言。[44]

这种“恰到好处的真情”的原则，也就是古典主义所提倡和坚持的原则，强调要求感情的使用，要吻合时间、场合、机会、群众等条件，否则不会引起听众或读者们的共鸣：“说者即使心**神驰，听者却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