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萨特加缪阿隆三人谈（第2页）

我前两年重读完这位已经故去的智者的回忆录，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分。他离我已经相当遥远，他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不会想到日后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人在读着他的文字时所感到的亲切。这是一个老人，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也写着“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从总体上说，我可能还是更喜欢欧洲人所创造的文化。其丰富、博大、深刻乃至特别的痛苦和渴望使我怦然心动。我是在人类的意义上、也是在个人的意义上感到这一点。这甚至使我感到痛苦，但我也知道我不可能轻易改变自己。

集体能否合法杀人？

萨特和加缪都被视为“存在主义者”，阿隆不在此列。存在主义对世界与个人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世界是荒谬的，偶然的、无根据的、非定命的，因而，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每个人都必须自己承担起自己的命运，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这是怎样的命运和责任呢？

在我看来，加缪的全部思考实际上都是要回答陀思托耶夫斯基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上帝死了，人是否什么都可以做？”

加缪的荒谬哲学就意味着“上帝之死”。近两千年来一直是上帝使世界有意义、有条理、有根据甚至有目的，但是，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对“世界末日”、“最后审判”或“千禧年”的等待，疑问重上心头：上帝真的存在吗？

“上帝死了”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这含义也就是荒谬。世界失去了根据，失去了意义。有人用日常生活的、尤其机器时代的烦闷和痛苦来证其无意义，但如果有上帝存在，即便是枯燥的日常生活也仍然有意义，痛苦也仍然有意义，关键是要有上帝。自从西方人开始信奉耶稣基督，差不多有两个“千禧年”过去了。然而上帝一直不来。于是，这还不是上帝离我们是否距离更拉远的问题，而是上帝究竟是否存在的问题。上帝一直不来，一直没有任何显现的痕迹。

如果上帝死了，甚至不是“不在”，而只是“不来”。那人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是否像贝克特的话剧《等待戈多》中两个流浪汉一样单纯地等待？或者更严肃地以自杀的方式提问和答疑——但那可能是过于严肃了。我们也可以荒唐地嬉戏，也可以无思无想、无忧无虑地生活，或者也可以反抗，当然有不同性质的反抗。总之，我们不是什么都可以做吗？

加缪对“上帝死了”的描述见于他的“荒谬哲学”，而他对“人是否什么都可以做”的回答见于他的“反抗哲学”。他的回答是，不，不是什么都可以做，至少有一件事不可以做，那就是不可杀人。不仅不可个人杀人，更不可集体杀人。不仅不可情欲杀人、**杀人（那是刑法所禁止的）；也不可逻辑杀人、意识形态杀人（那却常常得到人们的意识形态、信仰的鼓励和支持）；甚至也不可“司法杀人”（亦即死刑）。他的大部分小说、戏剧、散文、政论、哲学作品几乎都是在讲这一道理、这一呼吁：“不可杀人。”

有关世界的荒谬性、偶然性的思想并不是加缪全然独特的，而是他和时代共享的一个思想，是不仅他和存在主义共享的一个思想，也是他和“现代”共享的一个思想。虽然在各自那里表现的形式有不同，有关“不可杀人的反抗”的思想才更多地显出他的特色。借用桑塔格的一个划分，前者是类似“情人”的思想；后者则是类似“丈夫”的思想。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作者大都想当“情人”而不想做“丈夫”。

然而，在加缪的荒谬哲学和反抗哲学之间，是否有一种逻辑或者非逻辑的必然联系呢，在世界之荒谬、无根据和人类行为之正当根据之间，是否还可以有一种关系？两者的关系是完全偶然、可以分开的，还是这两者之间的确有一种也许是非逻辑的，但是仍然深刻的精神联系？这些问题在加缪那里还是不明确的，确凿的是，加缪的全部创作是对陀思托耶夫斯基提出这一问题的一个尝试性回答：“如果上帝死了，人是否什么都可以做？”加缪认为是不可以的。这一否定的回答出自道德的理由。人在道德上有不可以做的事情。这并不是说人要高尚仁爱或拘泥细节，加缪坚持着一种道德的底线，即人不可杀人。这一思想看来是极其简单甚至肤浅、稀薄（thin）的，但正如沃尔泽所言，它又是“深得要领的”。

人所造成的、人为的死人有个人的杀人，也有集体的杀人。个别人的杀人虽然在任何社会里都会发生，但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合法的（个人生命处在直接威胁中的自卫杀人不在此列）。而以集体名义的杀人则可能成为“合法的”，其中最大规模的“合法杀人”就是战争，尤其是国家之间的战争。“1905一代”所经历的时代正是“战争的时代”，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时代，是无数外战和内战的时代。战争和暴力被以各种理由试图合理化、合法化。

的确，加缪并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他在“二战”时站在抵抗的第一线。他的口号是“不做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他写道，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杀戮已变得合法化的世界上，这是一个“恐惧的世纪”。要使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世界，我们就应当改变它。拒绝使杀戮合法化迫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对乌托邦的看法。要求使人们不再杀戮任何人完全是乌托邦，是空想，我们不会愚蠢到希望世界上不再有任何杀人的现象发生，但要求使杀戮不再合法化，这如果说是一种乌托邦，也是一种很低程度上的乌托邦。我们不再能理智地希望要拯救一切，我们只能选择首先去拯救人们的身体，以使我们还可以保住未来。这个问题是今天首要的政治问题，我们要确立一个朴实的政治思想，这种朴实的政治思想是一种从企盼救世主降临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对各种人间天堂向往的政治思想。

如果说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还主要是考虑荒谬，考虑自杀的问题，那么，在《反抗者》中，则主要是考虑反抗的问题，考虑杀人的问题。他说，现在重要的不是追溯事物的根源，而是弄清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应当如何行动。在形而上学否定的时代，是思考自杀的问题，在意识形态的时代，必须清理杀人的问题。人是唯一会反抗、会拒绝现在的生活状态的生物，问题是要弄清，这种拒绝是否只会把他引向毁灭，一切反抗是否应当以替普遍的杀人进行辩解而结束。当人把绝对的“不”奉为神明的时候，他会杀人；当人高喊绝对的“是”的时候，他也会杀人。我们必须反抗，反抗为压迫确定了一个限度。但反抗会不会成为新暴君的借口？反抗者不应是自命有权杀人或对死人毫不在乎的否定者。反抗不是绝对的自由。反抗者若听任自己卷入杀人行动，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和他的杀人行为和解，即接受他自己的死亡和牺牲。我们必须超越虚无主义。真正有创造性的革命必须伴之以道德的规则。所有人都应懂得有一个界限在限制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对别人说他不是上帝。的确，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对萨特的批判，所以，双方的冲突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我想，到今天加缪和萨特围绕《反抗者》的争论也许可以盖棺论定了。我认为加缪是对的。

与战争相比，另一种较小规模，但更经常地进行、也得到更强支持的以集体（国家）名义的“合法”杀人是死刑。加缪非常执拗地让我们直面死刑，努力刺激我们对死刑的想象力和反省力。他不仅在“关于断头台的思考”中集中地思考了死刑问题，在他的其他主要作品中也无不出现死刑阴森森的暗影，如有关父亲与观看死刑的故事，不仅出现在“关于断头台的思考”一文的开首，也以不同形式出现在《局外人》、《鼠疫》中塔鲁的自述、“关于反抗者的思考”以及他最后的遗著《第一个人》之中。

萨特在为加缪写的悼文中有一段话颇为中肯，他说加缪“以自己始终如一的拒绝，在我们时代的中心，针对马基雅维利主义和拜金的现实主义，再次肯定了道德事实的存在。”桑塔格的眼光也是锐利的，她说：“他从流行的虚无主义前提出发，然后——全靠了他镇静的声音和语调的力量——把他的读者带向那些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其前提得出来。这种从虚无主义向外的非逻辑的一跃，正是加缪的才华，读者们为此对他感激不尽。”她认为，在加缪那里，有一种道德之美，正是这一点能解释他的作品的非同寻常的吸引力，而这却是20世纪作家无意以求的一种品性。

萨特其实始终是一个喜欢玩火的孩子。但他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还是意识到了一点什么，所以，他宁可得罪波伏瓦，也要发表和维克多的谈话。波伏瓦并不完全理解萨特。她和萨特的晚年谈话远不如维克多和晚年萨特的谈话有趣。

阿隆在法国思想界构成对萨特的一种平衡。他代表一种政治理性，与一种政治浪漫主义的**相平衡。他思考政治时努力为当事人设身处地，包括为政治家“设身处地”，甚至“像部长一样思考”。他致力于建设性。他总是希望找到解决的办法，而不是追求一把火烧出一片白地的痛快。

但这并不是说阿隆就没有**，但他的**是持久的、表现温和的，是深藏不露的。同样，这也不是说萨特就没有理性，他处理概念的能力是第一流的。但是这种理性是服从于**的，在他那里是次要的。

加缪的心灵则是**和理性结合的心灵。这一心灵的平衡其实相当早就已经完成。他在三人中最年轻，而在某种意义上却最成熟。

加缪的心灵也是具有历史内容的心灵，即包含希腊人的重视生命和节制、基督教的怜悯和现代的反抗。加缪的心灵是相当古典的心灵、是接近古代希腊人的心灵。古希腊人是充满生命**的，但同时又是相当克制的。他们豪迈、洋溢着生命力、试图尽可能压榨出生命的欢乐、穷尽生命的各种可能性，思想感情虽然有时喜欢走极端，但行为却是有所节制的，同时又是极其尊重法律的。我们甚至在极其强调流变的赫拉克利特那里也仍然读到：“法律是城邦的城墙”，他反对无法无天。而加缪的心灵又是相当现代的心灵。他充分认识到了折磨着现代人的噩梦：上帝死了，我们该怎么办？

需要节制和平衡。所以，加缪倡导一种宽广、平衡和节制的地中海精神。反抗必须和有限度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他反对毫无节制的革命，反对流他人血的革命。

使各种炽热和熔点不一的**平衡——从持续的温情到火山爆发般的**，从持久努力的热情到瞬间献身的**；同时也使**和理性平衡、使**和经验平衡、使**和直觉平衡、使**和信念平衡。如此我们将达到一种心灵，这就是宽广的心灵、在自身中同时包含了不同乃至对立的极端的心灵。我们有时在一个人身上就能看到这种平衡的心灵，例如歌德。歌德的天才是一种平衡的天才，是综合的天才。这样的天才会有比较幸福的命运。但这样的天才是很少的。我们常常很难在一个人身上达到这样一种平衡。于是，我们至少希望能在不同的人身上达到某种平衡，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会在某种程度上赞同萨特的那样一种**。它在个人那里是偏执的，但是在社会的层面上却构成一种平衡。它对一个麻木的社会、一个太循规蹈矩的社会正好构成一种平衡。这样一种**实际在这时并不是完全“无用的”。它唤醒了人们。而如果它与唤醒了的人们的理性能有所结合，它可能还将有“大用”。

我们的命运亦即：或者在自身中平衡；或者在社会中平衡——在社会中担当一个角色。

事实上，萨特之所以在西方社会、在法国思想界的影响一度如日中天，而对法国社会却没有造成什么流血，正是因为法国的社会是相当法制化的、权利或法（尽管会被萨特鄙视为资产阶级的法权——但他却受到它强有力的保护）的观念是相当强固的。法国1968年5月的风暴像是一场狂欢节，其“革命”其实还是相当优雅和文质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