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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黑格尔的马克思

在当代哲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片面地追随新思潮的倾向，但却忽略了对一些遗留下来的、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入反思。其实，搁置一个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一个问题，而只要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继续被搁置着，那么，我们在哲学研究上就始终是在原地踏步，不管我们使用着多么新颖的术语，搬用着多么时尚的新思潮的称号，都不可能改变事情的实质。我们将在这里重点地加以探讨的正是这些重大问题中的一个。

一、问题的提出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研究马克思哲学，还是研究黑格尔哲学；无论是探讨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还是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无论是考察西方哲学演化史，还是重点考察德国哲学演化史，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犹如一道分水岭，使人们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这些分歧又演化为无穷无尽的争论。

争论之一：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和秘密是什么？黑格尔为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人留下的真正的思想遗产是什么？黑格尔在当代哲学研究中究竟造成了哪些灾难性的影响？为什么19世纪六七十年代黑格尔会成为一条“死狗”，而从20世纪初至今又会出现黑格尔研究的复兴？

争论之二：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为什么青年马克思会撰写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为什么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劳动和异化的问题表现出巨大的兴趣？马克思是如何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切入点是什么？为什么当人们把黑格尔作为一条“死狗”来打的时候，马克思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声宣布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呢？

争论之三：马克思是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的继承者，还是全盘反传统主义者？马克思从西方哲学史，特别是从德国古典哲学中汲取了哪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马克思哲学属于近代西方哲学，还是现代西方哲学？

争论之四：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两大潮流——人文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根本分歧点是什么？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聚焦于辩证法的问题？

毋庸讳言，这些争论都牵涉到这个隐藏在我们意识深处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的，那么这些争论就会无穷无尽地演绎下去。当然，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然而，辛勤的探索总会使我们越来越接近问题的实质，从而找到解决它的有效途径。

迄今为止，就我们所接触到的文献而言，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上，至少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类型的观点。虽然每一种类型的观点都包含着无数个变种，但只要我们看问题不停留在表面上，不被某些偶然的、外观上的差异所迷惑，这样的划分就仍然是有意义的。下面，我们对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观点逐一进行考察。

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为“依附论”或“一致论”，即倾向于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依附性，强调马克思思想始终是在黑格尔的拐杖的扶持下向前发展的；甚至认为，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马克思和黑格尔是完全一致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把马克思黑格尔化了，或者换一种说法，使马克思成了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这一观点在德国哲学家欧根·杜林（EugeneDuehring）和匈牙利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GeLukacs）的论著中以十分典型的方式表现出来。杜林在评述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1867）时，曾经这样写道：

这一历史概述〈英国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的产生过程〉，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它不但抛掉博学的拐杖，而且也抛掉辩证法的拐杖，那或许还要好些。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1]

按照杜林的见解，马克思在叙述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时，借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拐杖”，特别是让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方法“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杜林的这一见解是否构成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正确理解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诚然，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7节中，马克思说过下面的话：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

在这段话中，马克思确实使用了“否定之否定”的提法，然而，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诊断究竟是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助产”下做出的，还是通过经济学方面的独立研究做出的？“否定之否定”究竟是马克思思索经济问题的逻辑前提，还是他不过是借用了这种提法来表述自己的研究结论？我们不妨看看恩格斯为马克思所做的申辩：

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地实际上已经实现，部分地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由此可见，如果说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或者他断定，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这些公有本身是杜林所说的“见诸形体的矛盾”）的必然性，那么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3]

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思想和黑格尔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差异，他坚决反对杜林把马克思曲解为黑格尔主义者的错误的见解。恩格斯的申辩之所以富有说服力，是因为事实上，马克思在考察一切历史现象时，都是坚持从具体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从黑格尔方法的“拐杖”出发的。凡是熟悉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下面这个故事：

1877年10月，俄国的《祖国纪事》杂志刊登了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N。K。Mikhailovsky）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该文同样包含着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叙述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理论的错误的解释，然而，与杜林不同，米海洛夫斯基试图把马克思的只适应于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和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概述解释为适应于一切民族的历史哲学理论。如果说，杜林是从否定的方面出发把马克思黑格尔化的话，那么，米海洛夫斯基则是从肯定的方面出发把马克思黑格尔化，因为他抹杀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异。这一次，马克思自己出来进行申辩了，他在写于1877年11月左右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这封信当时未发出，后来恩格斯在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文件中发现并发表了它）中对米海洛夫斯基提出了如下的批评：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4]

为了阐明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类似的情况可能产生的不同的结果，马克思列举了古代罗马平民的例子。古代罗马平民脱胎于拥有小块耕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的土地被剥夺了，从而成了自由民，但他们并没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雇佣工人，却成了无所事事的游民。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奴隶占有制度。马克思因而强调：

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5]

在这里，马克思对这种“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对黑格尔的批判。事实上，早在《哲学的贫困》（1847）一书中，马克思就已经指出，蒲鲁东（P。Proudhon）的经济形而上学的思想渊源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所以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也深入地阐明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理论的实质：

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6]

这段论述充分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无论是杜林的不负责任的批评，还是米海洛夫斯基的同样不负责任的溢美，都无法抹杀这种根本性的差异的存在。

如果说，杜林对马克思的黑格尔化因为缺乏学术含量而未对理论界产生严重影响的话，那么，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代表的卢卡奇却从学理上强调了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渊源，从而对理论界，尤其是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形成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这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圣经”中，卢卡奇这样写道：

不是经济动因在历史解释中的优先性，而是总体的观点，构成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决定性的区别。总体性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优先性，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立地把它转变为一门全新的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的本质。[7]

尽管卢卡奇也常常谈到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思想之间存在着的某些差异，并以赞同的口吻叙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评，甚至当卢卡奇批评库诺夫（ow）时，也说过：“显而易见，机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把马克思克服黑格尔哲学的所有努力放在眼里。”[8]然而，从总体上看，卢卡奇所要强调的正是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渊源。或者换一种说法，卢卡奇所要阐述的正是马克思和黑格尔在思想上，特别是方法论上的共同点。正如戴维·麦克莱伦（DavidM）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79）一书中所指出的：

卢卡奇用来概念化他的时代的问题的主要工具之一是黑格尔哲学。除了拉布里奥拉可能（相当小的可能）是个例外，卢卡奇是认真地估价黑格尔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作用并重新抓住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维度（在《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9]

在麦克莱伦看来，卢卡奇复活了人们对马克思学说中的黑格尔因素的兴趣。他对异化、物化、整体性等概念的诠释，为同时代的和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打下了基础。那么，麦克莱伦对卢卡奇在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上的基本倾向的评论是否是合理的呢？我们认为，总体上是合理的。事实上，早在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发表前十余年，在卢卡奇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撰写的“再版前言”（1967）中，他已经就《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把马克思思想黑格尔主义化的错误倾向做了自我批评。尽管卢卡奇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最激进的尝试，由于这一尝试又是像他这样的共产党人提出来的，因而产生了广泛的理论影响，然而，卢卡奇承认，“我对黑格尔的非批判的态度当时还没有被克服”。[10]直到1930年，当卢卡奇开始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参与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整理时，他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的倾向才获得了清晰的认识：

在阅读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所有的唯心主义的偏见都被一扫而光。毋庸讳言，我本来可以从以前已经读过的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那些现在对我有着如此大的震撼作用的同样的观念。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显然是因为我一直是按照我自己的黑格尔主义的解释来读马克思的。[11]

当然，对卢卡奇在这里陈述的见解我们仍然可以有一定的保留，因为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但只要深入地阅读这部手稿，就会发现，它本身还未完全摆脱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显然，一部本身还未完全摆脱黑格尔影响的手稿并不能使卢卡奇完全从黑格尔主义的理解和解释方式中完全摆脱出来。事实上，在卢卡奇逝世前的《与新左派评论记者的谈话》（1971）中，他仍然表达了对黑格尔的崇拜之情：

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失去对黑格尔的崇拜。我认为，由马克思所开始的、把黑格尔哲学唯物主义化的工作必须继续被推进下去，甚至可以以超越马克思的方式来进行。我已经试图在我即将出版的《本体论》的某些段落中这样做。总而言之，在西方只有三个其他人无法比拟的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马克思。[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