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鹞（第2页）

“永古斋”参赛的风筝做好了。这是一个一米二长宽的大红的镂空“福”字，比大户人家刻在照壁上的那个“福”字还大。这么大的汉字风筝在小城还是第一次见。刘瑞卿的“福鹞”是受刻字技艺的启发，却与曹雪芹汉字风筝不谋而合——“以天为纸，书画琳琅于青笺。”刘益卿把家家户户的心愿都写在青天里了。

风筝比赛在松台山上举行。刘益卿带着儿子永生和孙子瑞锦，三人扛着福鹞上了山。在这次比赛中刘家的福鹞只评了第三名。刘益卿拿了奖金到小酒馆打来了两斤老酒，父子俩美美地小醉了一回。平民百姓不就求个‘福’吗？之后，街坊邻居还是称刘益卿为“风筝王”。

这张奖状现在还保存在刘力坚鼓楼街老屋的阁楼上，略微有些发黄，上面写着“直上云霄”和“嘉奖风筝比赛第三名”，落款是“永嘉民教馆”“中华民国二十七年”。这是刘氏风筝的第一份荣誉，也是刘氏风筝百年传承的见证。那只参赛的“福鹞”就是刘力坚今天放飞的这一只。

“七七事变”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小城偏安一隅，日寇侵扰不多。但要来的终于来了。一九三八年农历正月二十七日，日本人的炸弹终于降落温州，轰炸南塘机场和西郊的工业区。一天里轰炸两三次，甚至低空俯冲扫射。

半年多来从外围不断传来某某城沦陷的消息终于真切起来。空袭警报像一柄利剑刺入每个人的心脏。鬼影子一样的飞机与小城人的生命休戚相关起来。

一九三九年四月，日本人的飞机开始轰炸温州市区，南北大街、朔门、朱柏、永川等大码头被炸毁。五马街中央大戏院、钟楼遭轰炸。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角门八角井头被日本人炸得最惨，二十余间矮屋被炸成废墟，二十余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停放在清明桥一带的三百多具棺材也被炸得尸骨横飞。当时有人编了顺口溜描述其惨状：“屋背飞满棺材板，红绿寿衣挂满山，捆绑全尸倒河滩，雪白骨头堆满街。”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日军从瑞安飞云江爬上岸来，沿着桐岭，拥入温州市区。下午一时许，温州城第一次沦陷。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之间，温州三次沦陷。

在刘家的记忆里，日子就像被魔鬼统治，每日吞吃着小城里的生灵。富裕人家早已躲到城外去了，留在城里的平民百姓走投无路。“永古斋”里的风筝，半为碎片，半为灰烬。刘益卿就拉了一床棉被铺在桌上，全家凄惶地缩在桌子底下避难。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日本人撤出温州。此时，刘益卿把风筝一一修补好，分给邻居，并通知街坊邻居“永古斋”举办风筝比赛来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松台山上一只只风筝飞了起来，那只大红的“福鹞”特别醒目，那是小城人劫后重生的盼头。

现在看来，这也是一次告别仪式。此后，刘益卿再也没有扎过一只风筝，更不用说放风筝了。风筝属于封建余孽，再说那时一天顶二十天用，肚子都吃不饱，哪来力气扎风筝和放风筝呢？

一九六一年四月，一个放鹞的春日，刘益卿入了土。纸钱纷纷扬扬像断了线的风筝上了天。

风筝，飞是一条命，不飞也是一条命。它的命看似掌握在扎风筝的人，或者放风筝的人手里，其实，风才是它的命。

四

刘益卿走后的第五个秋天，即一九六六年十月，刘家的长房长孙刘力坚来到这个世上。风继续吹，天上继续没有风筝。

鼓楼街九十号——旧日的“永古斋”，现在的毛线店，刘力坚八十岁的母亲伊秀华坐在五彩斑斓的毛线团中，安静地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刘力坚的姐姐刘丽明在为顾客选毛线。

刘力坚调侃似的对母亲说：“我眼一睁开，子弹就在我眼前飞，这跟我后来去当兵是不是有关系？”老母亲神情平和，眼中不起一丝波澜。

让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回忆往事，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一口深井，大半天才听到回声。

一九六七年六月里，二十八岁的伊秀华带着不满周岁的刘力坚和她三岁的女儿刘丽明去茶山乡下避难。离城那天，天是阴的。伊秀华背着一个包袱，抱着襁褓中三个多月的刘力坚，再也腾不出手去牵女儿那双稚嫩的手，女儿就紧紧抓着母亲衣服的下摆，娘仨从小南门码头乘河轮到茶山。包袱里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几张粮票和一包糖霜（白糖）。粮票和糖霜给茶山那户收留她们的人家。刘家在茶山没有亲戚，她们是去投奔邻居在茶山的一个亲戚。

码头上乘船的人已排了长长的队，大家你推我搡地往船上拱。船已挤满了，船老大迟迟不开船，站在岸上像吆喝牲口一样一个劲地把人往船上赶。岸上突然响起一阵“哒哒哒哒哒”的枪声，慌得船老大跳到船上，逃一样地出了城。乌云笼罩着身后这座城市，酝酿着一场暴风雨的到来。

船舱里拥挤不堪，各种气味蒸腾，把每个空隙填满。而有一种比气味更热烈的东西在船舱里翻腾——两种立场的争辩。一条河上的一叶舟子上的争论，有如一群隐姓埋名的人在一块安全之岛上忽然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多少有点戏剧性。

这样的争辩在那个年代实在太普遍了，有人的地方就有两派的争辩，比如两条街交会的街口，比如小公园的平台上，人会聚的地方就有辩论赛。那时甚至一个家里也开展一场又一场的辩论，刘家亦是如此。

刘益卿只有一个儿子刘永生。刘永生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刘瑞锦、刘锦秀、刘秀凤、刘鸿贺、刘新燕、刘贺新、刘燕进、刘进寿。刘秀凤的“凤”和刘鸿贺里的“鸿”，字虽不一样，但方言谐音，这是异中求同。刘家八个儿女的名字首尾相连，像一只串式的鹞。

老大刘瑞锦，爱看书，刻字之余，喜欢弹弹唱唱，竟无师自通做起了小提琴，做好的琴放在自家店里都会被人买走。一九五三年，温州乐器生产合作社成立，老大去乐器厂当了工人。老二刘锦秀在教具厂，老三刘秀凤在木材厂，老四刘鸿贺在面砖厂，老五刘新燕在教学仪器站；老六刘贺新也在乐器厂，老七刘燕进在塑料薄膜厂，老八刘进寿在剪刀厂。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八个同一个爹娘生，住同一个屋檐下，同一个锅里吃饭，却在那个年代里分成两派各持己见。只有老父刘永生不问世事，铜壶里温一壶老酒，坐在那儿自斟自饮，把世事都付一壶酒里了。

刘瑞锦让妻儿出城避难，自己则留在城里，他是乐器厂的头。这条逃难之舟，嘈杂声合着河水的“哗哗”声，往城外漂去。转眼在乡下过了近两个月。八月的天热得发狂。太阳像个骂街的悍妇，一露脸就刁蛮凶狠。河浃干了可以当路走，螺蛳晒干像一枚枚铁钉，一滴汗都会砸起一股尘土。

这些在乡下的城里人一天里上好几次楼顶，或者爬到茶山后面的大罗山上登高朝市区方向望，一个个心神不宁地把日子一天天打发走。一天，有人惊慌地叫“皇天三宝”。各家的屋顶齐刷刷地冒出很多人，他们看到市区的上空浓烟滚滚。大家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像风中躁动不安的茅草。各自在脑子里飞快地跑上一圈后，很快认定那是五马街和鼓楼街方向。在场的好多人脸都吓白了，那可是几代人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全部家当。

刘瑞锦在这次“大火”中受了伤还丢了枪。此后，那把枪总是阴魂不散地跟着他，一有响动，就被叫去交代丢枪的经过。时不时被那把丢失的枪打伤的刘瑞锦，旧伤未愈又添新伤，就一直疼，从此更加沉默。“还真想不明白，我那木讷寡言、爱埋头看书的老爸，有一天会跳出来。”刘力坚添了一句，诙谐地笑了。

这十年的时光，对于刘力坚，像灰烬一样，不可考。

五

一切终于平息下来，一切缓慢而谨慎地回来了。

春日的午后，阳光如老酒般倾倒在临窗的桌子上。刘永生从铜酒壶里倒出一杯酒，一口喝下，站起来拉着孙子刘力坚的手往楼上走。木楼梯吱嘎吱嘎响，像朽老之人在喘气。刘永生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箱，吹开灰尘，打开，刘力坚看到里面躺着一个大大的红色的“福”字。刘永生说，这是阿太扎的福鹞，等天晴了我们去放。这只离开天空二十余年的鹞，颜色已从鲜红褪成浅红，但筋骨依旧强壮。刘永生看了看身旁的孙子，又把福鹞放回纸箱封好推入床底。孙子懵懵懂懂地跟着爷爷下了楼。刘永生下楼后继续喝酒。从刘力坚记事起，这把铜酒壶就在爷爷的手上。这是一把有讲究的铜酒壶，像俄罗斯套娃，里外两套，外一套倒热水，里面一套装黄酒，可以温着慢慢喝。不管外面怎么乱，天气多么冷，爷爷就守着这把铜酒壶，喝他的酒。这一年，刘力坚十二岁，第一次看到家传的“福鹞”。

一九八二年春日的一个暮晚，夕阳染红天边，风还是寒凉，人民广场上，“福鹞”悄然飞起。它起初有点胆怯，谨慎地飞着，唼喋着风，像鱼儿在浅滩轻吻水草。放鹞人，一个是满头飞霜的老人，一个是风华正茂的少年。老人一只手猛地一提又一松，趁它向前冲去的余力未尽之时，左手一反腕子，风筝打了一个回旋，扶摇直上，越飞越高。在暗下来的天色里，老人的眼睛像星星闪烁。风筝和人一样不言语、不歌唱，都带着飞翔的喜悦。

这也是刘力坚人生里第一次放鹞。收鹞时，已是万家灯火。回家后老人照旧温了铜酒壶里的酒，一杯接一杯地喝，只有孙子听得出来，爷爷那吞下来的咕咚声比往日欢畅，那酒吞下去后发出来的声气也比往日悠长舒展，仿佛这一壶酒经过春日暮晚几个小时的发酵变得更加醇厚了。

日子太平了，时间也溜得快。转眼到了一九八五年的二月。天气依然寒冷，但人一眼就看见了东风。枝头先是绿蒙蒙的一片，而后一天天不可抑制地壮大起来。一城春风，一城春绿，大自然仿佛在为即将到来的什么做好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