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费尔巴哈批判（第1页）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费尔巴哈批判

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有可能是1844年和1845年之交的冬天以后，在意识形态论争不断高涨的时候开始对费尔巴哈批判的。在《神圣家族》里，马克思还表达了对费尔巴哈强烈的同感。虽然马克思起步较晚，但却在短期内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反转。因此，我们也不能轻易否定此时马克思出现了根本性的理论转换的假定。

但是，正如本章开头所指出的，理论转换一定要有根据。虽然施蒂纳给马克思带来了巨大的理论冲击，但是，马克思未必会接受施蒂纳的观点，相反，主导马克思的是对施蒂纳的批判。因此，马克思的“自我批判”仅根据对施蒂纳的批判是说明不了的。那么，马克思进行理论转换的根据到底是什么？马克思是如何将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转化成为我之物的呢？这其实包含着理论转换的根据是什么的问题。或者说，在这些问题之上，在马克思那里，根本性的理论转换真的存在吗？笔者认为，马克思已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对费尔巴哈进行了充分的批判。从这一点来看，对于马克思向费尔巴哈批判的转换，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脉络进行解释。

这里，不可能做详细的展开，但是，为论述起见，笔者想在这里考察一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费尔巴哈观。[1]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费尔巴哈超越黑格尔的理论功绩进行了这样的评价：

“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是得不到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是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2]

“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3]

但是，这些评价并不表示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的理论。倒不如说这是马克思改变了费尔巴哈的概念，并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理论构建的脉络之中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自觉地从本质上对费尔巴哈进行的批判。

首先，在异化论中，马克思通过把类本质概念与人的生命和生活的生产相结合，将类本质的异化还原为现实的对象性财富或人类共同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废弃了原本应该是本质的类的概念。在现实中生成的各种力，即对象化的财富和作为人的本质而形成的主体性财富，与人相异己、相隔离，无法为个人所领有，马克思将这种现实矛盾理解为异化。对于马克思来说，人是在各种现实的感性关系中被分裂为二的，而且他是从人本身制造了这种分裂这一角度来认识人的存在结构的。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抛弃了费尔巴哈所谓的“类的本质和人”的对立。

其次，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不是从类的意识，而是从现实中存在的个人的矛盾本身去寻求扬弃异化的根据。如果人是类的存在，作为类的存在与自己相异化的话，那么以类的本质为根据是无法说明和扬弃异化的。因此，马克思必须把扬弃异化的根据理解为异化本身的生成物。并且，这种异化要通过生活在矛盾中的个人在实践中解决这些矛盾，并通过组成独特的社会性结合方式即市民社会来被扬弃。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采用费尔巴哈那种把类的本质作为根据去扬弃本质与个人的对立的理论框架。

最后，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批判相关的，在意识上对哲学的理论一般的抛弃。马克思对哲学的理论框架进行了如下的批判。

“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能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4]

马克思已经在通过实践扬弃现实的异化的过程中领会了理论意义，哲学的实现=否定不是在理论上，而只是在实践上完成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也是沿着这一脉络进行的。众所周知，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5]，这被认为是辩证法的精髓所在。但是，在黑格尔那里，自我产生被放在了感知=自我意识的要素的地位上，因此，异化是由把对象化存在作为自我意识的外化去认识的感知来扬弃的。如此一来，否定之否定辩证法最终通过再次确证被异化了的世界本身而完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显然是在试图独自地去扬弃哲学的理论框架。[6]这一点，在思考马克思的费尔巴哈批判时显得极具启发性。

实际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费尔巴哈的评价，也是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相关联的。费尔巴哈揭露了黑格尔哲学的宗教本质，颠覆了其哲学体系。认识到这一点的马克思，理所当然将费尔巴哈评价为否定了“古典哲学”的哲学家。而且，马克思也一直是以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原理为其理论前提的。但是，如上所述，马克思在贯彻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时，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理论框架，将对各种关系的实践性变革与人的自主活动结合了起来。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局限性作出了如下描述。

“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做哲学同自身的矛盾。”[7]

于是，马克思试图说明费尔巴哈所没有认识到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的形态”[8]，这与感性现实的分裂、异化以及批判、变革它的根据的产生相关，这一点应该是明确的。

上述观点尽管还缺少充分的论证，但是我们总算完成了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费尔巴哈观的概括。笔者认为，马克思为了解决现实的异化问题，一方面参考了费尔巴哈的原理——感性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又在思考为解决现实的异化应该如何废弃哲学的理论框架。对此，马克思是有意识地去做的。

那么，马克思的费尔巴哈批判为什么起步较晚呢？这可能是因为他发现费尔巴哈哲学具有开拓未来的可能性，因此没有批判的必要。

可能还有一个理由，也许这是和政治有关。正如今天我们所共知的，马克思在1844年8月11日寄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这两部著作（《未来哲学》、《信仰的本质》）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这一概念，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9]

这处文字经常被用来证明马克思是费尔巴哈主义者。但马克思将人的概念与扬弃私人所有而生成的社会相结合，从而沿着一种与费尔巴哈不同的脉络改变了概念的意义，因此不能说这是费尔巴哈主义的表现。从上述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倒不如说马克思是在表达他愿意与费尔巴哈有共同的想法。

还有，我们应该考虑到费尔巴哈本人在1845年初曾向共产主义靠近这一事实。恩格斯在发表于《新道德世界》里的记事“德国共产主义的急速发展”（1945年2月2日）中这样写道：

“我上次给你去信（1844年12月13日）以来，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天才的哲学家费尔巴哈博士宣布他自己是共产主义者。”[10]

只要存在这样的事实，费尔巴哈批判就不是当前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