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第5页）
汪明际，字无际，余姚人，占籍华亭。登乡荐。画山水，苍凉历落，笔致秀逸，以士气居胜。
寅恪案：孟阳以新安人侨寓嘉定，虽早欲买田宅于练川，而未能成。（见《松圆浪淘集·总目》“蓬户卷四”目下注云：“〔万历二十三年〕乙未正月葬毕还吴，同孙三履和至梁宋间。〔二十四年〕丙申，〔二十五年）丁酉，皆闲居，日从丘〔子成集〕、张〔茂仁应武〕二丈，唐〔叔达时升〕、娄〔子柔坚〕二兄晤言，有《蓬户诗》。买田城南未成。”及《空斋卷五》载《买田宅未成，戏为俚体》诗，首二句云：“城南水竹称幽情，几念还乡买未成。”）故在崇祯五年春，移居西城以前，往往寄居友人别业。其在嘉定寓居之垫巾楼，亦略同于常熟拂水山庄之耦耕堂。耦耕堂之得名，已详载于《初学集》四五《耦耕堂记》。垫巾楼之名亦与此相同，实出孟阳友人所题，而非松圆所自名也。《后汉书·列传》五八《党锢传·郭太传》云：
盖孟阳以山人处士之身份，故可借林宗之故事以相比。若孟阳本人，似不应以此名自夸。至于汪无际后来由乡荐，（寅恪案：光绪修《嘉定县志》一四《选举志·科贡门》“举人”栏，万历四十六年戊午载有汪明际之名。）仕至员外郎，其在孟阳僦居之前，尚希用世，更不宜即以处士终身之林宗自况，亦甚明矣。然则此楼之名，岂汪氏特为松圆而命耶？俟考。
复次，取《松圆浪淘集·总目》“春帆卷十三”下注略云：“〔万历四十年〕壬子秋僦居城南垫巾楼，与唐子孟先同舍并居。〔四十一年〕癸丑冬宋比玉〔珏〕至。”并《春帆集》中《移居城南送李缁仲〔宜之〕乡试，并寄〔龚〕仲和〔方中〕》《垫巾楼中宋比玉对雪鼓琴》两题，及《松寥卷十四·元日同唐孟先垫巾楼晏坐》，又，前引《浪淘集》首谢三宾《序》后附“庚午春莆阳宋瑴书于垫巾楼中”及孟阳《耦耕堂集自序》“〔崇祯五年〕壬申春二子移居西城”等语，综合观之，则知孟阳自万历四十年秋至崇祯五年春，二十年间，其在嘉定，乃寄居汪无际城南之垫巾楼，而与崇祯五年春间以后所移居之西城寓所非同一地，自与河东君嘉定之游不相关涉者也。盖昔人“城南”一词，习指城墙以外之南方而言，如《辛氏三秦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及孟棨《本事诗·情感类》“博陵崔护”条“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等，可为例证。孟阳习于旧籍成语，自故用此界说。至其所谓西城，则指城内之西部。由是言之，“城南”与“西城”，其间实有城墙之隔离也。此点似无足关轻重，但以与河东君在嘉定居住游宴之问题有关，且孟阳诗中屡见“垫巾楼”之名，易致淆混，遂不避烦琐，先辨之如此。余可参下论唐时升园圃条等。
《列朝诗集》丁一三上《唐处士时升小传》略云：
黄世祚等修《嘉定续志》附前志一九《人物志·文学门·唐时升传》考证云：
时升工山水。有《西隐寺纳凉册》六幅，随意挥洒，颇得云林天趣。自题云：“余不善画，亦不工书。〔万历十九年〕辛卯长夏，避暑西隐之竺林院。山窗无事，用遣岑寂，非敢与前人计争巧拙也。留与元老禅兄一笑。”程庭鹭、施锡卫皆有跋。又，宋道南曾见先生画幅，石摹子久，树仿云林，颇神似。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处士唐时升宅”条云：“北城。”其后附张鹏翀（寅恪案：鹏翀嘉定人。事迹见《嘉定县志》一六《宦迹门》及《清史稿》五百九《艺术传》等。又，《嘉定县志》二七《艺文志·别集类》载：“《南华山人诗钞》十六卷，张鹏翀著。”）《过叔达先生故居》云：
同书同卷“唐氏园”条云：
演武场西。中有梅庵，娱晖亭。有土阜名紫萱冈。架石为读书台，亦名琴台。唐时升辟。
同书二《官署门》“演武场”条云：
旧在西门外，高僧桥西。今在西城七图。基地三十三亩七分三厘九毫。明正统二年，巡抚周忱建广储库，贮官布。嘉靖十五年，知县李资坤改演武场。二十三年，知县张重增筑外垣，建讲武堂。垣与堂久废。国朝因之。（寅恪案：《嘉定县志》三十《古迹门》“城头”条附张陈典《寻疁城故址》诗云：“有元于此地，曾设演武场。”可知嘉定县之演武场乃元代所建，本在城外。明嘉靖十五年改西城内之广储库为演武场。故今《嘉定县志》卷首县城图所绘演武场，即在城内。唐氏园东之演武场，自应在城内。恐读者误解，特附识于此。又，《嘉定县志》三二《轶事门》载崇祯中诸生王绂《同朱介繁观演武场团练》诗，并可参阅，以资谈助。）
同书三一《寺观门·县城》“西隐寺”条略云：
西城七图。元泰定元年僧悦可建。明万历十八年僧存仁修。徐学谟、张其廉增创竺林院藏经阁。
《列朝诗集》丁一三唐处士时升《园中十首》，其二云：
自为灌园子，职在耒耜间。秋来耕耨罢，独往仍独还。河水清且涟，紫蓼被其湾。踌躇落日下，聊用娱心颜。瓠叶黄以萎，其下生茅菅。遂恐穿堤岸，嘉蔬受扳援。丁宁戒僮仆，耰锄当宿闲。宴安不可为，古称稼穑艰。
其六云：
昔我游京华，达者日晤言。著书三公第，开宴七贵园。中心既无营，澹若蓬荜门。归来治环堵，无计以自温。批葱疏平圃，种薤满高原。不辞筋力尽，所苦人事繁。虽有方丈食，不如一壶餐。非力不自食，大哉此道尊。
同书同卷《题娱晖亭四首》（《嘉定四君集》中《三易集》，此题原为八首）云：
负郭家家水竹，残春处处烟花。开尊欲栖鸟雀，举网频得鱼虾。
春霁耰锄札札，昼长棋局登登。行就南邻酒伴，立谈北寺归僧。（寅恪案：“北寺”当指西隐寺。）
风拗藤丝脱树，雨余柳絮为萍。闲居莫来莫往，小酌半醉半醒。
鹊喜携尊新客，鱼迎散食小僮。冈腰暮霭凝碧，（寅恪案：此指紫萱冈。）水面残阳漾红。
西家清池贯长薄，中垒岑隅望青郭。仲长岂羡帝王门，樊须自习丘园乐。春前土菘美如玉，雨后露茄甘胜酪。邻翁拾果换金钱，溪鸟衔鱼佐杯勺。君家老兄山泽儒，诗文咳唾成玑珠。长篇短句杂谣咏，名（如？）君乐事世所无。山中旧业今乌有，十年衣食常奔走。归来虽曰耦耕人，儿女东西不糊口。茅斋稻畦村巷东，花时招我邻舍翁。今年春秋富佳日，药阑芰沼连桂丛。安得逐君种鱼翦韭仍披葱，不愿吹竽列鼎兼鸣钟。
寅恪案：牧斋言叔达“锄舍后两畦地，剪韭种菘”，可知其园圃与居舍相连接，实为一地。其地乃位于嘉定县城内之西北区。《嘉定县志》所载“唐时升宅”条，谓在北城。张抑斋诗谓在“北郭旁”。但同书“演武场”条及“西隐寺”条谓演武场及西隐寺俱在西城。盖唐氏宅圃之位置，实在城内之西北区，故可言在北城，亦可言在西城也。孟阳崇祯五年春以后移居西城，作叔达兄弟之东邻：（此据松圆崇祯七年甲戌所赋《赠西邻唐隐君》诗，假定唐隐君为叔达之兄弟行，因而推得之结论。如唐隐君非叔达之兄弟行，则须更考也。又，前引孟阳《耦耕堂集自序》云：“日夕与唐兄寻花问柳东邻西圃，如是者二年。”“东邻”孟阳自指，“西圃”指叔达。斯亦孟阳所居实在叔达园圃东之一旁证也。又，孟阳《序》中所谓“寻花问柳”疑别有含义耶？一笑！）又据孟阳《今夕行》“南邻玉盘过（送）八珍”（见下引此诗全文并附论），则孟阳所居复在叔达宅圃之北，若详确言之，则叔达实为孟阳之西南邻，不过孟阳省去“西”字耳。昔人赋咏中涉及方位地望者，以文字、声律、字句之关系，往往省略一字，如《三国志》五四《吴书》九《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述黄盖诈降曹操事云：“时东南风急。”《全唐诗》第八函杜牧四《赤壁（七绝）》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盖牧之赋七言诗，以字数之限制，不得不省“东南风”为“东风”。实则当时曹军在江北，孙军在江南，“东”字可省，而“南”字不可略。今俚俗“借东风”之语，已成口头禅，殊不知若止借东风，则何能烧走曹军？倘更是东北风者，则公瑾、公覆转如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所谓“灰飞烟灭”，而阿瞒大可锁闭二乔于铜雀台矣。一笑！兹因考定孟阳与叔达居宅所在，附辨流俗之误于此。博识通人或不以支蔓见讥耶？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薖园”条（参张承先《南翔镇志》一一《园亭门》“薖园”条）云：
鹤槎山西，张崇儒辟。为程嘉燧、宋珏辈觞咏之所。亭名“招隐”。植桂数十株。（《南翔镇志》作“老桂四十株”。）宝珠山茶，百余年物。
张承先《南翔镇志》六《文学门·张廷棫传》略云：
张廷棫，字子薪，兵部郎楙族子。工诗文，与李孝廉流芳、程山人嘉燧为友。族孙崇儒字鲁生，筑招隐亭，名流多过从觞咏，风致可想见云。
同书一一《园亭门》“薖园”条附杨世清《薖园耆英会诗序》略云：
溪北三里张氏薖园在焉。中有招隐亭，植桂数十本，间以梅杏，环以翠篠，真幽人之居也。昔长琴山人雅与松园（圆）诗老长蘅先生辈善，时时过从，觞咏弗绝。所谓数十株者，固已干霄合抱，偃蹇连蜷。花时一林黄雪，香闻数里。予时一寓目，窃叹前辈宴游，未觏此盛。予屡欲偕耆年过之，每届花时，辄以他阻。〔康熙三十年〕己未秋闰乃得邀〔柯〕集庵〔时〕萍庵诸老偿宿愿焉。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孙中丞元化宅”条云：
西城拱六图，天香桥。
孙致弥《友人见访不识敝居》诗：“平桥丛桂近诸天，小巷垂杨记隐仙。雨过清池常贮月，云深乔木不知年。抱琴人立香花外，洗砚僮归草色边。迟尔清尊同啸咏，莫因兴尽又回船。”原注：“桥因薖园丛桂得名，西有法华庵。”据此，则隐仙巷别有薖园，未详谁筑。
同书一六《宦迹门·孙致弥传》略云：
孙致弥，初名翙，字恺似，一字松坪。明登莱巡抚元化孙。父和斗，字九野，一字钟陵。笃于孝友，埋名著述，不与世故。元化旧部曲多贵显，讽之仕，不应。尝经理侯峒曾家事，计脱陈子龙遗孤，有古人风。致弥才思藻逸，书法逼似董文敏，诗词跌宕流逸。总纂《佩文韵府》，书垂成而卒，年六十八。（寅恪案：《佩文韵府》首载清圣祖《序》云：“〔康熙〕五十年十月全书告成。”又，孙和斗计脱陈子龙遗孤事，可参杨陆荣编《三藩纪事本末》四《杂乱门》“顺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吴兆胜据城以叛”条。其文云：“二十四日大兵至松江，执子龙于广富林。子龙乘间赴水死。出其尸戮之。子特陈方五岁，亦论杀。”据《陈忠裕全集》王沄续《卧子年谱》及沄撰《张孺人三世苦节传》，卧子之子名嶷，字孝岐，生于崇祯十七年甲申冬。今杨氏书以特陈为子龙子之名，又谓顺治四年其年“方五岁”，皆与王氏所言不同，自是讹误。《三世苦节传》又云：“〔张孺人〕抱孤儿，变姓氏，毁容羸服，远避山野，如是者累岁，嶷始成立。孺人乃还故乡。”则疑张孺人实避居嘉定，而九野乃保存陈氏孤儿之人。特胜时作《传》时，有所忌讳，不欲显言之耳。《志传》言九野父之旧部曲多贵显，讽之仕，终不应。盖火东旧部如孔有德、耿仲明等，皆为辽东人于明末降清者，且初阳官登莱巡抚，以用辽人之故，遂有孔、耿之叛，竟坐此弃市。及建州入关，此辈辽人降将在新朝为显贵。九野虽不仕清，当亦可间接借其势力以庇护陈氏遗孤也。复据《清史稿》二四十《耿仲明传》，仲明以部卒匿逃人，畏罪自经死。然则清初法制严酷如此，王氏隐讳保存陈氏遗孤者之姓名，更有不得已之苦衷也。检《初学集》五一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徐公墓志铭》，其文略云：“公姓徐氏，嘉兴海盐人也，讳从治，字仲华。崇祯四年辛未起山东武德道兵备，及淮，而孔有德叛，攻陷济南六邑。倍道宵征赴监军之命于莱。无何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二月朔与莱抚谢公琏同日受事，即日贼已抵城下。四月十六日〔贼徒〕架〔孙〕元化所遗西洋大炮，攒击城西南隅，势甚厉。公方简阅丁壮，指麾出战，炮中颡额，身仆血膋中。莱抚驰而抚之，绝矣。”考牧斋此文，乃据方拱乾所撰《仲华行状》而作，与管葛山人，即海盐彭孙贻之《山中闻见录·徐从治传》，俱出一源，惟骏孙作《传》，兼采钱氏之文，故微有不同耳。仲华主剿，初阳主抚，旨趣大异，于此姑不置论。所可注意者，则徐氏之死，实因孙氏所遗之大炮所致一事也。又，初阳用辽丁三千驻防登州之本末，可参《嘉定县志》三二《轶事门》关于“孙中丞元化”诸条。其中引赵俞之言曰：“火攻之法，用有奇效。我之所长，转为厉阶。”此数语实为明清兴亡之一大关键，以其越出本文范围，兹不具论。至满洲语所以称“汉军”为“乌珍超哈”，而不称为“尼堪超哈”者，推原其故，盖清初夺取明室守御辽东边城之仿制西洋火炮，并用降将管领使用，所以有此名号。此点可参清《文献通考》七七《职官考》及一七九《兵考》。《清史列传》四《佟养性传》及七八《祝世昌传》。《清史稿》二三七《佟养性传》及二四五《祝世昌传》。并《茶余客话》六“红衣袍”条等。倘读者复取《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回中，安老爷以“乌珍”之名命长姐儿之叙述互证之，则更于民族兴亡之大事及家庭琐屑之末节，皆能通解矣。又偶检《梅村家藏稿》二八《宋直方〔徵舆〕林屋诗草序》，其中以嵇康比陈卧子，山涛比宋辕文，自比向秀、阮籍。据此推知，辕文当有暗中协助卧子遗孤之事。王胜时与辕文关系颇密，宋氏协助之事，或由王氏间接为之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