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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哲学
要是说希腊哲学史是从米利都学派开始的话,那么希腊美学史则是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史料依据不足,更是因为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宗教的联系更为密切,而美学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和宗教神话及文艺的关系更为密切。以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德谟克里特为代表的美学思想,深深打上他们的相应的哲学世界观的烙印,前后经历不到两百年。
一以自然为主要研究对象
这个时期的美学思想家,以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里特为代表的哲学家,主要是从事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因此他们的哲学是自然哲学,很少涉及社会和伦理道德等。这种带有根本性的特征,也体现在他们的美学思想中。
这种以自然为主要对象的特征,渗透到这个时期的美学思想的各个方面。首先,未将与美有关的问题和社会伦理道德问题联系起来,其有关美的范畴既未涵盖及善,反之也未将美包蕴在善这个范畴中。其次,未将美学问题的探讨与文学艺术密切联系起来,以致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即便显示出富有思辨特征的思想家,也更多地追求抽象的、纯思辨意义上的凝神观照,不像后世的柏拉图由于密切关注文学艺术,不仅关注纯思辨的凝神观照,而且还重视审美意义上的凝神观照。最后,忽视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从好的方面看,未曾将美和文学艺术理论的探讨从属于“文以载道”的目的,但是美学和文学艺术的研究,毕竟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其社会功能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回避的。以德谟克里特为代表的原子论哲学已开始关注社会和道德问题,但未将美学思想和它们联系起来。
这是就以自然为主要对象而导致的消极方面来说的,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特别是这个时期的自然哲学关注自然,特别是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将对美的探求与宇宙学、谐音学的研究密切结合,从而使其美学思想带有气势恢弘的宇宙学特征,显得大气。从而体现出其整个美学思想给人以整体的崇高感,而不是鼠目寸光地停留在枝节问题的探讨上。
二致力于探讨万物的本原
早期自然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是热衷于探求万物的本原(根源),在他们看来,客观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万物,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在运动、变化、发展的整体。他们要探求万物的本原,就是要寻求多中之一,提出了关于世界的统一性问题。自然哲学上的这种对本原的追求,对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确定了整个时期美学思想的出发点和发展方向。
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本原观,对美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显著。该派既不像米利都学派和赫拉克利特那样,以某种具体的东西如“水”、“气”、“火”为万物的本原,也未抽象到像柏拉图那样以空洞的、无内容的“理念”为本体,而以介乎两者之间“更高一级的实在”的“数”为万物的本原。在声称“万物由于‘模仿’数而存在”的同时,紧接着就提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这点对整个希腊罗马时期的美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导向作用,影响和推动美学思想家去探求美的事物之所以成为美的那种本质、本体。循“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观点发展,确实存在着向唯心主义发展的更大的可能性,对柏拉图来讲是这样,对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意义上的“美”的学说来讲也是这样。这种方向不仅对整个希腊罗马直到普洛丁的美学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整个西方美学思想的发展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这点,与整个希腊罗马美学思想中之所以是唯心主义占到主导地位,不是没有关系的。
但又必须指出,也正由于毕达哥拉斯学派中又有人揭示出,“秩序”和“匀称”是美的、有用的,反之,“无秩序”和“不匀称”则是丑的和无用的;并同时把这种“秩序”和“匀称”理解为存在于美的事物内部的关系,它们不能离开可感事物而独立存在,更不能像“数”那样先于美的事物而独立存在,那么,循此发展下去,美学思想就可能通向唯物主义。这种观点,不仅在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中有所反映,在亚里士多德以及晚期希腊美学思想中都有所反映,直到普洛丁才明确断言美不是匀称、比例、适度、和谐,将美的事物之所以为美完全归诸“分有美”理念。
三灵魂和肉体的分离与对立
早期自然哲学家,尚未意识到主体与客体、认识的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完全分离和彼此的对立,但接受传统宗教神话的灵魂观,将灵魂和肉体彼此分离和对立起来。
正是从这种彼此分离的灵魂肉体说出发,出现了拯救灵魂的必要性,这样巫术、宗教神话中的净化观念和神秘祭典说也就浸**到美学思想中来。诸如通过神秘祭典、音乐和知识的追求使灵魂得到净化,重视凝神观照在把握美的本质的历程中的独特作用,表明前美学思想巫术宗教神话传统观念的深厚影响。正是这些传统观念,促使非理性思维方式在希腊罗马美学思想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即便是像缔造理性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难以摆脱,以后在晚期的代表人物普洛丁的美学体系中显示得更为突出。唯独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
四唯物主义的素朴性
除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巫术宗教神话观念的影响,随着自然哲学中体现的理性因素的孕育和滋长,素朴的唯物主义哲学也产生出来了,以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里特为代表的这种世界观也浸润到美学领域中。具体体现在模仿说上。
正因为赫拉克利特在万物本原说上持素朴唯物主义观点,从而将这种观点来解释艺术对现实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认为绘画、音乐和书法等艺术都是模仿自然。
德谟克里特也同样如此,认为歌唱艺术是模仿自然界,人是从天鹅和夜莺等鸣鸟处学会唱歌的。
也正因为早期自然哲学家们的唯物主义是素朴的唯物主义,所以他们中有的人在肯定万物的本原是物质性的东西,肯定世界万物的多样性统一于物质性的同时,也可以在艺术创作上接受灵感说。甚至像恩培多克勒这样的哲学家,在自然哲学、在万物本原问题持唯物主义观点的同时,又可以接受宗教神秘主义的灵魂不朽轮回转世说,以及两个世界的学说,甚至认为通过禁忌吃肉、豆类、月桂等来达到灵魂的净化。
由此也足以表明素朴的唯物主义世界是不能抵御和清除巫术、宗教神话等传统观念的影响的,即在同一个人的哲学和学说体系内,可以同时接纳互不相容的组成部分。
五辩证法的自发性
早期自然哲学中充满着自发辩证法,特别是他们的对立统一学说,推动了对美的本质的探讨。
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早提出对立的原则是万物的本原,他们的与宇宙学密切相联系的美学,正是以这种对立的原则去探索美的本质。他们认为和谐来自对立,和谐是不同因素的统一,是相反因素的协调;并进而以此去探讨音乐,将乐音解释为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将不协调的导致到协调;并将这种观点贯彻到宏观的宇宙中去,得出整个井然有序的宇宙发出谐音的结论。赫拉克利特则更是将对立的统一与美的本质联系起来,认识到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此外,以辩证法的观点,揭示出美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六直观性
早期自然哲学家将他们的素朴唯物主义运用到认识论中去,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生理学和光学领域中的成果,对人这个主体的认识活动的机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恩培多克勒从四元素物质本原说出发,认为任何物体都有连续不断的、细微不可见的元素粒子放射出来,从而把人的认识活动解释为从主体眼睛和客观物体各自发出的两股射流相互作用,由于“同类相知”而形成的认识。德谟克里特在这种流射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像说,认为视觉是眼睛和对象彼此发出的原子射流相互作用产生的视觉影像,它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映象。这些素朴的唯物的反映论观点的提出,在当时说来无疑是杰出的成果。
但它们都带有直观性的特征,仅仅将人的认识解释为人的感受器官在与事物的直接接触中产生的感觉、知觉和表象,不懂得人的认识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的能动反映,只是把人的认识看作是照相或镜子那样机械静止的反映。
也正是这种认识论上鲜明的直观性特征,导致整个希腊罗马时期的持唯物主义观点思想家的美学观,都带有直观性这种特征。这种素朴的直观性,同马克思所讲的那种具有社会实践意义的美的直观性有本质上的区别:“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人可以“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77]。
素朴唯物主义的这种直观性,忽视审美主体在创造和认识美中的主观能动性。随之而来,进入古典时期,由于人本主义思潮的蓬勃兴起,审美认识主体的觉醒,客观上促使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创建了理性的、思辨的同时也是唯心主义的美学体系。
希腊美学思想是在特定的希腊文化—文明中形成和产生的。古希腊文明是在地中海、西亚、北非、南欧文明地区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它在广泛持续地接受更为古老的以西亚、北非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的影响的同时,又开创了自己的辉煌的以基克拉泽斯文化、米诺斯—迈锡尼文明为代表的青铜文明,从而成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众多的小型的城邦国家并开拓了一大批殖民城邦,从而较好地摆脱了血缘氏族社会固有的束缚,人逐步意识到自身的独立和价值。
希腊人的思想方式,既和其他古老民族一样经历从巫术宗教神话到科学的历程,但他们的宗教神话的独特的拟人化特点,以及与文化、文艺、审美有关的充满人文主义的神话的丰富内涵,不仅促使希腊人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自然观和社会关系观,而且形成了一系列和美学思想有关的素朴观念。进而在自然哲学的影响下,并和自然哲学一起形成和产生美学思想。由于这种自然哲学带有鲜明的直观性特征,忽视实践的作用,看不到和忽视审美主体在创造和认识美中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继起的古典时期的美学思想的发展,就由智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唯心主义地发展了这种主观能动性,结果导致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在希腊美学史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1]本卷不采纳流传甚广的四大文明古国或四大文明(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的说法,因为它仅指旧世界而言,而且它未曾包括到爱琴文明、哈拉巴文明、苏美尔文明等。因而采纳《世界上古史纲》作者根据当代研究成果,提出古代世界三大文明地区的划分:一是中美洲和中央安第斯文明地区;一是东亚、南亚、中国文明和印度地区(指恒河流域以东以南,不包括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流域文明或哈拉巴文化的范围);一是印度河流域以西至地中海、西亚、北非、南欧文明地区。详见该书下册第五章第四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208页,芝加哥,1948。转引自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1卷,3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4]参见史密斯:《希腊语语法》,导言等。参看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21~25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618~6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