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生活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第3页）
元年一月，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孑民先生之招，到部办事，公余老是钞沈下贤的集子。一日，曾偕我同董恂士（鸿袆）去访驻防旗营的残址，只见已经成了一片瓦砾场，偶尔剩着破屋几间，门窗全缺，情状是很可怜，使他记起了从前在矿路学堂读书的时候，骑马过此，不甘心受旗人的欺侮，扬鞭穷追，以致坠马的故事。
同年五月，到北京，住绍兴会馆，先在藤花馆，后在古槐书屋，这便是相传在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从此多年没有人要住的。八年移居八道湾，十二年迁寓砖塔胡同，十三年移入宫门口西三条新屋。
在北京工作十五年，其间又可分为前后两段，以《新青年》撰文（民国七年）为界，前者重在辑录研究，后者重在创作。
前期住在会馆，散值的工作是：（一）抄古碑，（二）辑故书，这二事可参考知堂的《关于鲁迅》（《宇宙风》二九期），（三）读佛经。鲁迅的信仰是科学，不是宗教，他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所以他对于佛经只作人类思想史的材料看，藉此研究其人生观罢了。别人读佛经，就趋于消极，而他独不然。
至于他的创作短篇小说，开始在民国七年四月，发表在同年五月号的《新青年》，正值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其第一篇曰《狂人日记》，才用“鲁迅”作笔名，“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他的创作力好像长江大河，滚滚不绝。这是鲁迅生活上的一个大发展，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章。因为从此，文学革命才有了永不磨灭的伟绩，国语文学才有了不朽的划时代的杰作，而且使他成为我们中国思想界的先知，民族解放上最勇敢的战士。现在时间有限，我只就《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两篇作个举例的说明而已。
《狂人日记》是借了精神迫害狂者来猛烈地抨击礼教的。据鲁迅自己说：“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C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参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这是实实在在的话，试问读到篇中所云：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又云：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有谁不感到礼教的迫害，有谁不想奋起而来攻击呢？他的其余作品有好多篇仿佛可作这《狂人日记》的说明，《祝福》便是一个例子。《祝福》的惨事，不惨在狼吃了阿毛，而惨在礼教吃了祥林嫂。
我那时在南昌，读到《狂人日记》就非常感动，觉得这很像周豫才的手笔，而署名却是姓鲁，天下岂有第二个豫才乎？于是写信去问他，果然回信来说确是“拙作”，而且那同一册里有署名唐俟的新诗也是他做的。到了九年的年底，我们见面谈到这事，他说：“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至于唐俟呢？”他答道：“哦！因为陈师曾（衡恪）那时送我一方石章，并问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对他说：‘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俟堂罢。’”我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这“俟”字的涵义。那时部里的长官某很想挤掉鲁迅，他就安静地等着，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把“俟堂”两个字颠倒过来，堂和唐两个字同声可以互易，于是成名曰“唐俟”，周、鲁、唐，又都是同姓之国也。可见他无论何时没有忘记破坏偶像的意思。
《阿Q正传》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人家都知道这是一篇讽刺小说，在描写中国民族的魂灵。知堂在十一年三月十九晨报副刊上说过：“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实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他）承受了噩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名称意见，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知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人的最大的病根。”（仲密：《自己的园地》八。后来印成单行本的时候，这一篇未见收入。）
《阿Q正传》，发表于民国十年十二月，到现今是整整的十五年了。我每次读到它，总感觉一种深刻和严肃，并且觉得在鲁迅的其余作品中，有许多处似乎可当作这篇的注解或说明来读，因为描写阿Q的劣性仿佛便是描写民族的劣性故也。现在随便举出几点，彼此参照，便可了然，例如：
（一）自大。阿Q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这宛然是以“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自负的国粹派的口吻，鲁迅所时常指摘的：“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热风》）
（二）卑怯。阿Q“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试读“《随感录》四十八”有云：“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热风》）还有“通讯”云：“先生（旭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齐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华盖集》二二集）还有，“《忽然想到》七”有云：“……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华盖集》）
（三）善变——投机，迎合取巧。阿Q本来是深恶革命的，后来却也有些神往，想“革命也好罢”……试读“《忽然想到》四”里的话：“……其实这些人是一类，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做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我军’，你能料得到被这‘大兵’‘我军’所败的就是汉人的么？你将以为汉人带了兵将别的一种什么野蛮腐败民族歼灭了。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命运。”（《华盖集》）还有《算账》里说：“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花边文学》）
（四）自欺——精神上的胜利法。阿Q在形式上打败之后，有种种妙法以**：或者算被儿子打了，或者说自己虫豸好不好，或者简直自己打两个嘴巴，就立刻心满意足了。这类自欺欺人，别设骗局的方法，在士大夫之间也何尝没有？“……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藉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坟·论睁了眼看》）
此外，描写着的劣性还很多，限于时间，不及备举了。
十五年三一八惨案后，四月奉军进京，有通缉名单的传言，我和鲁迅及其他相识十余人，避居D医院的一间堆积房里若干日，鲁迅在这样流离颠沛之中，还是不断地写文章，《朝花夕拾》里的《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都是这时的作品。
这期的重要创作，已经结集者有：
小说《呐喊》
小说《彷徨》
论文《坟》
讲义《中国小说史略》
散文诗《野草》
回忆文《朝花夕拾》（前半部）
杂感集《热风》
杂感集《华盖集》
杂感集《华盖集续编》
六、厦门广州教书时期，四十六至四十七岁（十五年秋至十六年秋，即一九二六—一九二七），时代背景是宁汉分裂，国民党清党运动。
这时期虽很短，只有一年，可是鲁迅感触多端，不很开口，“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因之，生活极不安定，宿舍屡有更变。在厦门四个月，因为“不合时宜”，搬来搬去，终于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虽对着春秋早暮景象不同的山光海气也不甚感动，所不能忘怀的，倒是一道城墙，据说是郑成功的遗迹。“一想到除了台湾，这厦门乃是满人入关以后我们中国的最后亡的地方，委实觉得可悲可喜。”（《华盖集续编》）到广州后，起初他和我同住在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后来搬出学校，租了白云楼的一组仍旧合居。“……我这楼外却不同：满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蛋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然而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小约翰·引言》）诸位请读《两地书》，及《三闲集》里的《怎么写》《在钟楼上》两篇，便可以知道那时期他的生活的大略。
我不知道他在厦门大学担任什么科目，至于在中山大学，则任文学论和中国文学史等，因为选修文学论的学生人数太多，以致上课时间排在晚上，教室用大礼堂。这期的著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