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共同著作说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第1页）

第四节共同著作说——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在俄国，采用小组的方式进行思想的探索早已成为一个传统：19世纪初的希斯科夫派和阿尔扎马斯社，十二月党人的绿灯社、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屠格涅夫参加过的斯坦凯维奇小组，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斯拉夫派的集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银时代”久负盛名的以维亚·伊万诺夫为首的“塔楼”、德·梅列日科夫斯基家的沙龙，奥波亚兹喜欢聚集的勃里克家的客厅……总之，俄国自有知识分子以来，沙龙和小组便成为各家各派知识分子进行活动、发挥影响力的一种特殊方式。这种聚会一般都有一个主要组织者和主人，但以自愿原则参加的成员，并不需要牺牲自己的个性而屈就什么人或什么原则，而是可以自由地在同一主题下发表自己的独具个性的见解。如果想要概括一下此类沙龙小组活动的特点的话，那么，也许俄国文化中的“聚议性”是个很恰当的词。在笼罩着浓厚俄罗斯式聚议性氛围的小组中，既重思想的趋同也重思想的个性，在同中求异，在异中求同。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在当年奥波亚兹的活动中，他们认为凡是在小组内讨论中说出的思想，都属于集体而不属于个人，“让我们把月桂枝上的每一片叶子都投入火中来吧”！

其实，巴赫金小组当年同样也是在与此相似的氛围中进行工作的。在这个小组里，巴赫金无疑是其核心和轴心。诚如《赞成与反对：米哈伊尔·巴赫金》所说的那样：“巴赫金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宇宙，一方面，他把自己圈子里的集体聚议性的成果都吸纳进来；另一方面，他使小组成员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和存在问题上，成员们围绕着他，犹如围绕在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一样……他以其个人的魅力使其周围的文化风景变得生动活跃起来……”[92]在世纪之交那样一个社会历史急遽转型、文化经历剧烈变革、学术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合流，自然科学领域里一系列巨大发现正在强烈冲击着人类固有的思维方式的时代，巴赫金小组也和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小组一样，思想活跃，活动频繁。在此类活动中，语言似乎并未构成任何障碍。“语言的界限和障碍实际上并不存在：此类聚会或座谈会的所有参加者们差不多都熟悉和自如地掌握主要的欧洲和东方语种。常常可以听到古代雅典语和罗马语，犹太语和汉语、印度语和阿拉伯语。讨论涉及各种有关艺术与科学、哲学与宗教的问题。人们在对真理进行集体探索。”[93]

在探讨巴赫金对话思维的起源问题时，巴赫金出生和生长的地域文化中的多语共存现象，曾一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而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如今才开始引起广泛关注的“白银时代”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充满强烈的对话精神的文化。不但如此，在各个流派和小组内部，事实上也始终贯穿着一种强烈的对话精神：成员们本着不唯上不唯人，真理至上的精神，在一种平等互爱坦诚无隐的氛围中自由交流思想。

按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任何思想也都必然是在一种对话语境下生成的。由此可见，则巴赫金自己的思想自然也不会是一个例外。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即在巴赫金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许多巴赫金小组成员，也都曾经作为思想的对话者而先后与巴赫金“共在”，因此作为对话方实际参与了巴赫金思想的形成，甚至构成巴赫金思想的主要元素。从这个意义上毋宁说巴赫金也是一个参与者群体的代名词。

关于巴赫金早年，最值得关注的，是1918年以前在列宁格勒大学与奥波亚兹成员们同为学生这段经历。但是，如所周知，此期的巴赫金，与之交往密切的，并非那些引领时代潮流和时尚的奥波亚兹们，而是多少与宗教哲学思潮或新宗教意识运动十分接近。在人际交往方面，他和同学什克洛夫斯基们几乎无任何来往，而却经由其兄尼古拉的引荐，积极参加了宗教哲学协会的各种活动。

“正如尼古拉·平科夫所指出的那样，没有证据表明巴赫金除了古典文科中学的4年外还受过任何正式教育。巴赫金自己在不同时期的私人证明文件相互抵牾之处颇多：而他在被审讯时坦诚他并未完成大学学业的证词可能却是他最可信的证词。无论如何，即便他作为未注册大学生而在奥德萨新罗西斯克大学以及后来在彼得堡大学学习了4年是可能的，却也无法排除（怀疑）。而实际上即使他本人并未真地上大学，他也不妨可以通过其兄长——先是奥德萨大学历史与语言学系，后则为彼得格勒大学大学生的尼古拉，兴许还有巴赫金在这两个大学听过几位著名语言学家的课程的大学生——可以搜集一些信息。”巴赫金对语言学的了解似乎是非专业的、间接的。比如说，“他不承认语音学，认为语音学如果有权存在的话，那也只可以划归心理学而非语言学”[94]。

关于巴赫金早年经历，也许其兄尼古拉的记述最有价值。

巴赫金的哥哥尼古拉·巴赫金[95]曾回忆到他们当年所参加过的、由费·费·泽林斯基领导下的古典语文学小组活动的情况。泽林斯基是一个憧憬“斯拉夫文艺复兴”的学者。尼古拉·巴赫金和弟弟米哈伊尔·巴赫金在彼得堡大学期间，曾在其指导下学习。关于这个小组的聚会，尼古拉·巴赫金在回忆中写道：在1917年革命以前以及在十月事件轰轰烈烈正在进行的那些日子里，小组曾经多次聚会。参加者们把这个小组称之为“第三次文艺复兴联盟”。

这已是17年以前在“红色十月”里的正处在共产主义变革中的彼得堡的事情了。在瓦西里岛上一个又小又冷的屋子里，在烛光下（在那些日子里当然根本就没有什么电），我们12个人和我们的老导师泽林斯基教授聚在了一起。我们全都是古希腊语的行家，是语文学家和诗人。我们这个协会喜欢聚集起来讨论古典题目与今日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次文艺复兴联盟”——我们如此骄傲地给这个协会起了这样一个名称。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行将到来的新的文艺复兴——俄罗斯的文艺复兴——它将会是一个完全依照和高度整合雅典生活观念的现代世界——的第一批创造者。因为正如在俄罗斯的其他一切一样，在俄国，学习古典语文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教学活动，而更是一种重新创造生活的方法。学习和研究古希腊语就犹如参加了一个为了古希腊的理念而反对当代社会的一个危险而又神秘的令人胆战心惊的秘密团体。被类似期冀所鼓舞的我们当时都满以为自己正面对着一个行将给我们天真的幻想和希望画上句号的伟大事件。俄罗斯显然正在走向某种完全不同于古希腊文艺复兴的新的时代。[96]

尼·巴赫金——米·巴赫金的兄长——注定成为巴赫金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他者”，而为我们所重视。加林·蒂哈诺夫指出：“米·巴赫金知性的成长离开其与兄长尼古拉的相互关系的语境是不可能获得理解的。”[97]两兄弟的著作有着“同样的来源”[98]。

巴赫金在小组活动中越来越起主导与核心作用则是从涅韦尔和维捷布斯克时期（1918～1924）开始的。“然而，对于作为一个特殊思潮的涅韦尔学派在20世纪俄国文化中的真正意义，只有在清楚细致研究了该小组3位主要成员的生活与著作、与其交往的友人、学生和追随者，以及每个人在其自身活动领域里所起的独特作用才能理解。”[99]

根据蓬皮扬斯基的档案材料，1918～1920年间在涅韦尔小组的活动中，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就被列入议事日程，而且，巴赫金在有关讨论中起着中心作用。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核心思想大约就是在类似讨论中形成的。[100]同时1921年是这位伟大作家的百年诞辰。学术界推断此书早在1922年时就已有了一个“初稿”（прототекст），而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巴赫金一直在修改和补充。《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29）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63）年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有许多现象学和社会学术语，但在后来的增补版中都被删掉了。同时，初版最后一段文字的内容超出了纯文学的范畴，而和整个20年代初的社会政治局势相互呼应。此段文字洋溢着“世界公社”（обу）的精神，与勃洛克、霍达谢维奇同期发表的言论可谓如响斯应。[101]我们可以大胆归纳一句：即这部著作尚且洋溢着“白银时代”浓厚的精神气息和氛围。

虽然有着为大家全都认可的核心主题，但影响涅韦尔小组思想的哲学来源却具有多元的特征。巴赫金小组的哲学思想，来源于西方的康德学说、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代表人物赫尔曼·柯亨和保罗·纳托尔普，以及克尔凯郭尔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小组形成于1918～1919年间的（属于维捷布斯克州）涅韦尔市。巴赫金是小组的中心，其他3位核心人物有列夫·瓦西里耶维奇·蓬皮扬斯基（1891～1940），刚从马堡的柯亨那里进修哲学回国的马特维·伊萨耶维奇·卡甘（1889～1937），此外还有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祖巴金（1894～1937）和诗人、音乐评论家和语言学家瓦连金·尼古拉耶维奇·沃洛希诺夫（1896～1936）。这个小团体被称作“康德讨论班”或“涅韦尔哲学学派”。此外还有后来成为著名钢琴演奏家的玛丽娅·维尼阿明诺夫娜·尤金娜。1920年巴赫金和蓬皮扬斯基移居维捷布斯克后，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社会活动家和教师，后来成为文艺学家和美学家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梅德韦杰夫（1892～1938），音乐学家、戏剧学家和文艺学家的伊万·伊万诺维奇·索列尔金斯基（1902～1944）。1922～1923年，当巴赫金不在时，彼得格勒小组活动仍然照常进行，而1924年巴赫金又重新加入小组活动。此时，又有生物学家伊万·伊万诺维奇·卡纳耶夫、诗人和小说家康斯坦京·瓦吉诺夫加盟。后来，经由巴赫金及其著作，使这群思想者成为整个20世纪俄罗斯文化名人荟萃的群体。他们以其直觉、方法、理念和蓬勃旺盛的创造精神，极大地丰富了20世纪俄罗斯思想。

1924年早春时节，在巴赫金从涅韦尔回到列宁格勒以后，涅韦尔学派的活动又得以重新开始。巴赫金对小组在1924～1925年间讨论的贡献，按照蓬皮扬斯基的记录，在于为小组的聚会提供了关于议题以及这些年中讨论的一般方向的理念。在这些年里（1924～1926），如早先在涅韦尔时一样，巴赫金新的哲学与美学理念对蓬皮扬斯基的影响和冲击是广泛而又持久的。在蓬皮扬斯基本人以及巴赫金本人写于这个时期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出他们与俄国及欧洲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的最终决裂。

虽然巴赫金在其小组（涅韦尔和维捷布斯克时期）无疑发挥着巨大的主导作用，但其他成员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视的。而且，越是早期，其他成员的作用似乎越显得重要和突出。大卫·谢泼德认为，在涅韦尔时期……“由于该时期时间很短，所以还不足以令巴赫金的知性优势得以树立”[102]。他的意图是对巴赫金神话进行解构，同时给巴赫金小组其他成员——梅德韦杰夫、沃洛希诺夫——正名。其在文章前面的题辞更是透露了个中消息：“上帝的本质是个圆，到处是中心，无处找边缘”［ThenatureofGodisacircleofwhitreiseverywhereandthecirowhere。——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

的确，以今视昔，常常会导致人们不自觉地改写历史。巴赫金在今日国际学术界的崇高声望使得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当然地把巴赫金当作是一位从一开始起就起着领导和引导作用的思想领袖。但这和历史事实是有一定距离的。一方面，我们不能对巴赫金在小组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熟视无睹；另一方面，也切记不要因此而把其他成员的作用小化乃至无化——毕竟他们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虚构人物，而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毕竟在巴赫金小组内部当时笼罩着一种浓厚的对话主义精神和思想氛围。而这种氛围和精神本身，无疑也是滋养对话主义的土壤和沃土。

与以往人们的认识相反，大卫·谢泼德在承认“巴赫金的哲学人类学使得这个小组的生活和工作丰饶而又多产，使得该小组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文化现象”的同时，又证明“在小组的形成过程中巴赫金最亲密的同人们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比他岁数大，而且在和他相遇以前，他们已经有许多署着他们名字的学术和哲学研究成果：卡甘是哲学教授；梅德韦杰夫是在创作理论和心理学研究领域里留下过丰硕记录的文学批评家。在不同阶段上与这两个学者的对话式交往，在巴赫金自己的一生中对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巴赫金著作和他朋友的著作之间那样一种对话式‘应答’证明这种关系足以信赖”[103]。

而且，巴赫金与其小组成员的关系，并非人们想当然以为的那样是单向的主从关系，而是双向的互动关联：其成员的文章表明他们之间思想契合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巴赫金和他的同人们并不像歌德那样，不是债权人就是债务人，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既借用也借出，这证明他们原则上、在存在中的无可更改的立场，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观点都是一致的”[104]。

针对国际学术界在巴赫金崇拜中的某些做法，梅德韦杰夫的后人尤里·梅德韦杰夫和达莉亚·梅德韦杰娃这样写道：……“如果不把巴赫金放在他的小组背景下，我们就无法理解巴赫金，而且，我们应当不光注意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和哲学探索，而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理由。巴赫金离开他的群体就无法被理解，因为‘巴赫金小组’并不仅仅意味着也许主要由他写作的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拉伯雷和小说话语的著作而已。‘巴赫金小组’同时既是思想资源，也是创作的终点，同时也是对于对话学说的一个特殊统一的文学纪念碑。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是文艺中复调倾向最光辉灿烂和最完美无瑕的表现的话，那么，在‘巴赫金小组’内部则对话原则则包含在每一次都能达到高度甚至也许是超高度表现程度的学术集会中。”[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