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1（第1页）

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1]

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新中国史学走过了50年历程。这50年，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变革最深刻的时期。变革，反映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新的研究资料的发现以及研究成果形式等方面，但就最重要的环节来说，主要还是在理论建设方面。

一、发展的前提和发展的道路

新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的积累。第一，自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理论以后，中国史学在理论上加快了近代化的步伐。第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西方史学的输入，中国史学界异常活跃，思潮、学派应运而生，各陈其说，至三四十年代，形成齐流并进之势。其中，以历史考证学派成就尤为突出，如王国维、胡适、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史家，都有丰富的成果问世。第三，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李大钊、郭沫若为代表，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四十年代，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史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了一大批面貌一新的历史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重大的发展，在齐流并进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这里，我们没有可能来开列有关成果的清单。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之总相的估量。1945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讲到“科学方法”和“新史观”对民国以来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时，这样写道：

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甲骨文和金文经过科学的洗礼，再加上考古学上的其他发现，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这里说的“科学方法”，是指新的考证方法，特别是以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互比较、印证的方法；而“新史观”主要指西方进化论观点，附带提到了唯物史观。顾颉刚指出“新史观”的输入“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顾颉刚的这一估量和概括，是很深刻的。

1946年8月，侯外庐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

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同时我相信这一方面的研究会在业绩方面呈现于全世界的文坛，虽则说并不脱离其幼稚性，而安步总在学步之时可以看出来的。

侯外庐强调的“新的方法”，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他对当时史学发展的估量和概括，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初步建立起来并显示出坚定的信心。

可以这样认为，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在理论方面的发展是有成绩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从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在理论上已有了一定的积累。这就为新中国的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准备了前提。

然而，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却经历了非常曲折的道路，直到八九十年代才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开始前的近17年中，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很有生机的活跃局面，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不合法的、只在局部范围得以存在的状态，转向合法的、可以在全国范围存在和发展的状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当唯物史观通过各种形式如同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之时，它就不仅仅是“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而且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从而产生了真正理性的觉醒——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根本意义的胜利。随着唯物史观的普及与提高，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学界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辩，从而在历史理论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进而使中国历史学在整体上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主导地位由此而得以确立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日益发展起来，形成了严重的简单化和形式主义做法，损害了已经形成的自由争论的气氛；伴随着政治上“左”的倾向的发展，一个个政治运动的开展，历史研究中也逐步加重了“左”的倾向，使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蒙上了一层阴影，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困惑、思考和一些不应忘却的历史教训。

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新中国史学遭到空前的劫难。“**”以批判历史学家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序幕，历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科的学者从此受到打击、迫害，随之而起的是“儒法斗争”、“批儒评法”猖獗一时，历史学几乎成了荒芜之地。

1976年“**”结束，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政治生活重新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历史学也在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后，一方面廓清了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一些基本理论，一方面探索克服教条主义倾向的途径，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大道。近20多年来，理论上反思、研究领域中某些“禁区”的突破、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西方史学理论的大量引进、对传统史学的正确评价、新问题的提出、新方法的采用、新成果的层出不穷等，可以一言以蔽之：历史学经过80年代的反思而进入90年代的全面进取时期。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新中国史学正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史学50年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论是历史造成的这种曲折，还是史学自身难以避免的曲折，都在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中不断地得到了纠正。

二、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

50年回眸，新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最重要的方面莫过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1949年10月创刊的《学习》杂志，是推动这个学习的重要刊物。《学习》创刊号上发表的艾思奇的《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一文指出：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之下，学习马列主义就是死罪。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列主义思想对许多人来说还是陌生的。同时，由于解放区长期处于艰苦斗争的环境，马列主义的学习也受到相当大的客观上的限制。这两种情况说明，“目前我们一般的学习运动还应该是一个从头学起的时期”。对于从旧中国过来的广大史学工作者来说，当然也是要“从头学起”。当时，许多地方的学习运动所采取的步骤，一般都是以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第一步学习的主要内容。这样的学习步骤和要求，对广大史学工作者来说，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这既是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又是改造旧的学科体系。这是两个密不可分的环节。在新中国建立前已有成就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一面忙于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面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理论学习和学科改造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推动全国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其他有关的选集和单行本。如此大规模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新中国建立后才能做到。这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的基本建设，当然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的基本建设。

通过学习、讨论、批判，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域扩大了，水平提高了。在旧中国被禁锢的、只能在各种隐蔽形式下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现在成为大力提倡的了。这样，就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新的成绩[2]。

应当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唯物史观，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群体来说，都经历了严峻的、艰苦的过程。例如，侯外庐在1949年4月至195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期间，鼓励教师们积极参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的一句话写成条幅，挂在历史系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他书写条幅勉励教师：“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3]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鼓舞着史学工作者进行历史观点的这一深刻的变革。

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同样也为科学的历史学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开拓了新的广阔前景。是不是可以说，50年代，新中国史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阐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学如何成为科学。当时的史学家为此做了许多努力。胡绳在1956年发表的《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一文，深刻剖析了几种关于历史学的错误见解，指出：“马克思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样，就使得社会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4]他在阐述了这一论点后写道：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科学，就因为它是彻底消除在历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保障人们无病无灾的灵符，而是引导人们克服各种困难而正确地前进的指针。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研究中的各种困难曾经使得以往历史学者跳不出唯心主义的迷障，唯心主义历史学利用这些困难来构成他们的“理论”。应当知道，这些困难同样也横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前进的道路上。这些困难不是不可征服的，但是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也同样会失足落到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陷阱中去。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克服唯心主义理论和主观主义方法的影响，不断地克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偏向，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指导下进行艰苦的科学工作，才能真正保证历史科学健康地向前发展。[5]

尚钺于1953年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阐述了类似的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指导我们胜利地研究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一切事件和人物的钥匙，同时也是指导我们参加工人阶级胜利地进行斗争，改造人类历史的最有效最锐利的武器。”[6]

然而，正如胡绳所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保障人们无病无灾的灵符”，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偏向还是会出现的。在唯物史观得到广泛传播的过程中，教条主义日益发展起来，加上5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上“左”的倾向的影响，历史研究领域中和史学工作中也逐渐滋长起“左”的思潮，更加重了本已存在的形式主义、简单化的分量，史学发展受到了损害。针对这种情况，翦伯赞在1962年和1963年先后发表《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指出：

我们研究历史，不仅要从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来观察历史发展的总的过程，还要从每个历史阶段来观察一定历史时代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说，相继出现于历史的每一个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都是历史向前发展的一个步骤，都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结果，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7]

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中，充满了黑暗，这是事实。但是在任何黑暗的时代总有一线光明。如果连一线光明也没有，历史就停止了发展。然而历史从来没有停止发展。毛主席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如果历史的中国只是一些罪恶的堆积，而没有任何值得继承的东西，那么今天的中国根据什么东西建立起来呢？难道我们要再来一次盘古所作的开天辟地的工作吗？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自己的历史，不应该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8]

要歌颂历史上的劳动人民，歌颂他们英勇的革命斗争，但历史家不是诗人，除了歌颂以外，还要指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指出他们在生产中的保守性、分散性和落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