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台北（第1页）

十一台北

在国外求学三年之后，1970年，三毛终于回到了台北。

靠在德国拿到的德文教师资格证书，她接下了母校文化学院德文系的教职，同时在实践家专和政工干校教书。这时，三毛没有回家居住。文化学院给她提供了宿舍，虽然是一间并不宽敞的普通教职工宿舍，但是，对在国外过惯朴素生活的三毛来说已经足够。

台北虽然是自己的家乡，但是，没有方向感的三毛还是常常迷路，不过，还是有几个去处是闭着眼也能走到的。一个便是阳明山上自己的小小蜗居，还有就是父母亲的家，再有的，就是明星咖啡馆。

这是个非同寻常的咖啡馆，它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孕育了台湾十多位文学名家：周梦蝶、陈映真、黄春明、陈若曦、隐地、季季、罗门、王祯和等。这些如非文学爱好者便不能识全的名字，对三毛来说，亲切得如同多年未见的好友。而这个位于台北闹市区西门町武昌街的咖啡馆，在她离开台湾前，已是熟地。

明星咖啡馆的外观很不起眼，它的前身开在上海法租界的霞飞路上，台北的它，其实是白俄老东家渡海而来的乡愁——曾担任俄国沙皇侍卫军团长的乔治·艾斯尼，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带着一团人逃到哈尔滨，三年后转往上海，而后又辗转来到了台北，与刚从建国中学毕业的青年简锦锥一见如故，与他合作在台北重开霞飞路上的“Astoria（明星）咖啡馆”。起初在四十年代它做为台湾第一家有欧洲风味面包的面包店而闻名，面包店开业一年后，二楼的咖啡馆才开始营业。因为所做的炭烤面包、俄罗斯软糖等十分地道，使长期留俄的蒋经国和俄籍妻子蒋方良也常来此处就餐。长此以往，明星渐渐成了上流社会，明星，文人的据点。在台湾物资缺乏的年代，却能在这里喝到用透明玻璃虹吸式咖啡壶煮的咖啡。人们都想到明星咖啡馆小坐，因为，那里的手煮咖啡，“代表一个当下，一个回忆”。

十年后，号称“孤独国国王”的诗人周梦蝶在门口骑楼下摆了120公分长，30公分深的个小书摊，卖些当时被禁的鲁迅作品之类的书籍以及自己创作的诗。他一袭长袍，一卷在手，驻守明星咖啡屋下21年。这21年里，不但卖书，还时不时与购书者一起到楼上咖啡馆里聊些文学艺术的事情，使明星咖啡馆作为文人雅士聚会地方的名声又传了出去。很多作家把明星当成了自的书房兼客厅，甚至连杂志都在那里孕育，编排。

这所墙壁上有白俄罗斯画作，拱型窗棂上有西式风格窗帘垂挂，摆放着数十行红木方型火车座与五张圆型桌椅的咖啡馆，慢慢变成台北的文化地标。在台湾文学史上，明星咖啡馆是首见的文学的沙龙，更号称台湾文坛“永远的沙龙”。

“茶在沉思，咖啡在默想，文学在高谈，艺术在阔论，时间在笔下奔驰，空间在稿纸上展开??”台湾诗人罗门为明星咖啡馆这样写；“台北总变得很厉害，但总有些地方，有些事物，令人追思、回味。”白先勇为明星咖啡馆这样写??

三毛太熟悉这家咖啡馆的特别之处，那时她与梁光明也常在这里约会，对穷学生们来说，这里实在是好地方——咖啡馆老板深谙待客之道又尊敬艺术家们，客人只点一杯五、六元的咖啡就可以在咖啡馆里消磨掉一整天。

她回来后，第一次去明星咖啡馆时，一眼就看到正在打坐的周梦蝶。看到他，仿佛这三年只是闭眼的一次沉睡。她没有打扰他，在他书摊上留了一个纸条：我是陈平，离开了三年，又回来了。

周梦蝶后来到二楼去找她，他也还记得她，一个清秀活泼的女孩。

她那时，在家人和朋友看来，简直是美极了，常穿蓝色与白色，这两个安静的颜色，被她那些从西班牙搜罗来的首饰们点缀得活泼明艳，无论走到哪里，都飞快地成为众人的焦点。周梦蝶与她很快地成为了朋友，她几次邀请他到家里去玩——父母亲的家。她愿意与亲近艺术的人做伴，因穿着破袜子而不好意思脱鞋进房的诗人，在她看来是纯真又至性情的人。

陈若曦与常与她见面。她看到三毛的变化时连声夸赞她。两人一起喝着咖啡，聊着这三年的事情。陈若曦忽然犹自笑了一笑：“你有没有看过我给《现化文学》写的一篇叫《乔琪》的文章？”

她一问，三毛仿佛有些印象，她问陈若曦，是不是讲一个会画画的女孩自杀的故事。

陈若曦掩着口笑：“那你看的时候没有一点熟悉的感觉吗？像照镜子一样？”

“什么？照镜子？”

“白先勇知道，我那篇文章，是以你为原型。确切地说，是以十七八岁时的你为原型。”因为三毛不再是十七八岁时那个孤独自闭的少女，她才能笑谈这文章，她说：“当时，很替你担忧，害怕你会像乔琪一样。”

晚上，三毛没有回阳明山，跑回父母家去翻《现代文学》，她想找到那篇《乔琪》，来看看自己那时在朋友的眼里，倒底是什么样子。

乔琪，一个自闭又自恋的少女，喜欢画画，不肯去上学，父母亲因溺爱孩子也不多做逼迫，她经常在家里照着镜子想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最后自杀??三毛看完后，后背一个劲儿地发凉，她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坐在地板上哭了一会儿，听到母亲敲门叫“妹妹来吃水果”时，她猛地拉开了日式拉门，向母亲很深地鞠躬：“姆妈，过去的日子，我太对不起你们。”

缪进兰吓了一跳，依然缓缓地不自主地摇晃着白发丛生的头，她说：“哪里有？哪里有？”

缪进兰的头像这般不由自主地摇晃是在三毛休学后不久的事情，因为时间上的一致，三毛便以为这毛病是被自己气下的。所以，看着母亲，她的心像刀绞一般。她将缪进兰抱住，缪进兰毫无准备，因为水果盘被夹在两人之间。她们看看水果盘，再看看对方，又想笑，又想哭。

她感觉这些年从来没有和母亲这样亲近过，虽然家书上姆妈姆妈叫得亲热，但是，谁都知道再炽热的文字也不如一个拥抱更真实。

她对母亲的印象来自于离开南京。离开南京，三毛其实并不算痛苦——惟一让她痛苦的是母亲在轮船上总是呕吐，仿佛可以这样永远地呕下去。

到台湾以后，父亲照旧是要工作的，而没有了佣人，她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母亲在一起。

那时，她们与伯父一家人一起住在台北市松江路的日式平房里，房间不大，却要融纳两家12口人。母亲常呆的地方是厨房，她很少笑，生活看上去也单调乏味。如果不是她讲给陈家的几个孩子听，他们都不会相信，这个总在厨房里走来走去的姆妈，还是一个有“过去”的女性。

缪进兰，在婚前是受过“洋学堂”教育的。认识陈嗣庆时，她刚刚十九岁，是个活泼好动的女孩。每当三毛坐在房间里看书时，缪进兰都想将三毛的书从她手里拿掉，逼她出去参加集体活动。她不明白为什么三毛会这样害怕与人交往，她给三毛讲着她的旧事——在高中时曾经在校篮球队里打后卫，高中毕业后考上了沪江大学新闻系，如果不是要与陈嗣庆结婚，她也许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可以不必被家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