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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残碑里的时光(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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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也曾沿瓯江逆流而上,进入戍浦江,游览藤桥的石鼓山,留下山水诗《登上戍石鼓山诗》。“日没涧增波,云生岭逾叠。”夕阳西下,瓯江潮涨,戍浦江随着也涨起来,潮水会一直涨到层层云岭之后,直到江的源头——泽雅。

瞿溪与泽雅,分居山的两面,接壤生息。而泽雅与藤桥,是一脉之水,相依相通。一向热爱寻求人迹罕至的险峻之地,以征服高山大川为兴趣的谢灵运,在永嘉,没有翻过瞿溪山,也没有沿着瓯江的潮水到达戍浦江的源头,诗人的目光无法抵达山水更深处。

在谢灵运的刘宋时期,泽雅这一片高山峡谷还是一块化外之地。但很有可能居住着没有随东瓯王内迁江淮的“瓯人”遗民,以及之后被楚灭国后避入深山的“越人”,他们在山中就像谢灵运在《过瞿溪山饭僧》中描述的山民那样用泥土涂塞门户,截断树木钻木取火,过着原始的生活。

到了唐朝,佛教大盛,杜牧诗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况,同样也可以用来描述温州。一座座庙宇在温州山水间,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据《温州通史·汉唐卷》载,中和元年至天复二年(881—902年)间,二十余年温州地区增加了二十所寺院,极乐禅寺就是其中一所。而温州地区佛教发展的繁盛期则在吴越国(906—978年)七十余年间,温州地区新建了八十六所寺院。

极乐寺,这一朵禅花,开放在繁花凋零的晚唐,催开这朵禅花的是帝国覆灭之际的社会动**。温州虽偏安一隅,但帝国心脏的搏动,自然波及每一条毛细血管。天灾人祸时,寺院禅林往往是那滔滔洪水中的一叶方舟,成为芸芸众生的庇护所。在战乱的阴影下,孤峰之上的极乐梵音,开启了这一片山域文明的先声。

高山峡谷中,文明延宕而迟缓。宋时,此地属永嘉县泰清乡,有“梅溪里”的记载;明清时属永嘉县泰清乡二十三都,以溪山清胜故名。明弘治《温州府志》作“寨下”,万历《温州府志》作“泽雅”。“寨下”与“泽雅”方言谐音,应是方言雅化而来。时代变迁,现在山里两百多个自然村落,隶属于温州市瓯海区泽雅镇。不论是梅溪、泰清,还是泽雅,从地名里就已看到这里青山绿水之美。

在明朝,或是宋朝,泽雅山民利用自然资源手工造纸,技术与《天工开物》里的造纸如出一辙,并延续至今。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文字对于这一方造纸的水土却极其吝啬,历代志书文献除了记录几个地名,竟然没有记载这片土地的任何消息。为文字提供安生之所的泽雅,被文字遗忘了。

因此,刻在石头上的极乐寺碑文,极其珍贵,后人从中得以窥见千年之前泽雅这一方水土的精神气象——唐时的泽雅高山峡谷中,人还没有多少说话的余地,这里充满着花朵、草树、溪流、山风、雨雪这些土著的声音。而佛祖,在群峰之上拈花微笑。

进山寻访极乐禅寺。

沿着古道走,血肉之躯上的脚板踩踏在山体上,不由周身血液沸腾,这是人与山、脚与泥土与生俱来的情感被唤醒了。

粗石砌成的古道,沿着山势蜿蜒爬升,曲线连起一座又一座的山体。阳光从竹林的缝隙间漏下来,投在覆着苍苔的古道上,虽是白日,也有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禅境。三两声鸟鸣,穿透密林,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禅心亦可体会。中国的艺术意境,是人与山水合一的诗意境界。诗教也是中国原始的宗教。在山水间参禅、悟道,才得天地真意。此时,我又想到了谢灵运这个被弃世于广州街头的伟大诗人。

聚居在山的褶皱中的村落人家是山中最美的风景。他们像捉迷藏似的,指向无尽的山的深处。他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一直在心头像草叶在风中翻飞。那些仍在山里生活的人家,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依着日出日落与季节的轮回,生活的节奏也是天地的节奏。他们的祖先藏起自己生命的来路,让高山锁住后人飞翔的翅膀。但终究是锁不住的,千百年之后,他们的后人又开始往山外迁徙。这是人类迁徙的本能。只有经历过喧嚣,再回到寂静的山中,才能真正领受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此中有真意”。

北林垟属于高山盆地,山间“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恍若“武陵桃源”。村头正建一片公寓式建筑,叫“田园综合体”。这是一个现代概念,可以理解为在乡村田园吃饭、睡觉、休闲、旅游、养生等。做这样的事,陶渊明是鼻祖。从历史的那只眼看,只是人类迁徙的一种方式而已。史上避乱、开垦、隐居、躲祸、经商,甚至游览等,都是人类迁徙的理由。当山中的人走向城市,城市趋于饱和后,一些人又重返乡村,但返回的不一定就是原来出去的那一批人。这也是自然的轮回。

从村尾一座小山的脚下进去,绕过这道山的屏障,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湖,一个异常饱满、深邃、仁慈的碧波**漾的湖。哦,不,是群山合围中的一片广阔的稻田,平铺开去的青禾,**漾的绿光眯了我的眼。竹林像成批的绿色云朵,也像一条大河,在巍峨的山体上飘**,抑或流淌,让人分不清绿色是从山上流淌下来,还是从田野上涨上去。高山上有这样一片广阔的绿野平畴,还真是让人惊奇。

晚稻正在扬花灌浆,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稻米香,馋得让人想吃一碗香喷喷的“尝新饭”。呼吸着,张开贪婪的嘴,在心里大声喊:“是谁在这山谷里种下第一株禾苗呀?”翠色逼人,风从山上跑下来,从我扬起的双臂下穿过,绿野上倏忽闪过一袭袈裟,隐入对面两条山脊的相交处。看到那里有两片竹林像两扇大门,守护着什么似的。

贴着山边的小径走是一种奇妙的感觉,迂回曲折,由远而近,像去寻访一位故人。走到了山襟交叠处,才知是一条小峡谷,涧水潺潺有声。小径往左分叉出一条小径,弯弯曲曲,而后被一条粗石垒砌的小小的单孔石拱桥接到对面。一块缺了上半截的石碑立在桥的那头。这就是“极乐寺碑”吗?

碑上附着一层青色的苔衣。凑近看,依稀可见一些浅浅的字迹。拔了一把草,擦去青苔,辨认出“温州路”和“佛”这几个字。“路”是宋元时期的行政区域名。在宋,相当于明清时的省,在元代,相当于明清时的府。碑文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碑上刻的是什么内容。石碑的背面也刻有字,辨认出“青田縣二都根頭信士林二位拾银二钱”,还有“库门坳”。这是极乐寺碑文中没有载录的内容。给村人电话,说为了防盗,把碑埋地下了。那这块又是什么碑?折下一片南瓜叶去溪涧兜水,希望打湿石碑后,能辨认出碑上的字。叶兜里的水,走到半途差不多已漏尽。在古物面前,因为无知,所以徒劳和无助。

隔了一周时间,再次进山,用水冲洗了石碑,用铁刷清除了碑上的青苔。石碑吃了水后,竟然整块暗了下去,那些字没有浮上来,反而像溺水了一样,沉到时间的深海里去。扑到石碑面前,细细搜寻,想把它们打捞上来,除了上次认出的“温州路”和“佛”,这次认出了“夏九”,这两个字足以让我们断定这块残碑就是极乐寺碑。

或许也是在这样一个阳光温煦的午后,一个拓碑人把一张宣纸像一张网似的铺在极乐寺碑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一个个字从时间的海中打捞上来。山风从雪白的宣纸上拂过,一个个黑色的字开始从沉睡中苏醒过来。

不知极乐寺碑损坏于何时?耳边仿佛传来一声闷响,似雷声消逝在山的那边。距今六百多年的极乐寺碑断了。没有人知道。一株南瓜藤从旁边的田园里爬过来,卧在石碑身旁,开了一朵黄灿灿的花。

极乐寺与这块残碑,隔着一小片梯田。四季豆的藤蔓已开始渐渐枯萎,茄子虽还开着花,结的果实不是驼背就是躬腰。秋的萧瑟之气已悄然而至。只有稻禾越发茁壮,酝酿着登上季节金灿灿的巅峰。

天地间的荣枯兴衰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大地上的事物消失又在轮回。眼前的极乐寺,五间平房,简陋,寂静。从唐代到现在,生生灭灭,没有被湮没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寺坐西朝东。站在寺前极目远眺,四围青山如屏,绿野平畴尽收眼底。寺在山的褶皱处,深藏不露,外面进来看不到寺,而寺内看外面却一览无遗。明弘治《温州府志》记载:“极乐禅寺在泰清乡后梁龙德间建。”应是基禅师搬极乐禅寺到前山的时间,就是现址。

极乐寺所在的高山盆地,有多条山岭通往瑞安。寺前岭,我曾走过,翻过山去,是瑞安的朱山、东元等地。这几个地方与泽雅一样,都是造纸古村,峡谷山涧边水碓和纸槽错落有致,旧日造纸盛况可见一斑。尤其是村人讲的不是瑞安方言,而是泽雅方言,应是寻觅适合造纸的水源从泽雅这边搬迁过去。另一条叫和尚岭,翻过山是瑞安山后,这条岭估计是极乐寺的僧人修建,才有此名。

寺前岭曾走过太平军的铁马。一八六二年二月,太平军进攻温州,四次攻打不下温州府城。将领白承恩便出奇计,亲率精锐部,从青田万山越白沙岭突入瑞安飞云小港,另派偏师绕道永嘉林垟(今瓯海区北林垟),翻越朱山,在瑶庄会合,到河上桥,在大岭巧摆荷包阵,千余乡兵陷入包围。白承恩部乘胜进驻潮至一带,直指瑞安县城,不料在桃花垟中了埋伏,白承恩死于抬枪之下。白承恩是温州平阳人,熟悉温州地形。白承恩派出的偏师就是经极乐寺旁的寺前岭往瑞安朱山方向。离此地不远的山涧中有一条石桥,原是一条木桥,当年清兵与太平军在这里对峙烧毁了木桥,后修建为石拱桥,就叫“火烧桥”。传说白承恩的部队把军粮、物资,甚至珍宝,藏在极乐寺,作为攻打温州的后方仓库。现在当地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极乐极乐,三步上三步落,谁人得到谁人与寺院对半夺。”此话,像一句开启宝藏的密语。

民间还传说,极乐寺有九十九个和尚,为凑足一百个,打了一个石和尚站在寺前,从此寺院就衰落了。传说虽是佛家教化人凡事不能做得太满,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极乐寺曾经的规模。北林垟现年九十七岁的老人黄有花回忆,极乐寺原有三进,年少时曾去烧过香点过灯,寺前的梯田以前都是极乐寺的范围。一九三九年,极乐寺毁于山洪泥石流,直到一九九八年,才在原址上修建,就是现在五间简易的平房。从寺里的一块碑上得知,极乐寺最近一次修护是在二〇〇五年秋,村民募捐修整了寺前的路、寺门、屋瓦和电线。这块碑与那块残碑,相距不过十米,却隔了六百多年的时光。极乐寺播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一直在这片土地上开出花来。寺后有一口井,山泉从石头缝里渗出,汪汪一潭,不枯不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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