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坚持唯物史观的几点思考1（第1页）

关于坚持唯物史观的几点思考[1]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人们对“四人帮”影射史学的批判和对教条化倾向的清算，在学术界（包括史学界）一部分同人中间逐渐产生了对唯物史观的种种疑虑。从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说，这是可以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来加以说明的。当然，在种种疑虑当中，有合理的方面，如关于今后应如何更全面地来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如何发展唯物史观等；也有不尽合理甚至有不同程度偏颇的方面，如认为唯物史观容易导致教条主义、唯物史观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等。这两个方面的疑虑，在性质上并不相同，但在表现形式上，或在对待某些具体历史问题、史学问题的处置与解释上，又往往有相同之处。

这里，我就几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讲几点认识，和大家共同探讨。

一、治学当有宗旨，坚持唯物史观是坚持科学的历史观

古往今来，学人治学，当有宗旨。如孔子重“义”，司马迁尊《春秋》之旨，刘知幾强调为史之“义”和明确“指归”，章学诚尤其看重“史意”，等等。降至近代，梁启超首次提出，研究历史应有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2]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史意”、一种宗旨，或是一种历史哲学，人们遵循它的基本原理，进行历史研究，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一点上，过去的和现在的唯物史观的信仰者，是完全可以胸怀坦**地坚持自己的治学宗旨的。

就我个人研究历史的经历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来说，我认为，人们之所以应当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是因为唯物史观所具有的真理性的优势。其主要根据为：

第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全部历史，即研究整体的历史。一部史学史，至少是一部中国史学史告诉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做有系统的和整体的研究，这是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史学意识。当然，以往的史学，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但是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做有系统的、整体的、科学的把握，确是得益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启示和指导。

第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中国史学史上的许多先哲，着意于“通古今之变”，不断探讨社会治乱之“理”、朝代存亡之“势”，努力解释“势”与“理”之中存在的“道”，即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与常规，其意颇近于后世人们所说的规律。故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有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3]尽管中国学人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可贵的探索，也有丰富的思想积累，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前，我们的先人们在这方面的思考所得，只是停留在朴素的阶段，从而限制了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发展过程，通过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演变、发展对社会历史的影响，社会历史呈现的阶段性特点，进而揭示出人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论原则，也就使人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成为可能。

第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是因为唯物史观既是历史的唯物论，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大家知道，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应从经济领域入手。但是，唯物史观同时承认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思想文化、道德风尚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在中国史学史上，司马迁写出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汉书》则有《食货志》，杜佑《通典》更是把《食货典》置于诸典之首，等等，显示出重视经济生活的思想传统。杜佑甚至提出了教化同食货、职官、选举、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之间的关系，把古代史家关于对社会结构、国家职能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以至于在此后的上千年之中，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的进展始终带有朴素的色彩，难以有大的超越。唯物史观的传入，使人们的历史观念在这一领域同样产生了质的飞跃，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才真正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获得实践的意义。今天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常识问题了，但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上发展到这一阶段，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第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中国历史上有民本思想的传统。司马迁还写出了《陈涉世家》这样的千古名篇，一些史家也一再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明清时期史学的重民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些都是宝贵的思想遗产。但是，这样的思想传统，也只是在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才达到了更高、更加理性的阶段。只有到这时，中国史学界才能产生如同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1916年）、翦伯赞的《群众、领袖与历史》（1939年）这样的鸿文，揭示出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创造作用。李大钊说得好：“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4]这是对“众庶”和“英雄”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合理解释。诚然，结合到历史的具体事件来说，其情形可能千差万别，但其根本原理，当不超出此论的范围。

以上这四个方面，是就我个人的肤浅认识来看，唯物史观是怎样影响着20世纪中国史学的面貌，怎样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使其朝着科学化的道路前进的。

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事实，使我们对唯物史观的价值与前途充满信心。

二、对唯物史观之辩难的辩难

唯物史观（或称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被恩格斯誉为“一个伟大的发现”。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不会因为事隔一个半世纪而发生变化；其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会因为过去和现在存在着种种内容、性质不同的社会思潮和历史观念而黯然失色。这里，我想着重就柯林武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阐述的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讲一点看法。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历史的观念》中译本在国内广泛流传，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活跃了史学界对历史理论的讨论；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唯物史观的误解或曲解。故有必要做进一步研究和澄清。

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是要加以辨明的。

第一，柯林武德认为：

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坚持说，人类的历史并不是若干不同而平行的历史，经济的、政治的、艺术的、宗教的等等的历史，而只是一部单一的历史。但又像黑格尔一样，他把这种统一不是设想为一种有机的统一体，其中发展过程的每一条线索都保持着它自己的连续性以及它和其他线索的密切联系，而是作为一种其中只存在着唯一一条连续线索的统一体（在黑格尔就是政治史的线索，在马克思就是经济史的线索），其他的因素都没有它们自身的连续性，而是（对马克思来说）在它们发展中的每一点上都仅仅是基本经济事实的反映。这就使马克思陷于一个悖论：如果某些人（譬如说）主张某些哲学观点，那末他们也并没有哲学上的理由要主张它们，而只有经济上的理由。建筑在这一原则上的有关政治的、艺术的、宗教的、哲学的那些历史研究，都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历史价值；它们都仅只是在卖弄聪明……然而，马克思的悖论只是象征着一种反历史的自然主义，那感染了他大部分的思想，并且从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态度最能得到说明。[5]

马克思是不是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每一点上都仅仅是基本经济事实的反映”？显然，这是一个极大的曲解。在19世纪后期，已经有人提出过类似的问题，恩格斯对此也做了最明确的回答。他在1890年9月写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6]

恩格斯在1894年的另一封信中又指出：

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7]

为什么有的人对于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已经阐明的原理视而不见，而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曲解为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这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研究，那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是出于有意歪曲，那就是学术上的偏见了。但是，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都不能动摇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这一基本点上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这里，还有必要说说柯林武德所持的历史观念，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若干不同而平行的历史，经济的、政治的、艺术的、宗教的等等的历史。”“其中发展过程的每一条线索都保持它自己的连续性以及它和其他线索的密切联系。”柯林武德强调社会历史中若干领域的“密切联系”，这是对的；但他认为这些领域在发展过程中是“平行的”，从而否定经济因素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对此，不论是过去的历史经验，还是现实的历史运动，都证明这种“平行”理论不能成立。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衣食足而知荣辱”，史学家撰写典章制度史而着意“以食货为之首”，他们始终认识到生产活动、经济活动的重要，不是同其他领域“平行”的。从现实的历史运动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增强了国人的信心，促进了诸多领域的进步，也增强了国家在对外事务中的实力，这个事实也证明“平行”论不能成立。

柯林武德还批评马克思认识历史发展中只有一条唯一的线索，即经济史的线索，至于哲学、艺术等，都没有自身发展的线索云云。类似的批评和指责，在19世纪也有人提出过，同样，恩格斯在当时也已做了明确的阐述。他在1893年7月写给梅林的信中，详细地说明了他和马克思的观点：

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

……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本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外部事实对这种发展可能共同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又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而这种思维仿佛顺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顽强的事实。[8]

这里，恩格斯不仅指出意识形态诸领域存在自身发展的历史，而且揭示出这个历史之所以具有连续性的深层原因，这同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结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如同柯林武德所说是一个“悖论”，而是辩证的统一。

第二，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还批评马克思在历史观上比起黑格尔来说，是一个“倒退”，这更是使人不能理解的说法。柯林武德认为：

马克思有过一句有名的自诩，说他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把它的头倒置过来”……黑格尔的辩证法从思想开始，进而至于自然，并以精神而告结束。马克思并没有颠倒过来这种次序。他只提到了第一项和第二项，没有提到第三项；他的意思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从思想开始，进而至于自然，而他自己的辩证法则从自然开始，进而至于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