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3页）

著作权问题在巴赫金研究中绝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怎样解读巴赫金思想的大问题。笔者那时就认为，在巴赫金和他的同道者们之间，无疑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对话”关系——巴赫金思想的核心是“对话”，其产生方式也是“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说的“巴赫金思想”，在多数语境下，确切的说法，应是“巴赫金小组的思想”。因此，在我们笔下重复出现的“巴赫金”，在多数情况下，应当理解为不是一个表人的“专有名词”，而是一个表人的集合名词——是“巴赫金小组”的代名词。不但如此，不仅巴赫金与其小组成员间的关系是一种对话关系，而且，巴赫金与其同时代人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一种实质上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更具有本质特征，更深沉，但其存在是无可置疑的。笔者的第一篇英文论文“Dialogue：RussianFormalismandBakhtinCircle”[11]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写成的。其后，笔者还写过一篇较长的论文，对著作权问题在国外的研究现状向国内作了介绍。[12]

笔者认为，尽管这个问题是一个暂时“无解”的问题，但梳理巴赫金与其小组、与其同时代人在思想上的联系，确是我们的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六

记得当年我把拙作《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稿子提交给一位编辑时，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的专著能否在未来10年内不被别人超越？换句话说，也就是你的专著能否在学术界领先未来的10年？

10年，差不多就是一代人的距离了。10年足以让一个青年变为老年。那时的我真不好意思说自己如何如何，记得当时是含糊过去了。屈指算来，那事到今天也有10多年了。当年那位老编辑怕是早已不再返聘了；当年那位组稿人倒是还在，但人也似乎早已退隐林下，虽系文坛人不问文坛事了。近来，发现在陈建华主编的《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13]中，称我的那本拙著和其他一些专著，“标志着我国俄国形式主义研究开始走向成熟”，而我的专著“最值得重视，这是我国第一部以俄国形式主义为选题的博士论文”，标志着我国对于俄国形式主义研究的“新阶段”[14]，云云。白云苍狗，往事如烟，10年不是很短，事物在变，人也在变。今天的我已然不是昨天之我了：今我对昨我，能不令人感叹欷歔吗？

今天，重新阅读当年写下的文字，我只能抚摸着当年留下的脚印而叹息岁月之易逝，人事之凋零。10年标志的不仅是距离，而且更多的是速度。我们愿意与否都坐在一辆时代的快车上，它以一日千里、一瞬万里的速度疾驰，把叹惋的目光丢在脑后。但10年也标志着距离，它把我们远远地抛在了千里之外，让我们无从寻觅当年的始发地和出发点。10年不仅让我们难以找回往日的“旧船票”，而且，甚至都找不回了自己：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蝇营。时移世易，人非昨日。10年多来，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和热点也在时时变动中。在书海巡航的漫漫长日里，一个朦胧的问题渐渐浮上我的脑际：那就是如何看待巴赫金在20世纪中叶的“走红”？如何看待巴赫金与俄罗斯思想文化传统的关系？巴赫金与俄国形式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巴赫金究竟是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或泛形式主义者呢？

事实上，在国内学术界，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把巴赫金与俄国形式主义混为一谈，这种印象也许来源于在国内一度曾引起轰动，并且直至今天都是一本学术畅销书的卡特林娜·克拉克（KaterinaClark）和迈克尔·霍奎斯特（MichaelHolquist）合著的《米哈伊尔·巴赫金》评传。我的那本书最初在出版社时，编辑们便想当然把我的书和另一本关于巴赫金的研究专著合为一本——大概在他们看来，俄国形式主义和巴赫金原本就是一回事儿吧？否则诸如此类的误会为什么会层出不穷呢？

大约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的阿赫玛托娃（Анна，АндреевнаАхматова）如地下工作者一般不仅活动受限制，而且连思想也受到禁锢。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她和丘科芙斯卡娅聊起了当时正名震天下的巴赫金的一本关于“狂欢化”的书。阿赫玛托娃对人们这种“跟风”现象很不以为然，她说巴赫金的思想在“白银时代”（Серебряныйвек）太寻常了。还说关于狂欢化，关于狄奥尼索斯，她早在维亚·伊万诺夫那儿就听说过——后者有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就是讨论狄奥尼索斯现象的。

如今的巴赫金业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重大现象。仅就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而言，国际上在俄罗斯以外出版的有关巴赫金的专著和论文数量，一直远远高于俄罗斯国内。更有甚者的是，似乎俄罗斯学术界非但并未在巴赫金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相反，倒是俄罗斯人跟在英美人后面亦步亦趋、步步紧跟。这可真是学术界的咄咄怪事！然而，仔细想想，倒也不怪：经济强大文化也跟着能成为强势文化，经济弱小文化界也就很难听到你的声音。

阿赫玛托娃的话在我心中萦绕了10多年：它给我的一个重大启示，就是巴赫金思想与俄罗斯“白银时代”思想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巴赫金绝非孤高傲世的一座孤零零的高山——这样的高山也不可能产生——在他周围和旁边，必然有着群峰耸立，万壑奔流，云蒸霞蔚，无限风光。今人眼里这座高山何等巍峨险峻，但历史地看，它不过是历史的造山运动的产物，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把他放在历史文化的语境下，你会发现他最终属于他们，而不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特例。

带着这种眼光观看20世纪俄罗斯文化史，便会感到许多问题似乎都迎刃而解了，正是“白银时代”这眼泉水，滋养了后来的许多流派，其中也包括奥波亚兹（俄国形式主义），而后是巴赫金，而后是洛特曼，再而后是米哈伊尔·纳乌莫维奇·爱泼斯坦（М。Н。Эпштейн）……这是一条有待发掘的思想流脉。

然而，一切的一切都有待于实证：思想、构思是最容易产生的——一个人一晚上失眠该会产生多少本书的精彩构思呀！——但要把精妙的构思付诸纸面，变成书本，却需要多么繁重的劳动呀！一个人产生一种“妙想”可能只需要一秒钟，而实现这一妙想，把它变成实物——书本、绘画、音乐——却需要一生的时间！

谓予不信，谨以此书为证！

[1]VictorErliFormalism：HistoryDoe，Fourthedition，TheHague，Paris，NewYork：MoutonPublisher，1980，p。231。

[2]Дж。Кертис：БорисЭйхенбаум：егосемья，странаирус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проект，2004，С。19。

[3]Дж。Кертис：БорисЭйхенбаум：егосемья，странаирус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проект，2004，С。205。

[4]张冰：《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5]ВикторШкловский：Ходконя。Сборникстатей，Москва，Берлин：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Геликон，1923，С。25。

[6]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80页。

[7]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84页。

[8]孔庆东：《当年海上惊雷雨：曹禺的“雷雨”》，《温柔的嘹亮》，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第3～4页。

[9]参见《艺术与生活的双重变奏——“拉伯雷和他的世界”读后》，《读书》1991年第8期。

[10]〔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6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1]载《语言·教学·文学·文化论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

[12]张冰：《国外巴赫金研究现状一瞥》，《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4期。

[13]陈建华主编：《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2卷，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14]陈建华主编：《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2卷，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第222～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