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复明运动（第2页）

同书一百四“弘光元年正月辛丑”条云：

南京吏部左侍郎蔡奕琛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枚卜时，钱谦益、阮大铖、李沾等，各有奥援，而奕琛以诚意侯刘孔昭荐得之。大铖筑堡江上，闻之驰还，怒马士英，无及。

寅恪案：彝舟所引牧斋上疏原文较孺木为详，因全录之。至其痛诋牧斋之言，固是事实。但亦因清高宗欲毁灭牧斋文字，不使流传，徐氏著书时禁网已稍疏，然以特录钱氏原疏之故，仍不得不作自解之语，庶免违旨之嫌也。细绎牧斋此疏，措辞巧妙，内容固极可鄙。若就文章论，则殊令人欣赏不置。吾人今日读史，应注意其所言马士英、左良玉、郑芝龙一节，盖此三人乃当时之实力派。牧斋自崇祯晚年至清顺治末岁，约二十余年，前后欲依赖利用此三人以作政治活动，虽终无所成，然亦可借是窥见明清间政治军事关键之所在矣。孺木谓“谦益觊相位，日逢马、阮意游宴”，此数语最能道出牧斋及河东君心事。但河东君仅得为汧国夫人之李娃而终不得作河东郡君之裴淑，其故虽如《东涧遗老别传》所言“东林以国本为终始，而公与东林为终始”，然尚未穷溯其渊源，遂亦未尽通其本末也。

史惇《恸余杂记》“东林缘起”条云：

东林之局，始于神庙宠郑贵妃，有母爱子抱之意，而一二贤者，杯蛇弓影，形诸章奏，乃神庙不加严谴，望风者遂疑真有其事而竞起，欲因以为名高，且欲结知东宫，以为厚利。

寅恪案：少时读史见所述东林本末颇多，大抵与顾、史两氏之言无甚差异。故仅择录一二条，聊见梗概而已，不遑亦不必广征也。近岁偶检《明史》，始悟昔人所论，只从光宗与福王竞争皇位，即所谓“国本”开始，殊不足说明后来南都政局之演变，似有更上一层楼之必要，兹节录《明史》最有关之材料于下。

《明史》一一四《后妃传·孝定李太后传》略云：

孝定李太后，神宗生母也。漷县人。侍穆宗于裕邸。隆庆元年三月封贵妃。〔神宗〕即位，上尊号曰慈圣皇太后。旧制天子立，尊皇后为皇太后。若有生母称太后者，则加徽号以别之。是时，太监冯保欲媚贵妃，因以并尊风大学士张居正下廷臣议。尊皇后〔陈氏〕曰仁圣皇太后，（寅恪案：陈氏乃穆宗为裕王时之继妃，隆庆元年册为皇后。实神宗之嫡母也），贵妃曰慈圣皇太后，始无别矣。仁圣居慈庆宫，慈圣居慈宁宫。居正请太后视帝起居，乃徙居乾清宫。太后教帝颇严。帝事太后惟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翼日太后闻，传语居正具疏切谏，令为帝草《罪己御札》，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万历〕六年，帝大婚，太后将返慈宁宫，敕居正曰：“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四十二年二月崩。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光宗之未册立也，给事中姜应麟等疏请，被谪。太后闻之，弗善。一日帝入侍，太后问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光宗由是得立。群臣请福王之藩，行有日矣，郑贵妃欲迟之明年，以祝太后诞为解。太后曰：“吾潞王亦可来上寿乎？”贵妃乃不敢留福王。

同书同卷《孝靖王太后传》云：

孝靖王太后，光宗生母也。初为慈宁宫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故事宫中承宠，必有赏赉，文书房内侍记年月及所赐以为验。时帝讳之，故左右无言者。一日侍慈圣宴，语及之，帝不应。慈圣命取《内起居注》示帝，且好语曰：“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万历〕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为皇长子。既而郑贵妃生皇三子，进封皇贵妃，而恭妃不进封。二十九年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仍不封如故。三十四年元孙生，加慈圣徽号，始进封皇贵妃。三十九年病革，光宗请旨得往省，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手光宗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

同书一二十《诸王传·潞简王翊镠传》略云：

潞简王翊镠穆宗第四子。隆庆二年生，生四岁而封。万历十七年之藩卫辉。初，翊镠以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比之藩，悉以还官，遂以内臣司之。皇店皇庄自此益侈。翊镠居藩，多请赡田食盐，无不应者。其后福藩遂缘为故事。景王〔载圳〕就藩时，赐予概裁省，楚地旷，多闲田。诏悉予之。景藩除，潞得景故籍田，多至四万顷，部臣无以难。至福王常洵之国，版籍更定，民力益绌，尺寸皆夺之民间，海内骚然。论者推原事始，颇以翊镠为口实云。翊镠好文。四十二年薨。四十六年常淓嗣。后贼躏中州，常淓流寓于杭，顺治二年六月降于我大清。

同书同卷《福恭王常洵传》略云：

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万历〕二十九年始立光宗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崇祯〕十六年秋七月由崧袭封。明年三月，京师失守，由崧与潞王常淓，俱避贼至淮安。四月，凤阳总督马士英等迎由崧入南京。庚寅称监国。壬寅自立于南京，伪号弘光。由崧性暗弱，湛于酒色声伎，委任士英及士英党阮大铖。二人日以鬻官爵、报私憾为事。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宁南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阮大铖、黄得功等帅师御之，而我大清兵以是年五月己丑渡江。辛卯夜，由崧走太平，盖趋得功军也。癸巳，由崧至芜湖。丙申，大兵至南京城北。文武官出降。丙午，执由崧至南京。九月甲寅，以归京师。

寅恪案：光宗生母王太后，乃其祖母即神宗生母李太后之宫人。李太后亦是宫人出身。光宗生母与福王常洵生母，虽俱非正嫡，但常洵之生母其出身远胜于光宗之生母。光宗所以得立为太子，纯由其祖母李太后之压力使然。李太后享年颇长，故光宗遂能维持其太子之地位，而不为福王所替代。潞王翊镠亦李太后所生，与光宗血亲最近。由是言之，东林者，李太后之党也。嗣潞王常淓之亲祖母即李太后，此东林所以必需拥戴之以与福王由崧相抵抗。斯历史背景，恩怨系统，必致之情事也。至若常淓之为人，或优于由崧。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其贤不肖，外人甚难察知。就昔时继承权论，自当以亲疏为标准。由崧之血统，与熹宗、思宗共出于神宗；常淓之血统与熹宗、思宗共出于穆宗。故两者相较，常淓之皇帝继承权较由崧疏远一级。据是言之，马、阮之拥立由崧实为合法。东林诸贤往往有认王之明为真太子慈烺者，殆亦知常淓之继承权不及由崧之合法与？至认童氏为真福王继妃者，盖欲借此转证弘光为假福王，似亦同一用心也。（参旧题娄东梅村野史《鹿樵纪闻（上）》“两太子”条及“两疑案”条所载：“野史氏曰：余闻大悲初称崇祯帝，又称齐王，继复称神宗子，因宫闱有隙，寄育民间，长而为僧。其言诡诞不足信，然知其决非妖僧也。童氏之为继妃，为司寝，为淮上私奔，亦未可定。然知其决非周王妇，与福王全无瓜葛也。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皆以福王为李伴读，非朱氏子也，而童氏乃真妃。故当时讥刺诗有：‘隆准几曾生大耳，可哀犹自唱无愁。白门半载迷朱李，青史千年纪马牛。’说者又谓东林复社之事，深憾马、阮，故造此谤，似矣。然观童氏之哭求一见，而不可得，后之人犹不能无疑焉。”）昔年尝见王船山之书痛诋曹子建，以为陈思王之诗文皆其门客所代作，殊不解何以发此怪论。后来细思之，朱明一代，宗藩固多贤者，其著述亦甚丰富，倘详悉检察稽考，其中当有非宗藩本人自撰而倩门客书佣代为者。姜斋指桑骂槐，殆由于此耶？然则常淓果优于由崧与否，犹待证实。东林爱憎之口，未必尽可信据。《有学集》八《长干塔光集·一年（七律）》云：

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剺面呼风蜮鬼灵（寅恪案：“蜮”钱曾《注》本作“羯”，是）。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牧斋此诗所言，固是偏袒弘光之辞，但亦应取与东林党人之记载，以由崧为天下之恶皆归焉者，参互比较，求一平允之论也。《华笑庼杂笔》一“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一年诗》批云：

金陵一年，久将灭没，存此作诗史可也。

然则，梨洲以牧斋此律为诗史，则其意亦不尽以弘光为非，可以窥见矣。又关于阮大铖、王铎二人，就鄙见所及，略述数语。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王修微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寅恪案：张岱《石匮书后集》四八《阮大铖传》，引罗万象奏言：“大铖实未知兵，恐《燕子笺》《春灯谜》未见枕上之阴符而袖中之黄石也。”亦足证当日阮氏两剧本盛行，故万象据以为言。又夏燮《明通监附编》一《附记》一下“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十二月辛巳”条云：“阮大铖以乌丝阑写己所作《燕子笺》杂剧进之。岁将暮，兵报迭至。王一日在宫，愀然不乐。中官韩赞周请其故。王曰：‘梨园殊少佳者。’赞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先帝，乃作此想耶？’时宫中楹句有：‘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旁注：东阁大学士王铎奉敕书云。”亦可旁证圆海之戏剧，觉斯之书法俱为当时之绝艺也。）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别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末减。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寅恪检《明季稗史》本、夏完淳《续幸存录·南都杂志》中“阮圆海之意”条云：“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珰，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为杨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贤，同为通内。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阿珰，乌能免其反击乎？”存古之论，颇为公允。至“十七年合算一疏”之“十”字应删去，盖写刻者涉上文“十七年田野”之语而衍也。）后来永历延平倾覆亡逝，太冲撰《明夷待访录》，自命为殷箕子，虽不同于嵇延祖，但以清圣祖比周武王，岂不愧对“关中大儒”之李二曲耶？惜哉！

王觉斯者，明末清初之大艺术家。牧斋为王氏作墓志铭盛称其书法，而有关政治诸事多从省略，不仅为之讳，亦以王氏之所长实在于此故也（见《有学集》三十《故宫保大学士孟津王公墓志铭》）。当崇祯十七年三月北京岌岌不可终日之时，钱、王二人同时起用，思宗之意似欲使之治国治军以振危亡之局，诚可叹可笑也。《清史稿》四《世祖本纪》云：

〔顺治二年五月〕丙申，多铎师至南京，故明福王朱由崧及大学士马士英遁走太平。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三十一人以城迎降。

夫此文官班首王、钱二人，俱是当时艺术、文学大家。太平之世，固为润色鸿业之高才；但危亡之时，则舍迎降敌师外，恐别无见长之处。崇祯十七年三月二人之起用，可谓任非其材。弘光元年五月二人之迎降则得其所矣。兹有一事可注意者，即二人在明季俱负盛名，觉斯果位跻宰辅，牧斋终未列揆席，盖亦有特殊理由。《国榷》一百一“崇祯十七年五月”条云：

同书同卷“崇祯十七年十月乙卯朔”条云：

王庸、王无党世授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俱大学士王铎子。以舟渡慈銮也。

第三章引《玉台画史》载黄媛介画扇题有“甲申夏日写于东山阁”之语，因论皆令作画之际似在崇祯十七年首夏，河东君将偕牧斋自常熟往南京翊戴弘光之时。兹更据《国榷》一百一“崇祯十七年四月”条略云：

甲申（廿七日）史可法迎〔福王〕于邵伯镇。

丙戌（廿九日）福王至燕子矶。

丁亥（卅日）福王次龙江关。

“五月”条略云：

庚寅（初三日）福王监国。

壬寅（十五日）监国福王即皇帝位于武英殿。

“六月”条云：

壬戌（初六日）钱谦益为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

同书卷首之三《部院上》“南京礼部尚书”栏载：

甲申昆山顾锡畴□□□□进士，五月任，署吏部。

《弘光实录钞》一“崇祯十七年甲申”条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