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建议（第2页）

社会组织对社会环境的分析和研究是其观察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例如，行业协会的发展，需要研究国际市场的变化，需要研究市场的导向和各个国家政策的变化：五年之前，中国太阳能行业是一个非常时髦和朝阳的产业，随之欧盟、美国政策的变化，产生中欧太阳能光伏产品的纷争，如果作为太阳能行业的协会和学会能够预测和研究其发展变革的趋势和投资风险等，这样的观察结果对我国太阳能行业的健康发展一定能够起到重要咨询作用。

（二）需要协调社会组织与不同利益体的交流和合作

社会组织在协调社会内外关系过程中，与不同利益群体的交流和合作至关重要；社会组织是政府、市场和会员组织以至公民个人的桥梁和纽带，是缓冲带和汇集意见的平台，因此，社会组织不仅需要满足组织的自我发展的需求，同时也需要承担起部分的社会责任和任务；社会组织为什么要存在？为什么要生存？社会组织要能够提供专业的运作服务和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个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三）需要增强社会组织的对外传播能力

在实际生活中，社会组织的领导人经常讲，我现在连员工的工资都不能保障，或者连员工的社会保障都无法满足，谈何对外的传播能力的建立？其实不然，社会组织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其对外传播的要素是不一样的。例如，在组织刚刚创立阶段，需要利用一切力量广泛传播组织的发展目标、组织的愿景和组织的战略方向等；如果组织发展处于一个上升阶段，这时候，需要有选择地或者针对地开展对外传播和沟通，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模式打天下的做法。

（四）社会组织要建立一种合作各方的谈判机制，提高博弈能力

社会组织在与各个合作方的交往过程中，客观上讲，社会组织是处于弱势状态，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你需要让更多不同合作方了解你，理解你和接受你，从了解到理解，从理解到接受，其过程是漫长的，不能拔苗助长，需要有耐心和恒心，因为，有不少事情需要时间和机会，需要合作方从不认识到认识，从认识到认可。因此组织的制度管理和档案管理是保障与合作方长期来往的关键，不能够像熊瞎子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

（五）应该提高社会组织的危机应急处理能力

社会组织的危机存在是客观的，作为组织的领导人不能够回避矛盾，逃避危机，正确的态度就是面对危机，及时应对危机，能否将现存的危机转化为组织的发展机遇。如何处理社会组织的现存的危机？主要是研究危机处理之前的预案、危机发生过程中的及时、有序和沉着，以及危机之后的反思。作为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在解决危机过程中需要客观地分析产生危机的主要原因、主客观原因，用理解的心情去倾听，而不是马上去辩解，讨论解决危机的程序与规则，尽可能地维护危机双方的关系，找到解决危机的交流媒介以及对未来合作的选择等。

四、建立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可持续发展是所有社会组织的一个难题，因为，其实质包括了组织发展均衡机制、寻求解决方法机会、财务和税务问题处理等，因此需要考虑以下六个方面。

（一）形成一种均衡的发展机制

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能否均衡地发展？能否形成一个有效的均衡发展机制？均衡机制的非稳定性因素如何测定？社会组织的均衡机制通常包括理事会层面、理事会与秘书处业务的均衡、财务的均衡、专业人员的均衡，等等，中国的社会组织是一个多元的格局，多样化的组成，不能够用一种模式来套用和复制，因此均衡机制也是不同类型的。均衡机制的难点还是在理事会层面，也是均衡金字塔的顶端，作为理事会的负责人需要时刻想到社会组织的未来均衡能否持续下去，还是昙花一现。所以，组织的均衡机制是组织决策层提出可以衡量的指标和分解之后的模块，也就是我们需要坚持“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的原则。

（二）解决和克服发展困境的能力

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通常会遇到各种类型的发展困境。例如，有一家社会组织的领导，有一天早上到办公室，一看几乎所有的员工都辞职离开了，这种现象就是人才危机和困境；还有的社会组织遇到财务困境，无法支付员工的基本工资，向员工打“白条”，或者无法支付员工的社会保险等。当然，更可怕的困境就是社会信任危机。因此，作为社会组织的领导需要时时刻刻想到这样的困境——也许就在今天发生，也许就在明天的中午出现，因此需要有承担困境中心理压力的能力。

（三）社会组织结合自身宗旨和使命，增强组织控制能力

非营利组织如果确定了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就能避免因混淆道德理念和经济现实而造成的资源浪费[7]。社会组织不宜过分地追求所谓的做强和做大，而需要注重“接地气”，在发展的道路上，停下来，看看我们工作与宗旨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否为社区提供优质的服务？是否为会员提供专业的服务和为老百姓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是否帮助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事实上，社会组织在“接地气”的问题上，当组织出现各类问题之时，你首先需要回到现实中来，回到你服务的群体中来，听取他们的需求，看看组织的控制力，分析你所在的社会组织的存在价值，这样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往往也是最有效的工作方法。

（四）机构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组织的业务能否可持续发展？目前从事的业务的稳定性如何？是否存在政策变化的危机？是否存在因为我们能力有限不可持续的潜在危机？当业务危机到来之时，能否有新的业务可以替代？社会组织业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有危机意识，有战略定位，有对社会环境变革的分析能力。例如，2013年国务院常委会通过了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新政策，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我们是否有机会参与这一利好的政策行动？同时政府又提出削减政府行政开支，是否也会影响政府项目资金的下拨等？

（五）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不断成长和成熟

社会组织与企业、政府组织有着较大不同，企业工作人员相对比较好衡量和考核，政府组织的公务员相对比较好管理，而社会组织的特殊性决定着专业人员与行政管理人员之间能否配合好，或者项目专业人员也需要从事部分行政、后勤工作，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一专多能；同时作为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人员，通常也需要了解项目管理的流程，了解项目管理中监督和评估等内容。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配合和相互理解与支持，也是社会组织人才的成长和成熟的重要标志。因此，内部员工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能否建立不同模式的内部员工互动和交换机制，也是考察社会组织整体是否成熟的重要指标。

（六）机构财务要做到基本平衡，以确保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民间组织是社会公益事业的化身，所以更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自律[8]，财务平衡是组织长期发展的基本要素，因此社会组织领导人对组织的收入和支出应保持高度的关注；尤其需要分析社会组织的收入构成中，哪些收入是长期稳定的？哪些收入是不可控制的？哪些收入是临时的或者一锤子买卖？长期稳定的收入需要维持好、服务好，对不可控制的部分应考虑能否转换成相对可控的部分；而对于潜在的收入如何努力争取获得，应作为重点去公关和沟通。在关注收入的同时，需要特别重视如何减少支出和相关的税收政策，尤其是内部支出部分，能否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开支。对于开支控制方面，需要领导带头，节约开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采用收支预算管理、信息互通控制机制，减少资金管理漏洞，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五、如何考虑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问题

2012年民政部发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12年共有国际及涉外组织类的社会团体499个，占2012年度27。1万个社会团体总数的0。18%，国际类的民办非企业单位49个，占2012年度22。5万个民非单位总数的0。027%。根据中国基金会网中心提供的数据，截至2013年8月3日，共有从事国际事务的基金会51家，占3252家基金会总数的1。6%，其中公募基金会34家，占1352家公募基金会总数的2。5%，非公募基金会17家，占1900家非公募基金会总数的0。89%。从以上数据来看，我国参与国际事务及涉外组织类社会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显得不足。可以说，我国社会组织的国际交往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而且，从时间上来看，我国民间组织也是近10年才开始走向国际的。新中国最早的一家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设有一个海外联络部，在英国设有一个分支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2010年在苏丹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成为中国民间组织走向非洲的典型案例；中华慈善总会在2007年承办了中国内地最大的民间捐赠工程，交付印度尼西亚海啸灾民使用。这三个案例也同时表明我国公益组织已经涉及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事务，标志着中国公益组织的发展已经步入国际轨道。

（一）社会组织需要有国际视野，社会组织需要“走出去”

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与政府和企业形成“三位一体”的外交格局，是提高我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整体软实力的可行方法。随着中国社会组织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尤其是政府开放公益慈善类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类组织、科学与技术类组织和为城乡服务的社区类组织的登记事务后，中国社会组织将迎来一个比较高速的发展阶段，而具有国际视野的社会组织将利用国家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国家援外事业等新政策，同时企业也开始认可与社会组织开展海外慈善和公益事业的合作，这样的机会是不可多得的。因此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的时代即将到来。

（二）应树立起一种全球化与国际化的意识

切实转变以往我们对于国际民间组织的传统认识和偏见，对有益于中国社会组织成长的国际民间组织要给予更多支持和帮助，学习与借鉴它们的先进管理做法和经验，为我所用，为中国社会组织走向国际提供更多有益的经验、渠道和网络。其实，当今世界各个国际组织和国际民间组织在社会组织国际化的道路上，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效的运作模式，因此，中国的社会组织如何利用机会，借船出海，探索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的发展规律和运营模式，成为补充中国软实力的关键。

总之，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主要需要解决政社分开，依法治理，权责分明，专业运作和规范管理等难题。而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需要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够发挥其建立和谐社会的主体作用，为实现“中国梦”作出贡献。

以上建议纯属个人观察和研究成果，并不代表本人工作单位的意见；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1]黄浩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研究员，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博士研究生。

[2]［美］彼得·德鲁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65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3]陈晓春等：《非营利组织经营管理》，61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4]黄浩明：《民间组织操作指南（之四）》，41页，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5]［美］彼得·德鲁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52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6]黄浩明：《民间组织操作指南（之一）》，69页，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7]［美］彼得·德鲁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84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8]黄浩明：《民间组织操作指南（之一）》，121页，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