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第1页）

第三章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

附：河东君嘉定之游

三百年来记载河东君事迹者甚众，寅恪亦获读其大半矣。总括言之，可别为两类。第一类为于河东君具同情者，如顾云美苓之《河东君传》等属之。第二类为于河东君怀恶意者，如王胜时沄之《虞山柳枝词》等属之。其他辗转抄袭，讹谬脱漏者，更不足道。然第一类虽具同情，颇有隐讳。第二类因怀恶意，遂多诬枉。今欲考河东君平生事迹，其隐讳者表出之，其诬枉者驳正之。不漏不谬，始终完善，则典籍禁毁阙佚之后，精力老病残废之余，势所不能，此生无望者也。故唯有姑就搜寻所得，而可信可喜者，综贯解释，汇合辑录，略具首尾，聊复成文。虽极知无所阐发，等于钞胥，必见笑于当世及后来之博识通人，亦所不顾及矣。

就所见文籍中记载河东君事迹者言之，要推顾云美所撰《河东君传》为最佳。就其所以能致此者，不独以其人之能文，实因其人于河东君具有同情心之故。可惜者，顾氏为牧翁晚年门生，虽及见河东君，而关于河东君早岁事迹，或欲有所讳饰，或以生年较晚，关于河东君早岁身世，其隐秘微妙者，有所未详也。兹先略述云美之事迹，然后移写顾氏所撰《河东君传》中有关早岁之一节，参以他种史料，解释论证之。

《牧斋外集》一六《明经顾云美妻陆氏墓志铭》略云：

留守相国瞿稼轩既殉国，其幼子玄镜奉其骨归自桂林。甲午正月至常熟，顾苓云美来吊。玄镜从其兄拥杖出拜。云美问其兄，曰：“吾幼弟也。生长西南，今九年矣。”云美出，谓其表弟严武伯曰：“子为我语瞿氏，以我女字玄镜。”瞿氏诺之。云美告余曰：“苓以女字留守相公之幼子矣，夫子其谓我何？”余曰：“有是哉！”后六年己亥四月十日，云美之妻陆氏卒，越七日，云美之父处士君卒。云美居丧守礼，不置姬侍，躬保护其女。服除，而玄镜孤贫无倚，云美收为赘婿。壬寅五月，吉安施伟长见玄镜于云美之侧，喜而告余。及秋，余过虎丘塔影园，云美出玄镜拜床下，抠衣奉手，目光射人。归而诒书云美曰：“忠贞之后，仅存一线。今得端人正士，以尊亲为师保。稼轩忠魂，亦稍慰于九京矣。”

同治修《苏州府志》八八《顾苓传》略云：

顾苓，字云美，少笃学，晚居虎丘山塘。萧然敝庐，中悬思陵御书，时肃衣冠再拜，欷歔太息。女一，妻桂林留守瞿式耜子，易其姓名，俾脱于祸，人尤高之。（寅恪案：《初学集》七四《先太淑人述》云：“孙爱之议昏于瞿给事之女孙也。太淑人实命之，曰：‘人以汝去官，结昏姻以敦世好，不亦善乎？’”然则云美亦与牧斋为间接之姻戚。但云美以其女妻稼轩之子，时间甚晚，远在钱、瞿两氏议昏之后矣。）

寅恪案：顾氏为明末遗老，不忘故国旧君者，其人品高逸，可以想见，不仅以文学艺术见称也。清代初年东南诸眷恋故国之遗民，亦大有党派及意见之分别，未可笼统视之。牧斋早为东林党魁，晚乃附和马、阮，降顺清朝。坐此为时人，尤为东南旧朝党社中人所诟毁。斯问题于此姑置不论，倘取顾氏《塔影园集》一《东涧遗老传》读之，则知云美对于牧翁平生前后异趣之见解，与当日吴越胜流之持论有所不同，而与瞿稼轩所怀者正复相类也。观全谢山祖望《鲒埼亭外集》三一《浩气吟跋》略云：

稼轩先生少年连染于牧斋之习气。自丙戌以后，牧斋生平扫地矣。而先生《浩气吟》中犹惓惓焉，至形之梦寐。其交情一至此乎？牧斋颜甲千重，犹敢为《浩气吟》作序乎？一笑也。

可知钱、瞿二人关系之密切如此。全氏之论固正，但于河东君阴助牧斋复兴明室之活动，似尚有未尽窥见者，关于此点，俟于第五章论之。所可注意者，即与稼轩特厚之人，不独宽谅牧斋之晚节，而尤推重河东君。就其所以然之故，当与钱柳同心复明一端有关。如牧斋《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第三首“须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视瘠肥”句，自注云：“夷陵文相国来书云云。”考牧斋所谓“夷陵文相国”者，即《明史》二七九有《传》之文安之。其人之为大学士，由瞿式耜所推荐，可知文、瞿两人交谊实为密切。云美以女妻稼轩之子，则其于稼轩与文氏有同一之观感及关系，又可推之。文氏既遗书牧斋，称道河东君若是，宜乎云美为河东君作传，其尊重之意溢于言表也。后来有“超达道人苇江氏”者，题云美此传后，谓其于河东君“别有知己之感”“阿私所好”，则殊未明钱、瞿之交谊，钱、柳之关系，与夫君国兴亡，恩纪绸缪，死生不渝之大义，所以借是发幽光而励薄俗之微旨。乃肆意妄言，无复忌惮，诚可鄙可恶，更不足置辨矣。

复次，关于思陵御书一事，详见杜于皇濬《变雅堂文集》七《松风宝墨记》，兹不移录。寅恪昔年曾于完白山人后裔家，见崇祯帝所书“松风水月”四字，始知于皇此文中“端劲轩翥”之评，非寻常颂圣例语。邓氏家之思陵御书，自与云美所藏者不同物，初未解此三百年前国家民族大悲剧之主人翁，何以喜作“松风”二字之故，后检杨留垞锺羲《雪桥诗话续集》一云：

顾云美庐阊门外，半潭绕屋，引水自隔。庄烈帝御书“松风”二大字，云美得之某司香，遂揭于斋中。顾黄公〔景星〕为赋诗四首。卒章有云：“奇峰名淑景，御坐正当中。五粒皆银鬣，双珠倚玉童。”谓万岁山淑景峰有石刻御坐，二白松覆焉。

然则世上留传崇祯帝“松风”手迹不止一本者，殆与景山石刻御坐有关耶？俟考。

顾氏《河东君传》寅恪所得见者，节略之本不计外，共有四本，即罗刖存振玉“殷礼在斯堂丛书”《塔影园集》本（第一卷），范声山锴《华笑庼杂笔》本（第一卷），缪筱珊荃孙《秦淮广记》本（第二之四）及葛雍吾昌楣《蘼芜纪闻》本（卷上）。四本中以范本为最善，兹悉依此本移录，其他诸本与范本异者，皆不一一标出也。复次，罗振玉《贞松老人外集》三《顾云美书河东君传册跋》略云：

顾云美撰《柳蘼芜传》并画像真迹，乙巳冬得之吴中。《传》载蘼芜事实甚详。吴人某所著《野语秘汇》，述虞山被逮时，河东君先携重贿入都，赂当道，乃得生还。其权略尤不可及，可谓奇女子矣。《传》中记蘼芜初归云间孝廉为妾，殆先适陈卧子，他记载所未及。其归虞山在明亡前三年，时年二十四。至癸卯下发，年四十有六。逾年而值家难。光绪丁未三月将取付影印，以贻海内好事者，俾益永其传，并缀辞于后。上虞罗振玉刖存父。

寅恪案：刖存先生以“云间孝廉”为陈卧子。五十年前能作此语，可谓特识。但其于河东君适牧斋后，尚称之为“蘼芜”，又言其携重贿入都，俾牧斋得脱黄毓祺之案及癸卯岁年四十六下发等事，皆不免差误。详见有关各节所论，兹不辨及。

顾《传》云：

河东君者，柳氏也。初名隐雯，继名是，字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性机警，饶胆略，适云间孝廉为妾。孝廉能文章，工书法，教之作诗写字，婉媚绝伦。（《塔影园集》一《河东君传》“婉媚绝伦”作“风气奕奕”。）顾倜傥好奇，尤放诞。孝廉谢之去。

寅恪案：云美此《传》于河东君之本来姓氏、籍贯及在“适云间孝廉为妾”以前之事迹，不道及一字，当有所隐讳，未必绝不能获知其一二也。职是之故，不得不取其他史料，以补此间隙。但此段时间，材料极少，又多为不可信者。故今仅择其材料直接出于与河东君有关之人者，以之为主，而参取后来间接传闻者，以补充之。其间若有诬枉或不可信者，则稍加驳正。固不敢谓尽得其真相，然亦不至甚远于事实也。兹引王沄《虞山柳枝词》之前，先略述胜时之事迹，盖王氏乃最反对河东君之人，其所言者，固不可尽信。然诬枉之辞外，亦有一二真实语。实因其人与陈子龙及其家属关系密切，所知河东君早岁事迹，必较多于顾云美，特恨其具偏隘之见，不欲质直言之耳。乾隆修《娄县志》二五《王沄传》略云：

王沄，字胜时，幼为陈子龙弟子。处师生患难时，卓然有东汉节义风。以诸生贡入成均，不得志。著有《辋川稿》。

李叔虎桓《耆献类征初编》四四四《顾汝则传》下附王沄事迹，引章有谟《笔记》略云：

陈黄门子龙殉难后，夫人张氏与其子妇丁氏居于乡，两世守节，贫不能给。王胜时明经沄常周恤之。

及《陈忠裕全集·年谱（下）》附王沄撰《三世苦节传》略云：

岁在癸酉〔康熙三十二年〕仲春之吉，孺人命从侄倬来，知予子栘有女孙同岁生，请问名。予额手曰：“此小子宿心也。敬闻命矣。”乃告于先祠，以女孙字世贵焉。（寅恪案：世贵乃陈子龙之曾孙。）

寅恪案：王胜时文章行谊卓然可称，然其人憎恶河东君，轻薄刻毒丑诋之辞，见诸赋咏者，不一而足。以常情论，似不可解。明季士人门户之见最深，不独国政为然，即朋友往来，家庭琐屑亦莫不划一鸿沟，互相排挤，若水火之不相容。故今日吾人读其著述，尤应博考而慎取者也。胜时孙女之字卧子曾孙，结为姻亲，时间固甚晚，然其与陈氏家庭往来，在卧子生存时已然。卧子死后，胜时周恤其家备至，即就卧子夫人张氏欲与胜时之家结为姻亲一事观之，可以推知矣。据《陈忠裕全集》所载陈子龙《自撰年谱（上）》“崇祯二年己巳”条云：

〔祖母高〕太安人以予既昏，遂谢家政。予母唐宜人，素善病，好静，不任事。乃以筦钥属予妇，予始有晨昏之累矣。

及《年谱（下）》附王沄撰《三世苦节传》略云：

〔张〕孺人通《诗》、《礼》、史传，皆能举其大义，以及书算女红之属，无不精娴，三党奉为女师。有弟五人，庄事女兄如伯兄然。孺人屡举子女不育，为置侧室，亦不宜子。孺人心忧之。乃自越遣人至吴，纳良家子沈氏以归。

则知大樽之妻张氏为一精明强干而能治家之人。故入陈氏之门不久，其祖姑高氏即授以家政也。假使王氏称其能通书史大义之语非出阿私，然绝不能如河东君才藻博洽，可与卧子相互酬和者，自不待论。倘若张氏转移其待诸弟之威严以临其夫，则恐卧子闺门之内亦不得不有所畏惮顾忌也。又观其为大樽选纳良家女沈氏为妾一端，知大樽之娶妾，张氏欲操选择之权，更以良家子为其意中之对象。如取以与牧斋夫人陈氏相较，则牧斋用匹嫡之礼待河东君，而陈夫人亦无可如何，安之若命者，诚大不侔矣。复观牧斋之子孺饴（孙爱）所辑《河东君殉家难事实》中《柳夫人遗嘱》云：

我来汝家二十五年，（寅恪案：“汝”字指其女，即赵管妻。）从不曾受人之气。

呜呼！假使河东君即仅在陈家二十五月，甚至二十五日，亦不能不受人之气，尤不能不受张氏之气，而张氏更不能如牧斋夫人之受河东君之气，可以断言无疑也。河东君之与大樽，其关系虽不善终，但双方之情感则皆未改变，而大樽尤缱绻不忘旧欢，屡屡形之吟咏。然则其割爱忍痛，任河东君之离去，而不能留之者，恐非仅由河东君之个性放诞使然，亦实因大樽妻张氏之不能相容，即不能受河东君之气，如牧斋夫人者，有以致之也。河东君所以不能见容于大樽家庭之事实及理由，王胜时必从张氏方面得知其详。三百年前陈氏家庭夫妇妻妾之间，其恩怨是非固匪吾人今日所能确知，既非负古代家属委员会之责者，自不必于其间为左右袒，或作和事老。是以此点亦不须详考。但应注意者，则胜时为大樽嫡妻张氏之党。故其所言者，皆张氏一面之辞，王氏既不能不为其尊者即大樽讳，又不能不为其亲者即张氏讳。于是遂隐没其师及张氏与河东君之关系，而转其笔锋集矢于河东君矣。苟知此意，则王氏所述河东君之事迹不可尽信，止能供作参考或谈助，而不必悉为实录，亦甚明也。

王氏之后，复有钱钝夫肇鳌著《质直谈耳》一书，亦述河东君早岁轶事，其言颇有与王氏类似者。然据此书钱大昕《序》云：

吾弟钝夫以暇日撰次生平所见闻，可喜可愕，足资惩劝者，汇为一编，名之曰《质直谈耳》。

又，光绪修《嘉定县志》二八《艺文别集门》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