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走出去 努力构建走向世界的中国学术创新体系（第2页）

第三系列就是由于全球文化、民族和地域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所带来的问题的多样性、多元性。文化的差异，带来问题的独特性，很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民族可以普遍实行的东西，在另一个族性文化语境中难以推行。“文化之境”的融合不是伽达默尔德的视域融合，而是文化之间的深度对接。问题总是产生在文化之境的交界处和夹缝处。问题在文化与文化之间转换发生的“惊人的跳跃”，必须要转换文化的视域。

第三个问题：“走出去”需要中国实践的世界化，推动中国学术历史语境的空间转换。

对中国问题的解答首先是一个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形成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国实践是中国学术的历史语境和现实基础，也是检验中国学术对中国问题的解答是否为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学术就是对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是在中国实践探索中一点一滴地积累、生长和发展起来的理性精神。中国实践是世界实践的一部分，任何个别就是一般，任何个别就包含一般，然而，个别转化为现实的一般，仍然需要实践的全球交往关系的整合与转换。

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化学术，除了接受中国实践的检验，还必须接受世界实践的检验。这里就出现了四个要素之间的多重复杂的交往关系。“中国学术—世界学术”的精神交往关系、“中国实践—世界实践”的实践交往关系，以及相互易位的交往（交叉和检验）关系。只有中国实践转化为世界实践，才能使中国学术真正转化为世界学术。

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实践创造的新现代性是对世界现代性问题的中国重写。这一重写，既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的模式，也不是一种脱离世界文明大道的“另类”，而是对人类文明史的一种丰富和扩展。在从“自主输入型现代化”向“自主辐射型现代化”转变过程中，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实践要“走出去”，中国实践向世界实践的转化，需要接受三重检验。第一，实践旨趣的转化。任何实践都是在一定的实践旨趣引导下展开的自觉活动。实践旨趣不同，实践的计划范围、利益取向、目标选择、结果形态检验标准就出现很大差异。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实践旨趣，表现在中国实践过程、进而表达于中国学术价值取向中，就是中国立场和中国价值的体系。走向世界的中国学术，在坚守这一立场和价值旨趣的同时，需要以包容和多样的心态，以有益于整个人类和平发展的新价值旨趣表达实践目标，努力成为最大限度实现“包容性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第二，实践解答标准的多样性。中国实践形成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具有自己的个性。在推广于世界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其他民族的特点加以借鉴，对同一个发展问题可能各个民族选择的发展道路就是多样的。我们不能将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当成唯一的世界教条。中国学术作为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精神表达，也仅仅可能是世界多样性道路可选择的现代性模式之一。第三，实践方式的转化。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在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开放的特定实践方式上探索形成的。中国渐进的改革方式，先是相对粗放、然后向科学发展转变的方式，从刚性稳定转变为弹性控制方式，渐次开放的方式，等等，都具有中国特点。这些特点可以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借鉴，但是需要在施加实践交往中相互借鉴，切不可能照搬照抄。

第四个问题：“走出去”需要中国经验的世界化，推动中国学术生命体验的语境转换。

在中国实践中发生发展的中国学术，是直面中国经验、以中国经验为生命体验的根本语境的。中国经验是对中国问题的直接的感性解答，是在中国实践探索中一点一滴积累和体悟的经验总体，是中华民族各个阶段、所在各个地区伟大解放和伟大复兴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丰富经验的集成。在前无古人的中国革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生命、辛劳和汗水积累了无数宝贵的中国经验，成为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最重要、最具体、最鲜活的经验表达。

没有这些中国经验的滋养，就没有中国学术的生命；没有这些经验的丰厚来源，中国学术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学术是在中国经验的滋养基础上、对中国经验生命体验的过程中、对中国经验的抽象概括和理性表达。

中国经验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中国经验对中国问题的解答具有表象化、感性化和具体化特征，总的说来属于伟大的中华智慧，因而是有地域或边界局限的。反映和表达中国经验的中国学术，一旦超验使用这些经验，脱域而扩展到世界范围，就会遭遇变形和失真的危险。

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经验成分必然要遭遇世界经验守望者的检验。世界各种经验对中国学术的经验解读，是一种携带各种特定前理解的理解。中国经验的世界化，是中国学术世界化的必要经验扩展和精神基础。

中国经验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中国经验中的感性、表象和地域因素不断脱落，而本质的、必然的、规律的方面不断凸显的过程。个别包含一般，世界的多样性也包容着民族经验的差异，民族经验并不与世界经验抽象对立，而是相互链接，但是“这一个”走向一般，需要摆脱个别中特殊的纠缠，需要抽象。

中国经验转向世界经验多样性的场域，就不断发生着检验与被检验关系。中国经验是否是普遍的和有效的，不仅要经历中国实践的检验，也要接受来自国外的多样实践的检验。因此，它必然发生与中国经验的修正与变形、变化和创新。我们不能再以教条主义方式、正统自居来看待来自世界的经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实践和经验，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和经验方式。中国经验走出去，一定要有各民族相互尊重的平等态度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反教条主义、自我创新的历史。我们不希望把国外任何经验教条地强加给自己，当然也不能把自己的经验强加于人。自封正统、一旦看别人有改变就贴上“修正主义”标签的时代应当归于历史。我们应当欢迎任何一种对中国经验汲取的态度，哪怕是一点一滴，哪怕是只言片语。我们也欢迎任何民族对于中国经验与本民族经验的有机结合造就的再创新。中国经验走向世界的途径应当是多样的。有中国著作文献的外译，也有国外学者、政治家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解读。世界上每年出版的研究中国经验的著作，不管持何种立场，也不管持何种视域，只要有中国经验的介绍和正面评价，我们就值得重视，就应当与之保持思想精神的交往和对话。

第五个问题：“走出去”需要中国视域的世界化，推动着中国理论范式的转换。

中国学术具有自己解答中国问题的学术视域、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视域和理论范式。所谓视域，就是独特的地平线、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中国学术作为理论研究的形态，不仅在内容上概括和总结中国经验，而且有了方法论的自觉，正在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学术视域和理论范式。但是，走向世界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与世界其他理论风格、理论视域、理论范式的差异性，除了意识形态因素而外，学术背景、理论养成、民族特点的差异，必定形成各种理论视域的差异，因此需要而且必须展开在理论视域地平线的对话。

理论视域对话的前提当然是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和理论视域。我们一再强调在全球对话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和理论视域，就没有自己的话语。没有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就难以发声。

中国理论的创造当然首先需要聚焦中国问题。一切科学发端于问题，以问题为中心，有的放矢，是创制理论的核心。中国理论的创造当然也要依托丰富的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没有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理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归于不可能。但是，问题、实践、经验提供的主要是理论创制对象的和客体的可能性，而要创制理论，还必须要有独特的理论视域。没有视域的研究是盲目的，正如没有对象的视域是空洞的一样。

中国的理论视域的形成却更加复杂、困难。因为，全球化历史造就的全球分裂，使边缘国家不仅长期在物质生产上依附于发达的西方国家，而且在精神生产上也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输出。中国近代以来，无数的先进思想都来自西方。无数的理论视域也来自西方。我们曾经陷入“东教条”、也曾陷入（至今还在陷入）“西教条”陷阱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几乎就是不断地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西方政治家曾一再嘲笑中国“只生产物品，不生产思想（视域）”，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西方强大的文化、知识、理论产权控制下，按照西方的规制代工生产，包括物品和话语。如果我们只有中国问题，只有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而没有理论视域，那么，再好的问题、实践和经验，也不能变成中国理论，不能变成好的“中国故事”。理论在本质结构上就是理论视域对对象内容穿透和把握。理论视域作为主体性的世界观、思维框架和基本方法论，决定着同一个中国问题、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形成不同的理论解释。西方许多中国研究中心，收集储存了大量的甚至是丰富的中国文献资料，也高度关注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但是由于立场不同，视域不同，他们的研究得出的理论结论与我们大相径庭。因此，中国视域是中国理论创制先在的主体条件。

其次，理论视域的复杂性还在于：与概念、范畴、原理等具体理论内容相比，理论视域还是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结构性整体，而不等于所有碎片化话语的简单相加。中国理论视域就是基于中国立场观察、把握、分析、概括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一整套方法论框架，是理论体系之所以成为体系的灵魂。黑格尔曾经这样来阐释方法之于理论的关系：体系=方法+理论内容；而方法=体系-内容。视域具有体系性的构架整体性特质，又有先在于内容的方法论特质。

最后，中国视域形成的复杂性还在于它不是简单的理论内容的转换，而是需要经过三个内在核心要素的作用。一是坚守中国立场，是中国立场在理性方法论的自主选择，因而又高于立场。任何视域原初就是一种价值和立场的投射，但是需要变成理性方法论的转换。二是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洗礼。视域是为解答中国问题、解释中国经验而存在的，射箭必须要对准靶子。三是要有理性方法论层次的规约。没有这一规约，就没有视域。视域作为理论的地平线，是理论赖以展开的空间前提，具有理性逻辑和结构性整体存在的特点。

中国理论视域是真正的从中国本土的出发，重新出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视域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空间平移，不是把唯物史观视域在中国的复制，而是在中国大地上的重写、创造和重新出场。“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马克思主义出场学”就是我们的理论视域。在这一视域下，我们的理论创造才是可能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理论话语虽然脱胎于马克思在旧全球化时代资本批判的原理，但是于中国当代语境中加以重新书写。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理论也不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的照抄，而是对中国的现实的理论观照。新现代性理论与世界现代性话语对话，也与中国百余年现代化历史对接，但是中国的理论独创。环境支持和环境服务的理论，是基于中国是人口大国、人民与自然环境生活密不可分而不可能相互隔绝这一现实的创新思考。理论创造的中国化，为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中国视域的世界化，是一种最深层次的方法论对话。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要发生所谓“格式塔”式的方法论转换，但是的确需要将中国视域扩展为全人类的视域，正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一样，中国视域的世界化也是与其他民族的其他视域发生对话中完成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视域的转换是视域比较的结果。

第六个问题：“走出去”需要中国话语的世界化，推动中国言说和接受主体的转换。

中国理论需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当然需要操持“中国话”，包括概念、范畴、原理、法则等，理解主体主要是中国读者。中国学术不可能有理解主体的自我遗忘。但是，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理解主体由中国读者转换为世界读者，理解主体的转变，话语方式也必定相应转换。语言是存在的家，话语方式携带着实践、存在、在场的所有因素，构成一个不同于中国语境的世界语境。世界语境的差异化，需要中国学术转换话语、转换理解方式和传播方式。我们千万不能“生产什么”就“吆喝什么”，操持传播学早期的“靶子论”，将基于中国话语的学术简单地翻译出去，一厢情愿地轰击假象的世界读者，更不能不顾世界读者理解主体的内在需要而简单地加以宣传。要做深入的读者语境和话语方式的比较研究，要有新的接受理论，从读者接受而不简单是作者传播中心的角度，促成理解过程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视域融合。只有这样，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才是可以期待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浸入西方文化之中。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不仅带来西方文化，也将中国文化翻译介绍给西方。我们津津乐道的利马窦、马可·波罗等，都是代表。从黑格尔、马克思到马克斯·韦伯，大都是借助于这一传译了解中国，尽管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是很难深入的。作为《儒教与道教》的作者，马克斯·韦伯被称之为“伟大的外行”。外行在于他书中之转译的中国经典来源多不可考；伟大在于他凭借着伟大的文化直觉和理性直觉，得出了大致不差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的结论。海德格尔晚年与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道德经》，并形成了“天地人神”的存在观。中华思想话语的传播，既有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胡适、辜鸿铭等人的贡献，也得益于国外汉学家们的大量辛勤劳作，更有中华文化外译工程的成果。但是，话语转换和影响力，始终是与承载话语的民族的历史必然大力的地位相依而存、与世界各民族对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的需求强度相适应的。维特根斯坦说：话语的意义全在于它的用法。话语的接受度也在于它的用法。接受一种话语，就是接受它的用法，开启的一种生活世界。我们不是期望用新的东方霸权来取代西方文化霸权，而是真诚地向一切全球需要解决他们困惑的人民真诚地讲述中国故事，希望能够对于他们有所帮助。只要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创新逻辑还在东西方共同在场，造就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继续困扰着全人类，那么，中国话语承载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当代出场形态和创新逻辑的批判就会深入人心。只要人们还在反思现代性的自身深刻矛盾并探索超越现代性的新文明之路，那么中国的新现代性思想就是有益的启示。只要有民族需要追求全球正义全球正义，呼唤新的主体际平等和新秩序，那么中国的全球正义全球正义观与和合观就是适宜的提示。我们面对的全球“他者”，不是一种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对象，而是地球村的邻居，那么，我们的对话就是主体际立足于时代的底板、共同面对的时代问题、用各自的时代话语之间的真诚对话，我们就会有共识。中国共识就必将借助中国话语走向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