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1（第2页）

要反对王朝体系，但反对王朝体系是反对以帝王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不是从历史上涂掉王朝和皇帝。王朝和皇帝是历史的存在，是不应该涂掉的，用不着涂掉的，也是涂不掉的。[9]

这些论述，显示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坚持真理的勇气。随着时光流逝，其理论光彩更显出耀眼的光辉。

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拨乱反正洗礼的历史学，还要不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怎样以这一指导推动历史学的前进？这是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许多史学工作者或从理论上予以阐述，或从具体研究成果上做出明证，认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仍然需要坚持唯物史观。白寿彝教授在80年代初提出“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提倡“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一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二是不把唯物史观同创新对立起来，而是以后者去丰富前者；三是新的创造必须从唯物史观同研究的具体对象相结合中提出来。他在民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等领域的研究，反映出这种创新精神。[10]近20年的许多历史著作，也都有极类似的表现。这个事实雄辩地证明：50年来，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已经深深地扎根，发展中所出现的种种曲折，不可能动摇它的科学地位和社会价值。

三、历史理论领域的重大成就

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又一个方面是历史理论领域的重大成就。

198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齐鲁书社1983年10月出版），包含以下一些内容：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回顾，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讨论30年，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几种观点，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讨论中的分歧，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两个阶段，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讨论的由来和发展，农民战争研究的种种争论，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不同见解，略述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讨论，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讨论综述，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一些意见，近年来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其中，关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关于农民战争问题、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被称为是五六十年代引起中国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五朵金花”；其他问题，除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70年代末提出并引起热烈讨论外，大多也是五六十年代为史学界所关注的。

关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几点是应当明确的：第一，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问题，至少也是当前人们认识中国历史面貌的重要问题；同时，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固然需要丰富的和可靠的历史资料作为依据，但更重要的是要从历史资料中概括出理论性的说明。近来有的论者著文说上述问题中有的是“假问题”，嘲笑当年参与讨论的历史学家。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指出某个问题是“假问题”的人，首先要了解一下当年参与讨论的那些史学家的论点，他们为什么会把某个问题当作“真问题”来讨论；其次，说某个问题是“假问题”的人，应当拿出一些“真的”论据来证明它是“假问题”，否则是不可随意嘲笑前人的。

第二，关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尽管有不少分歧，但大多数参与讨论的人，都是力图用自己所理解的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来探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由于有这样一个共同点，因而使这些讨论一则推进了对唯物史观的学习、研究，一则也推进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认识，同时也促进了二者的结合。这里，要特别提到范文澜撰写的《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此文写于1954年，修改于1963年，先后作为《绪言》刊入《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第三版（1955年）、第四版（1964年）。作者首先检讨了自己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然后从九个方面概述了自己的认识，即“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在生产斗争中的科学发明”、“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历史上战争的分类”。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难免还有可议之处，但是我们首先应当看到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追求真理方面的热情和虔诚。

第三，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给人们留下长久的思考。这一点，恰如《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的“前言”所指出的那样：

……尤应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从三十多年来的讨论中，我们不时发现，同是一条史料，同是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往往能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再现出形态各异的历史具体，并由此引起无穷争论。发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概是由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或“从理论再回到实践”，本是一次能动的飞跃，其跃越的跨度愈大，失误的机会也就必然愈多；同时，抽象与具体、理论与实践这两极之间，越是缺乏中间层次，上升的难度也就必然越大。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否表明，在具体的历史资料和抽象的理论观点之间，还需要加强乃至增添某些中间环节，以减少种种失误的可能呢？

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三十多年来的争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正是在做着这样的工作。[11]

上面这两段话讲得很中肯。这个“中间环节”，就是历史理论体系，或曰历史哲学。翦伯赞在1938年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书，至《举要》一书问世时，已有45年之久，其间不曾有类似的著作产生出来。翦伯赞在1963年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中，讲到了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怎样对待全面观点，人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政治、经济与文化，理论、史料与文章等问题；他在1962年发表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讲到了史与论的问题，政策与理论，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等问题。这是两篇纲领性的论文，有些问题就是针对上述有关讨论而发的。可惜的是，翦伯赞没有机会来修订、补充他的《历史哲学教程》，或者重新撰写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

这种“中间环节”的工作，近20年来，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如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关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的讨论，关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关于社会形态发展模式问题的讨论，关于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讨论等；还有如关于地理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问题的研究，关于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的研究，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以及对一些讨论多年的老问题（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的继续探讨，都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地展开。当然，这些讨论还未能达到一致，这些研究的结论有的也未必能被史学界普遍地接受，但是这些讨论和研究的积极意义却是十分突出的：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示了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理论领域里向着新的高峰攀登的勇气和热情。值得注意的是，八九十年代的这些讨论和研究同五六十年代的讨论和研究相比较，二者之间无疑存在着历史的联系，但也有明显的不同：一是视野更开阔了，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二是教条主义少了，思想更加解放了；三是突破了一些研究“禁区”。举例来说，如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的关系，本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因斯大林有过有关论断，涉及这个问题便有“地理条件决定论”之嫌，故长期以来很少有人进行研究。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社会形态发展模式问题，更是不能展开讨论。这些情况，在近20年中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由此进一步深化，历史理论领域研究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下几部著作，或许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反映出历史理论领域在八九十年代所取得的成就。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即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本书共九章，阐述了以下问题：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前六个问题和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历史理论问题，另外两个问题是关于历史编纂的理论问题。本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通史》编撰，阐述了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不少新论点，是新中国史学关于中国历史理论的代表性著作。

——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本书提出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以此论述世界的现代化发展总趋势，并对近百年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启蒙思想演进过程做了专题考察，是对现代化大潮进行探索性研究的重要成果。

——蒋大椿著《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巴蜀书社1992年版）。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体系中两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12]本书回顾了40多年来史学界在这两个观点上展开的讨论，在对讨论做系统概括的基础上，作者也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多有理论上的启发。

——胡如雷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本书把历史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地租、剥削形式与农民的经济地位，自然经济与商品，农业经济的再生产与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等问题进行论述，提出了作者对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是一部有独立见解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研究的理论著作。

——田昌五著《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本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社会历史之战国封建论的著作，首先讨论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其次概述了中国奴隶制形态的面貌，再次分别论述了中国社会历史从奴隶制至封建制的经济变动、政治变动和思想变动。此前，作者有《古代社会形态研究》，此后，作者有《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反映了作者从历史考察和理论探讨上对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国历史体系所做的系统的研究。

——何兹全著《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本书是著者多年研究的成果，全书包含“由部落到国家”、“古代社会”、“古代到中世纪”三编，系统地阐述了汉魏之际的社会变化，是中国社会历史在汉魏之际进入封建时代这一学说的最有力的代表作。汉魏之际社会的变化是许多人都看到了的，“但认识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它以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的，大约我是第一人”[13]。著者的这个自我评价，是坦率而中肯的。

因限于篇幅，不能做更多的罗列。仅从以上所举来看，它们都是有系统的著作，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历史理论领域在近20年所获得的突出进步。

总起来看，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在历史理论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

四、史学理论研究的兴起

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还有一个方面，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兴起。史学理论是关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如历史学的特点、功能，史学家历史认识的特点，史学发展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历史文献与史学方法问题，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史学成果的社会表现形式，史学家的修养与时代使命等，都属于史学理论领域，这同上面所说的关于客观历史的理论即历史理论是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一般说来，人们认为唯物史观就是历史学理论，不曾讨论历史学本身是否还有理论，更谈不上区别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观念。80年代初，一则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理论反思，二则有西方史学理论的纷纷引进，中国史学界关于理论的研究和讨论沛然兴起。人们各抒己见，发表了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14]在这个讨论中，宁可的《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一文，就“广泛意义上的历史科学理论和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科学理论”、“历史学和历史科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科学理论”等问题做了很好的分析，是当时有代表性的论文[15]。不过总的说来，那时人们讨论的“史学理论”问题，大多是历史理论问题；那时开始编写出版的一批史学概论著作，不少还是以阐述历史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只有极个别的著作，是明确地阐述史学理论的。80年代中后期，经过反复的讨论，人们认识到，要使理论研究走向深入，有必要弄清楚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区别与联系。[16]但这时期出版的关于史学理论的著作，大多是历史理论内容与史学理论内容兼而有之的。这种情况，或因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本有内在的联系，不便轻易取舍；或因教学的需要，包含的方面宽泛一些更便于讲授。

80年代末以来，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主要标志，一是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加以区别的意识更加自觉了，二是就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展开研究的趋势更加突出了。如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一书，对“什么是史学理论”做了明确的说明：

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历史学的理解都有其理论的方面，前者是历史理论，后者为史学理论。然而，这种只研究历史学本身问题的史学理论，只是狭义上的。广义的史学理论应包括历史理论和这种狭义的史学理论。本书的内容就是两者兼有的，因此是广义的史学理论。[17]

有的研究者还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

从内涵结构看，史学思想在总体上可以分为对客观历史的认知和对史学研究的认知两个部分，即所谓对“历史Ⅰ”（客观历史）和“历史Ⅱ”（历史学）的理论思考。[18]

这里说的“史学思想”，是把两种认知活动即“理论思考”都包括了的。

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研究者十分重视对于“历史”与“史学”的含义及其理论思考对象的区别。这对史学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