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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巴赫金与俄罗斯文化传统

第一节“白银时代”——俄国的“文艺复兴”

经过数年苦思一个想法越来越成熟：讲述我笔下的这位思想家，最好是从“白银时代”开始。20世纪漫长的百年在走到终点跨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才发现：有多少思想的线头是从这里导出。“白银时代”俄国思想与今日人们的思考发生的跨越百年的奇妙呼应，给人的感触该会是多么复杂多么奇特呀！也许，要叙述我们将要对之付出笔墨的这位思想家，没有比这样的开头更贴切更恰当的了。

一般而言，所谓“白银时代”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化，具体说来是指1890年到1930年的俄苏文化。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发动的俄国现代主义思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俄国思想界迎来了空前未有的繁荣期，并向世界思想界贡献出了堪为之骄傲的“第四件礼物”。俄国“白银时代”文化的第一位揭幕人是弗·索洛维约夫（ВладимирСоловьёв，1853～1900），他是俄国19世纪末最杰出的宗教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体系是联系19世纪和20世纪俄罗斯思想的一个重要环节。索洛维约夫一生致力于把科学、哲学与神学统一起来。他的思想体系有三大支柱，即“万物统一论”、“神权政治论”和“索非亚学”。在俄国思想史上，索洛维约夫堪称有史以来最具有思辨性、最理性、最实证的俄国思想家，但同时又是最神秘、最直觉、最超验的俄国思想家，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特征居然能够融合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他是西方思辨哲学传统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与西欧思想史上的大哲人对话而毫无愧色；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又带有鲜明的东方特征，那就是崇尚直觉、超验、悟性，善于从具体事物直接上升到抽象的哲思领域。索洛维约夫多元共存的思想特征对于后代学人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深远的影响。

弗·索洛维约夫逝世（1900）以后，俄国先后两次掀起热潮的俄国宗教哲学“新宗教意识”运动［指第一个以德·梅列日科夫斯基为代表的“宗教哲学学会”（1901～1903）和以尼·别尔嘉耶夫为首的“宗教哲学协会”］初次向世界展示了俄国思想的风采。作为“白银时代”精神之父的弗·索洛维约夫，以其万物统一学说、索非亚说，试图把宗教、哲学和科学结合起来，实现人文学科的大一统化，虽然并未完成体系的建构，但却鼓舞了无数后继的学子们。继其之后，俄国掀起了“寻神论”和“造神论”热潮，在此热潮的推动下，宗教哲学的各个领域都迎来了空前伟大的繁荣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形成了一次出版**期。俄国思想界一时风云际会，人文荟萃，涌现出一大批宗教哲学家、思想家、文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德·梅列日科夫斯基、瓦·瓦·罗赞诺夫、列夫·舍斯托夫、尼·别尔嘉耶夫、巴·亚·弗洛连斯基、谢·弗兰克、伊·伊里因、瓦·津科夫斯基、尼·奥洛斯基、阿·费·洛谢夫等不胜枚举。

这一时期，除了俄国本土思想外，世界文化史也到了一个世纪转折的关头。一种强烈的方法论危机在各个学科领域里开始显现，统治欧洲理性舞台数百年之久的世界观的缺陷明显显现，迫切需要对之进行“价值的重估”。实证主义决定论的基本假设开始动摇，修正各门学科逻辑基础的任务被提上日程。随着象征主义在艺术界的走红，反实证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开始蔓延，在思辨哲学领域柏格森提出“创造进化论”，在人文学科中则有以主张移情作用的新康德主义认识论开始起主导作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开始刷新着旧的人文学科的整体面貌。美学领域里取代传统自上而下美学的，是非理性主义的自下而上的美学。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合流的巨大潮流中，一种影响广泛的“语言学转向”开始试图把诗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谈及这一点，维·厄利希写道：“而对于俄国诗歌研究的确万分幸运的是，在此重大关头，语言学家们也和文艺学家们一样，恰巧也对这两个学科的‘相互阐释’问题萌发了强烈的兴趣。诗歌语言问题以及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的边界问题，成为具有方法论意识的文学研究者们和青年语言学家们相会的场地，而后者同样也拥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涉足一个长期被人漠视的领域。”[1]

众所周知，这段时期中间横亘着一个1917年十月革命，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存在成为许多人划分文学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和根据。但根据我们的观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未成为文化发展的分水岭和界标，相反，这一时期的俄苏文化有不止一种血脉，是不会因为革命和战争的烈火硝烟而被割断的。相反，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先锋派艺术与文艺学与十月革命后从1921年到1929年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的20年代文化发展的多元主义景观是一脉相承和不可割断的。这一短暂历史时期的确是文化发展史上罕见的奇迹：在短短的数十年间，俄国文化为世界文明贡献了那么多星光闪耀、彪炳史册的名字，贡献了那么多思想家、宗教哲学家、伟大的诗人、艺术家、画家、小说家……以至让俄国史上所有其他的时代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相形见绌。如今，“白银时代”业已成为国际学术界通用的术语[2]，而且，和这一术语最初产生时的原义相比，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在许多斯拉夫学者笔下，“白银时代”不仅指那个时代的诗歌，更是指那个时代的俄国文化——包括其宗教哲学、文艺美学、音乐绘画、建筑芭蕾等各个领域。

20世纪初的10年在俄国文化史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现象：系统开始具有急剧的动态性，最终丧失了同一方向性，发展的直线性，并在面对多重选择的时候呈现出僵化状态。许多同时代人对这个时代留有深刻的印象。别尔嘉耶夫写道：“当代人类正体验着一次深刻的危机：所有矛盾都激化到了极致关头，对世界性社会危机的期待与对宗教灾难的期待，仅有毫发之隔。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颓废派与神秘论，对科学的绝望与新哲学的虚无，对个性的从未有过的感受和新社会必然性的意识，性问题的令人痛苦万分的激化——所有这一切都导致某种极端，导致一个神秘的解决之途……什么事注定必然会发生。”[3]1917年2月以前，由于各个民主党派和民主势力所施加的压力，迫使罗曼诺夫王朝的末代君主尼古拉二世放松了对舆论的钳制和监督，从而导致人文主义思想的思潮波涌。与此相仿，十月革命后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为了对付外国武装干涉势力的挑战，为了从战火与硝烟中拯救一个新生的国家，被迫施行“新经济政策”（1921～1929），在使国民经济有所恢复的同时，文化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一个众声喧哗、百舸争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

姑且让我们粗略列举一下在这个短暂的10年里涌现出来的俄国人文学科论著，俾使读者能对那个文化繁荣时代有个印象：

1914年：巴维尔·弗洛连斯基：《真理的柱石与证实》。

1915年：谢苗·弗兰克：《认识的对象》。

1916年：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创造的意义》。

1917年：谢尔盖·布尔加科夫：《亘古不灭之光》。

1918年：叶甫盖尼·特鲁别茨科依：《生活的意义》；巴维尔·诺夫哥罗德采夫：《论社会理想》；瓦西里·罗赞诺夫：《我们时代的末日论》。[4]

而在此期间先后崛起于俄国诗坛的现代主义诸流派，也向世界展现了它们的理论风采。让我们浏览一下它们运行的轨迹：

1893年：梅列日科夫斯基：《论当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其新流派》。

1910年：维亚·伊万诺夫：《犁沟与田界》；安德烈·别雷：《象征主义》。

1914年：维·什克洛夫斯基：《未来主义在语言学史中的意义》（演讲）、《给社会趣味的一记耳光》。

1915年：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立。

1916年：奥波亚兹成立。

1921年：特尼亚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兼论讽刺性模拟理论》（彼得格勒）。

1923年：什克洛夫斯基：《马步》（莫斯科—柏林）。

1924年：艾亨鲍姆：《透视文学》（列宁格勒）。

1925年：托马舍夫斯基：《文学理论》（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7年：鲍·恩格哈特：《文学史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列宁格勒）。

1927年：沃洛希诺夫：《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莫斯科-列宁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