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萨特加缪阿隆三人谈（第1页）

附录二：萨特、加缪、阿隆三人谈

仿普鲁塔克《古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合评”，尝试将法国20世纪三个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在合观中做一点评论，当然，这里多是一些个人的思绪和回忆似的漫谈，但也想借此提出一些问题。我越来越意识到，在“学界”方面，我愿意主要担当一个“提问者”的角色，虽然由于我关心的问题是具有实质意义的，以及我个人的原因而使我不可避免地会是一个“有倾向的提问者”。这一说法和阿隆所说的“介入的”或“投入的旁观者”（Lespegagé，theittedobserver）比较起来是否还要更不自信？

我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因自由问题而研究萨特，前两年因为关注国际政治和战争思考阿隆，最近又因死刑问题重读了加缪。

之所以将1913年出生的加缪加入到1905年出生的阿隆和萨特中来，不仅因为他也属于广义的“1905一代人”，更因为他是这一代人不可缺少的一个维度。这就是道德的维度。

萨特否定道德原则规范，阿隆谨慎地区分政治与道德；在加缪那里则有明确的道德原则和动人的道德感。

如果说萨特更多地表现了热情，尤其是**和戏剧性的热情；阿隆则更多地表现了审慎、明智和内敛的理性；而在加缪那里，我们则可以更多地感受到一颗倾向于节制和平衡的心灵，并且，那首先是一颗恻隐之心。

萨特以其才华横溢使人瞩目和赞叹，阿隆以其清明理性使人最终信服；而加缪则径直使人爱他。萨特和加缪都兼哲学与文学，阿隆不碰文学，但进入了社会科学。加缪来得最晚，走得最早；阿隆来得最早，走得最晚；萨特在中间。萨特也一直是在旋涡的中心。他和加缪争吵和反目，和阿隆更是“三十年的对手”。然而，加缪去世，萨特写了一篇感人的悼文；萨特晚年遭到粗暴的批评，阿隆奋起为之辩护。萨特家庭富有、阿隆家境也不错，而加缪是真正在贫困中长大的。萨特和加缪都是一岁多就失去了自己的父亲。萨特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有一个长期伴侣和情人；加缪结婚、离婚、再结婚，有两个孩子，阿隆和妻子互相“从一而终”，晚年他更感家人是他最大的慰藉。加缪已经算是早慧和高产，萨特更高产，而阿隆比萨特其实还高产。阿隆和加缪没有访问过苏联，萨特20世纪50年代访问过苏联，他回来写的文章题为“在苏联，有绝对的批评自由”。

萨特是幸运的，他的才华得到了最好的展现，他几乎一生都处在聚光灯下，而当左翼知识分子刚进入“孤儿时代”，他也溘然长逝；阿隆是有些不幸而又幸运的，他一直相当孤立并饱受攻击，他最应该活到80年代末却没有活到，但到他接近垂暮之年的时候，风已开始往他那个方向吹；加缪最不幸，他四十七岁突遇车祸而去，但这也可能最幸运：上帝怜爱他，提前把他接走了，以免他遭受更多的心灵痛苦和焦灼。他不像阿隆那样随和而又坚韧。

萨特最喜欢的词大概就是“词语”，阿隆最喜欢的词大概会是知识、理性，而加缪在他大概四十岁的时候列出他最心爱的词是：世界、痛苦、大地、母亲、荣誉、苦难、夏日、大海。

他们各自区别，但他们归根结底又是同一类人：是和大众相区别的一类人，也是和政治精英相区别的一类人。他们的力量主要是来自他们创造的观念和形象。

在这一类人内部，天生是要争吵的。但他们还属于同一个家族，甚至都属于这一个家族中更小的家族——“公共知识分子”。而这一个小家族今天正处在有可能消失的过程中。

为什么是萨特？

作为一个过来人，只想问自己，也问同人：为什么是萨特？当年，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为什么更热衷于萨特而不是加缪、阿隆或其他人？或者把问题更扩大一些：一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更热衷于从卢梭一直到福柯、德里达这样一些法国知识分子，而不是更注意如孟德斯鸠、贡斯当这样一些知识分子？

当然，首先可能是前者在法国以及在西方比后者更有名。他们在西方有多热，往往在我们这里就有多热。其次，他们的名声的确也不是虚幻的名声。他们拥有巨大的才华和思想力，写出了富有吸引力的杰作。于是，这里就有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20世纪乃至近代，西方乃至中国最有才华、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大都激进或“左倾”？难道因为知识分子都是不满的、甚至是批判的，而他们不满自己社会的当道者，就往往树立一个理想的“异托邦”，而这对身处“异托邦”、其实正在受压制的人们也就不那么公平了。

但我们还是被他们吸引，这里面一定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原因。是我们的文化中一直有过于实用的传统乃至过于功利的一面？是我们一下相信了进化论，且渴望激进和速成？是中国的士人中也一直还有狂者的传统？是我们的文化由于缺乏超越精神的层面和基本的规则约束，而最终使我们敢于尝试一切试验并使用一切手段？总之，我们渴望一切能使我们加快速度和全盘改造的东西。

在所有手段中，最迅速、最全面的改造手段当然就是政治权力和武装暴力。这里的思想逻辑就类似于萨特所言：“那些禁令被一个个地推翻：战士的武器就是他的人道。因为，造反在最初时，必须杀人：杀死一个欧洲人，这是一举两得，即同时清除一个压迫者和一个被压迫者，剩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这里只需将“欧洲人”换成更一般的“敌人”。不仅新的政权、新的人也必须在对敌斗争的血火中诞生，在不断的运动和斗争中诞生。所以，在以暴力夺取政权之后，也还要“继续革命”。

终于，我们经过了百年历练。我们最后也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尤其是近一二十年经济的飞速发展。但这是不是如黄仁宇所说，必须先经历一个为现代化解决上层建筑、再解决底层基础的过程，才会有如此的经济斩获？无论如何，不用等到“世纪末”，中国在激烈的“文革”之后，制度环境转趋温和，在经济上也开始起飞了，开始跟上了同样也在经历转向的“世界”的步伐，今天人们的生活也比以前富裕多了。但是，中国在有些方面是不是还站在一个世纪之前的起点线上，在宪政实践和思想观念等方面，是不是甚至还有不如当年之处？

为什么是萨特？这样一个外来思想接受史的问题，一个能够折射出我们深层心态和政治生态的问题，仍然还有许多暧昧不清之处。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联系我们内部的思想政治接受史的一些问题来思考，比如像为什么是鲁迅？在20世纪最有力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感情或成为其话语象征的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梁启超或胡适？又如为什么是毛泽东？20世纪先在党内、后在国内取胜的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

如何看待世界和我们自己？

如果用80年代初中国年轻画家一幅画的题目来描述萨特的突出特点：“他是他自己”，加缪则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真实的人类的精神，一种尊重人性和人道的精神，而最关注世界，最具有冷静的世界眼光的则非阿隆莫属。阿隆的国际关系理论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应该说是一个遗憾。他在这方面有许多撰述，而且多是围绕着战争与和平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展开。

阿隆“二战”前还在德国科隆大学访学时就写了一些有关和平和战争的文章，后来有不少专著如《大分裂》、《连锁战争》、《大辩论——核战略》、《战争与工业社会》等。而最为惊人的是阿隆数十年来为报刊写有数千篇时评和社论，差不多每周都至少一篇，这些文章有不少涉及欧洲时局和国际政治。但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两本著作还是《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与战争》（1963）和《克劳塞维茨：思考战争》（1976）。施密特批评其书说“我钦佩你精辟的论证，使不可究诘的矛盾现象真相大白”。基辛格评论说：“深刻、文明、杰出和晦涩。”施特劳斯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就他所知，《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与战争》是现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好的一本书。阿隆最早谈到“铁幕”，指出冷战时期世界性的“和平将不可能，但（世界性的）战争也不大可能”（Paiximpossible，guerreimprobable）。因此，可以将冷战视作世界大战的替代而非其准备和征兆。而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世界性的“战争不可能，和平则不大可能”（ossible，pealikely）。我们也许毕竟还是比昨天前进了一步。阿隆总是围绕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来思考国际政治，优先考虑如何避免战争，优先考虑尽力争取和平的可能性。他说，国际关系有一个区别于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特点：它们是在战争的阴影下开展的，或者说它本质上包括战争与和平的交替。这种观点继承了古典哲学的传统。这就是古典哲学中常见的一对矛盾：政治艺术教人在集体内部和平地生活，又教集体（对外）在和平中生活，或者——在战争中生活。而国际关系的永久问题是：每个集体首先应该依靠自己求生存，但也应当为各国的共同任务做出一份贡献。国家互相残杀，势必同归于尽。

人生活在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萨特的自我是狂放不羁的，阿隆的自我是温和坚定的。使我尤感兴趣的还有阿隆如何看待他自己，或者说如何在与他人的关系和比较中看待他自己。他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和其哲学教师布伦什维格对哲学有同样的感受，不一定能做体系的原创，但还是能做点什么。他说，“在我的青年时代，我有幸同三个无法否认比我强的人结为朋友，这三位朋友，就是萨特、埃里克·韦伊和科耶夫”。他说韦伊今天大概只有几千人听说过，但他对哲学的了解比他自己更为深刻。尽管最初是阿隆使萨特注意到德国的现象学，但阿隆一辈子都佩服萨特的哲学能力，也许还有文学才华。他对科耶夫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我提出一种大胆的设想，那么他在我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该设想的构思……他对哲学知识了解之广泛、基本功之扎实，也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隆说，“由于有机会接近高水平的哲学家，我明白自己永远不会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分子”。

他们三人也都比阿隆自信，萨特二十五岁就认为自己能够达到黑格尔的水平；韦伊说将由他来完结哲学的发展；科耶夫则更认为自己的著作标志了思想和人类史周期的结束。阿隆说他对他们的看法介于赞赏和怀疑之间，“但是，这种赞赏的心情使我对自己并不抱太高的要求，同时也使我不至于对自己的雄心和著作之间的差距感到痛苦。每当我完成一本书之后不久，我就把它抛在脑后了。如果说我不在乎别人对我和我的著作的如何评价，那并非是我的心里话……然而，我在二十岁时具有的那种过分的敏感已经降到正常值以下了”。

阿隆五十年后总结，“看来，我这个人可能没有过于违背这句口号：瞄准最高的目标，最精确地估价自己”。他并且说：“这段话可以作为我的座右铭：对自己不存幻想，努力思考和解释人类最高的才华。”尽管没有上述那样一种天才的自信，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思考和写作，而且最终赢得了读者的广泛尊重和信任。他的影响力最后甚至胜过那些才华超过他的人。科耶夫1945年以后进入政府，希望能对戴高乐、德斯坦这样的政治领袖施加影响，但有一次阿隆和德斯坦见面谈起科耶夫，德斯坦对阿隆对其的赞辞颇感惊奇。

萨特和加缪都不可能直接从政，最有可能的是阿隆。罗歇·马丁-迪加尔在回忆录中甚至说阿隆本可成为自梭伦以来最理想的统治者。这大概言之过甚，但他是否至少可以做基辛格呢？基辛格在赠送给阿隆的《回忆录》上题词“献给我的老师”，还有哈佛的邦迪、罗斯托、布热津斯基都当过国务卿。阿隆坦率地说：“如果我是个美国公民，这肯定对我是个极大的**。但我仍会及时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基辛格那样的才干，光有智慧和判断力是不够的，还要有左右逢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