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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走出去”：努力构建走向世界的中国学术创新体系

全球文化坐标体系的价值轴心正在东移。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持续加深，不仅意味着西方全球经济霸权体系的崩裂，而且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文化霸权体系的溃败。中国崛起所改变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秩序，也同时在悄悄地改变着世界的话语秩序。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内蕴的中国价值正在改变着全球价值秩序。今天，深刻表征着中国改革开放风向标的中国学术正发生着从“世界走向中国”到“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大转折。这一转折，不仅是中国学术话语权的全球彰显，更是从“自主输入”向“自主辐射”现代化模式、从“中国特色”向“后中国特色”中国化出场语境的深刻转变。这一转变使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将成为各国道路的有益借鉴，中国经验成为普世经验的重要资源，中国价值成为全球价值的重要因素，中国共识成为世界共识的主要来源。这是言说语境从中国向世界的重大转换。

无论是在旧全球化还是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资本造就的中心—边缘的全球分裂结构都是马克思主义话语面临的基本语境。发达国家作为中心，控制着全球物质的与精神的结构，不断将全球中心的危机转嫁给边缘，实现空间转换，使边缘地区更加衰败、落后和绝望，更加依附于中心。长期以来，边缘国家成为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矛盾的聚焦点和滥觞地。中国在旧全球化时代发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破了资本帝国的东方阵线，使旧的资产阶级启蒙现代性革命逻辑转变为中国革命的逻辑。中国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再一次的迅速崛起，冲破了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造就的东方的最后底线，使西方的现代性线性逻辑为中国新现代性逻辑所取代。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探索，无论是革命道路还是发展道路，都成为解开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体系禁锢和魔咒的东方锁钥。

全球分裂下的中心—边缘，有着不同时段、不同空间的问题域。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知识霸权优势，将工业制造业大量甩给中国等边缘地区，随之将工业资本与劳动的尖锐对立、资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一起转移过来。金融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加速建构科技霸权和文化霸权，重组TPP和TIPP体系，重新排斥东方，而中国正在面对如何利用资本发展又解决资本的消极作用、实施科学发展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方式转换中。对发达的中心国家遭遇的后现代化、后工业文明的知识世界和仿真世界的拜物教进行深刻批判，与如何用创新驱动来重新解决发展中国家遭遇的不发达状态，形成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的问题。按照三个百年现代化的逻辑，中国真正要从“自主输入型现代化”完成向“自主辐射型现代化”阶段转变，前后需要100年。但是，自主创新和走出去，将是中国完成新现代性事业的必然选择。

中国学术面临两方面的重要使命：一方面，在积极与世界学术对话的语境下，坚守中国立场，聚焦中国问题，基于中国经验，原创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另一方面，必须要让中国理论、中国话语走出国门，成为辐射全球的世界学术，在全球对话中发出中国的声音。前者，已经被政学两界广泛深入地讨论并加以实施；但是关于后者，无论就理论、思想还是战略、行动，都存在着许多空白和模糊认识，需要加以研究。在中国学术走出去的进程中，原初依赖的中国问题、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视域、中国话语方式等一系列根本语境在走向世界过程都需要发生重大转变，呼唤着新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形态的出场。中国学术“走出去”的问题视域绝不再限于“中国问题”，绝不能无视国外接受语境而迷恋“靶子论”模式，翻译传播绝不能简单地将中国话语简单地跨界平移。中国学术应当以宽阔的世界眼光研究世界问题，以独特的民族方式解答世界难题，在全球差异性多元主体间展开对话，构建全球认识交往关系，精研接受理论，促进世界共识，扩大中国学术的世界影响并引领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

的确，从“世界走向中国”到“中国走向世界”，从思维方式来看，前者是从一般到个别，主要精研个性化的特殊矛盾，即特殊矛盾辩证法，走“中国特色”道路；后者则是从个别上升为一般，精研个别转化为一般的矛盾和过程，即普遍矛盾辩证法，走“后中国特色”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建设文化强国，一个问题必然被反思：原初依赖中国问题、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视域、中国话语方式等语境出场并形成中国特色的中国学术，在走向世界过程中如何实现出场语境的历史转换？在反思的意义上，必然引申出以下相关问题。

第一个问题：“走出去”需要思维转换：推动建立“后中国特色”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走出去”不仅是文化价值发展方向的逆转，更需要一种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转换创新。“中国特色”的“中国化”思维是在“世界历史”“中国化”进程中发端的。百余年来，从1840年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境地，被迫处在全球的边缘化地位，成为被西方列强侵略和奴役的对象。在此情形下，“以外为师”、秉持“输入型现代化”模式一直成为中国救国图强的基本国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个分水岭，前为“被动输入型现代化”阶段，后为“自主输入型现代化”阶段。前者之谓，是因为没有独立主权，西方列强用武力和商品轰开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强制地用西方现代化模式改造中国，将之并入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版图，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后者之谓，是中国政治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因此虽然仍然需要向国外学习先进的技术、管理和思想文化，招商引资，但是这是主动地、有自主选择权的输入。无论前者还是后者，“输入”是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征。中国成为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边缘极，成为其诸多矛盾交叉影响的交集，因而显现为一系列矛盾的特殊性。针对这一特殊性矛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摆脱本本主义抽象空谈，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论》思维，坚持以特殊矛盾分析为重点的《矛盾论》思维，形成“实践第一”的哲学认识论和“中国特色”辩证法。概括地说，就是聚焦中国问题、坚守中国立场、形成中国视域、倡言中国话语。聚焦中国问题，就是“有的放矢”之“的”必须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大问题，考察中国问题中所包含的矛盾的特殊性，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实践路径实践路径选择的个性。坚守中国立场，就是要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分析、把握和解答必须站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形成中国视域，就是要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和方法，如以“实践第一”为特色的认识论，以特殊矛盾分析为特色的辩证法，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等。倡言中国话语，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概念、语言、命题，传播全球、影响世界。

与“中国特色”“中国化”进程的方向相反，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中国价值“走出去”是“后中国特色”的“中国化”，也就是“中国走向世界”“中国特色”世界化的进程。然而，如何界定“走出去”，却存在着种种误区。

误解之一：不顾世界问题的“中国特色”的孤家独白。长期以来，我们专注于“中国特色”，以中国问题为“的”，不断地与时俱进地放出我们的思维之“矢”，形成了对问题的中国解答、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形成了中国的问答逻辑。然而，这些中国式问题—解答逻辑作为个性，虽然也先天地包含着一般，个别就是一般，但是中国问题并不直接等于世界问题。如果我们忽略这一根本转换而造成的重大差异，依然只关注中国问题而忽略世界问题，或者在中国价值“走出去”时根本不考察、不研究世界问题，不了解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民情和文化，全球公众关注的重大问题，那么，曾经在中国问题引导下形成的成功经验和科学解答，这些“有的放矢”就会转变为在世界范围内的“无的放矢”，就会落空，成为一厢情愿的孤芳自赏和文化独白。

误解之二：不了解国外公众的接受语境而采取简单的“靶子论”单向传播方式。“走出去”需要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之间建立解释学途径、特别是接受理论的解释。传播效应分析不仅需要分析传播者和传播内容，更需要分析和解释世界接受公众何以可能接受中国价值。受众的“前理解”状况（包括他们的文化视域、民族经验、认知图式、价值偏好等）、理解的过程和方式、生存论的状况，以及与中国价值的一致性体验和差异性感受，都需要加以分析。如果我们不顾受众的差异性语境，而盲信传播的“靶子论”，认为只要我们按照“中国特色”炮弹轰将过去，世界公众的靶子就会应声而倒，“灌输论”式传播效果就已经达到，这无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

误解之三：迷信翻译，生产什么就吆喝什么。不了解世界需要，不了解世界的差异性理解特点，将所谓“走出去”仅仅理解为将中国文化电影、戏曲、著作、文章、电视片等文本翻译成外文，并加以传播，满足于翻译了多少中国文化产品，发行量多少，赠送多少，将“走出去”仅仅理解为文化的海外克隆或跨国平移。

究其这些误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根源，就是狭义的、单一“主体—客体”两极模式的认识论和专注于个别、特殊性而忘却一般、个别与一般具有差异的方法论使然。所谓狭义的、单一的“主体—客体”模式认识论，是因为以往的“中国特色”中国化发生的基本背景是作为世界潮流浩浩****的“世界历史”进程已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问题主要着力点在“世界一般进程”的中国化、个性化或特殊化。中国的实践和认识主体主要集中在本土，而关注的对象也集中在本土，虽然跨国的“他者”即另一极主体始终是实际的观察者和参照系，但是在显性层面，他者主体是被隐去的。因此，“中国特色”认识论是在没有国外显性主体的介入下形成的“中国主体—中国客体”两极实践结构和认识结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也主要探索直接认识——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过程，即主体认识如何从实践出发上升为理论，又回到实践的过程，主要涉及“主体—客体”关系，不涉及或不主要涉及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

同样，“中国特色”的方法论也是一种在普遍矛盾学说和一般理论指导下，专注于个性或矛盾特殊性的辩证法。如果说，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以往各个时期，这一相对忽略间接认识、多元主体交往关系而主要关注单一主体本土的亲身实践与认识发生发展关系的认识论，以及主要关注矛盾特殊性和个性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形态的话，那么，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走出去”的今天就可能不再适用，而需要重新建构。

“走出去”战略思维需要的是与狭义认识论不同的广义认识论。与狭义相比，广义认识论的第一个差异就是跨国对话的多元主体性。中国价值走出去涉及的认识主体不仅仅是中国作者，更多的是具有文化差异的世界多样读者。作者与读者之间，是差异的甚至是异质的多元主体性。以往在“中国特色”阶段的单一本土认识主体性已经不再适应走出去阶段的多元主体性状况。第二个差异是多元主体之间、围绕“中国价值”这一中介客体发生的认识交往关系。这一交往关系是以往以“主体—客体”关系为主线的狭义认识论所或缺的。它包括了认识交往关系的各个环节：传播、理解、认识等。第三个差异是认识运行机制不仅限于主客体之间，而且包括了“主—客—主”三体结构中的双重关系。“走出去”要研究的不仅是“中国特色”之“说什么”，而且更要研究“中国之声”如何转变成为“世界之声”、全球共识。差异性、多元性的主体如何通过认识交往关系可以接受“北京共识”。因此，认识运行机制的主体间性转向就显得非常重要。与此同时，辩证法思维也发生相应转换，从专注于“矛盾特殊性”的“中国特色”的辩证法，转向研究“个别转化为一般”的辩证法。个别、特殊与一般是有现实差异的，前者如何转化为后者，就需要研究“世界共识化”辩证法。

中国实践如何转化为世界实践，中国经验如何转变为世界经验，中国价值如何转变为世界价值，“北京共识”如何转变为“世界共识”，中国话语如何转变为世界话语，都需要对“转化”做辩证法的研究，形成从矛盾特殊性为中心的辩证法向以矛盾普遍化过程研究为中心的辩证法的转变。其中，另一极主体的在场成为这一辩证法的守望者，使多元主体之间差异和同一、个别和一般关系成为辩证法研究的中心。这必然呼唤交往实践辩证法的出场。

第二个问题：“走出去”需要中国问题的世界化，推动重塑战略之“的”。

任何理论都是问答逻辑。以问题为中心，理论是解答问题的精神形态。“走出去”也是为了解答问题。“有的放矢”，不过，这一解答之矢所针对之“的”并不如“中国特色”理论一样，仅仅是中国问题，而且主要是“世界问题”。

“的”即目标靶子的转换是根本转换，是区分“请进来”和“走出去”“中国特色”和“后中国特色”的关键差异。理论作为问答逻辑，问题的性质决定了解答的性质，也因此决定了理论形态的性质。以往“中国特色”理论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特色”，首先在于这一理论针对的是“中国问题”。我们是为了解答、解决“中国问题”而形成“中国特色”理论。而如果“中国特色”理论要被世界所认同和接受，那么就不仅仅是为了解答中国问题，而是作为与世界大众生命休戚与共的人类问题、世界问题。虽然任何个别就是一般、个别包含一般，但是，个别要现实地转变为一般，还必须要研究个别之外的世界问题。如果我们背对世界问题，中国价值“走出去”战略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当然，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我们需要超越中国特色问题视野而直面世界问题。第二，从世界问题解答需要出发选择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中国价值、中国学术，用中国之矢射世界之的，从而成为“后中国特色”中国化的理论。用出场学的话语来说，就是中国学术语境的“场域转换”与“空间脱域”问题。

中国学术走向世界需要解答的“世界问题”主要包括三个系列。第一系列，就是所谓“人类困境”。生态、和平、发展、人权、文化等，该类问题始终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而又需要一个有效的解答。对于“人类困境”，我们应当有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当看到这些问题已经超越单一国家和单一民族的边界，而涉及整个人类生命的安全，因而引起了全人类的深切关心和关注。共同问题空间的脱域性使全球众多优秀的思想家和学者殚精竭虑地思索解答良方，以企望救人类于水火，解世界民众于倒悬。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关注这些人类重大问题，不能比这些学者理论更科学解答人类困境，那么很难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活的灵魂，也就很难成为受全球大众所欢迎、所接受的“真正的世界哲学”。另一方面，应当看到，许多西方学界对上述问题解答有很多空想和偏颇，甚至有许多西方意识形态偏见。正是在这一方面，作为中国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超越现存在场的学说，成为更科学、更受世界欢迎的理论。世界上的问题，无论是环境污染、战争、贫困、文化霸权和经济危机，其根源主要在于资本的贪婪本性使然。资本无限制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欲望和行动扩展到全球，造就了全球资本主义，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破坏、污染贫困和战争。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表明：资本的全球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是造就人类困境的主要根源。人类困境，本质上依然主要是资本困境。作为科学的资本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将中国带上创新发展道路、成功抗击危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可以给予世界以未来希望的一种思想和价值。

第二系列，是西方世界独有、或者因为发展阶段的超前性而暂时中国还没有遭遇的西方问题。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造就世界分裂的一个结构，就是在西方和东方造就相对分离又彼此紧密联系的两个世界。所谓相对分离，是指西方作为完全意义上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原初语境，与东方各种社会制度和体制不相同或不完全相同社会语境的差异；以及西方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许多制造业向东方转移，从而使西方进入比东方工业社会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率先发展就率先遇坎，西方率先遭遇的“后工业社会”“弹性生产的资本主义”“知识社会”“消费社会”“景观社会”等，使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遭遇与东方的马克思主义面对的高于、先于东方的系列资本批判问题，从而使世界问题不可能完全成为中国问题的简单跨国平移。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资本逐利本性与拼命创新所致。

马克思曾经指出：最大限度逐利的资本本性一定伴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资本一方面在西方原初语境中一定需要打破原有主导因素和形态，实现资本形态和格局的创新，从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知识资本、科技资本、消费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等，不断更新资本的主导因素和形态，以求新的逐利空间，这就带动了西方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另一方面，正如哈维所说，资本就必然转向全球空间的拓展，将原有过剩资本扩散到东方，并建立西方“知识资本”对东方的“制造业劳动”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格局。这一新格局就是东西方的新的关联方式，就是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西方之所以可能成为“后工业社会”，之所以在经济产业上可能以非物质制造业（知识生产业、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是因为工业生产必须要有接盘国家和地区，而东方正在产业层级上成为西方转移的接盘人。无论如何，西方先于东方遭遇的新的资本形态问题，正是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针对的主要问题。需要走向世界的中国学术加以全面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