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大流士统治时期的政策（第2页）

大流士统治下的波斯帝国地域辽阔，各地区之间因交通很不方便而联系很少，大流士要了解各地情况、动乱时要调动军队、传达命令都十分困难。这对大流士的统治非常不利。为了方便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也为了调动军队，传达命令，大流士在当初亚述帝国统治时期修筑的驿道的基础上，修建了波斯帝国的驿道。

在这些驿道中最长的一条，是从小亚西海岸的以弗所到伊朗高原原来埃兰王国的首都苏撒，全长2400公里，被称为“御道”。另一条是从巴比伦经伊朗高原至印度河流域的驿道。在驿道的沿途，每隔二十五公里左右设有一个驿站，站内配备有马匹，一旦有事，信息便从这些驿站一站一站地飞快传递到首都，而国王的命令又会很快地从首都传达到各地。由于驿道四通八达，纵横交错，所以信息的传递、军队的调动都很快捷。据说，波斯国王可在其王宫中吃到地中海的鲜鱼，说明传送之快。[10]驿道也供商旅行走。为了保证道路畅通无阻和商旅安全，沿途都驻守有军队，各地总督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保证驿道安全。

希罗多德对从以弗所到苏撒的这条驿道的叙述如下：

在这条道路的任何地方都有国王的驿馆和极其完备的旅舍，而全部道路所经之处都是安全的、有人居住的地方。在它通过吕底亚和普里吉亚的那一段，有二十座驿馆，它的距离则是九十四帕拉桑该斯半。过去普里吉亚就到了哈律司河，在那里设有驿馆关卡，人们不通过这道关卡是绝对不能渡河的，那里还有一个要塞守卫着。过了这一段之后便进入了卡帕多启亚，在这个地方里的路程直到奇里启亚的边境地方是二十八个驿馆和一百零四帕拉桑该斯。在这个国境上你必须经过两个关卡和两座要塞；过去这之后，你便要通过奇里启亚，在这段路里是三个驿馆和十五帕拉桑该斯半。奇里启亚和阿尔美尼亚的边界是一条名叫幼发拉底的要用渡船才可以过去的河。在阿尔美尼亚有十五个驿馆和五十六帕拉桑该斯半，而那里有一座要塞。从阿尔美尼亚，道路便进入了玛提耶涅的地带，在那里有三十四座驿馆，一百三十七帕拉桑该斯长。四条有舟楫之利的河流流经这块地方，这些河流都是要用渡船才能渡过去的。第一条河流是底格里斯河。第二条和第三条河流是同名的，但它们不是一条河，也不是从同一个水源流出来的；前者发源于阿尔美尼亚人居住的地方，后者则发源于玛提耶涅人居住的地方。第四条河叫做金德斯河，就是被居鲁士疏导到三百六十道沟渠中去的那个金德斯河。过去这个国土，道路便进入了奇西亚的地带，在那里有十一座驿馆与四十二帕拉桑该斯半长，一直到另一条可以通航的河流，即流过苏撒的那条科阿斯佩斯河。因此全部的驿馆是一百十一座。这样看来，从撒尔迪斯到苏撒，实际上便有这样多的停憩之地了。

如果这王家大道用帕拉桑该斯我计算得不错的话，如果每一帕拉桑该斯像实际情形那样等于三十斯塔低昂的话，则在撒尔迪斯和国王所谓美姆农宫之间，就是一万三千五百斯塔低昂了。换言之，也就是四百五十帕拉桑该斯；而如果每日的行程是一百五十斯塔迪昂（在另一个地方，希罗多德又说是普通人一个人一天的行程是二百斯塔低昂）的话，那么在道上耽搁的日期就不多不少正是九十天。

……但如果有人想把这一段路程更精确地加以计算的话，那我也可以说给他的。因为从以弗所到撒尔迪斯的这段路也应当加到其他一段上面去。这样，我就要说，从希腊的海到苏撒（美姆农市就是这样称呼的）的路程就是一万四千另四十斯塔迪昂，因为从以弗所到撒尔迪斯是五百四十斯塔迪昂，这样三个月的路程之外，还要加上三天。[11]

七、将琐罗亚斯德教定为国教

如同任何剥削阶级一样，波斯统治者也不仅需要利用暴力机器，而且需要精神武器来进行统治。大流士不仅强化了波斯帝国的国家机器，而且利用宗教来加强波斯人的统治，于是将琐罗亚斯德教定为国教。琐罗亚斯德教是因其创始人的名字而得名的。该教宣扬世界上有善、恶二神，善神叫阿胡拉·马兹达，代表光明、正义，崇拜太阳、火。恶神叫阿格拉·曼尼，代表黑暗、寒冷、沙漠、风暴，生活在北方沙漠的永世黑暗中，制造疾病、残害牲畜。该教号召人们站在光明神一边，与恶神进行斗争。琐罗亚斯德教崇拜火，因此又被叫做拜火教。该教的经典是《阿维斯塔》。大流士将该教定为国教，宣称自己的权力来自阿胡拉·马兹达，以神化自己的君主专制权力。不过，大流士虽然将琐罗亚斯德教定为国教，但却并不排斥其他宗教，他对其他宗教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但伊朗的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并不赞成这种说法。

除了上述这些措施以外，大流士还可能对波斯的文字作了某些改革。[12]

[1]见《历史》，第3卷，80—83。

[2]见《大流士关于在苏撒修建的王宫的铭文》，见《古代东方史文选》，俄文版，第2卷，第38页。

[3]见《贝希斯吞铭文》，见李铁匠：《古代伊朗史料选》，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见《历史》，第5卷，11。

[5]见《历史》，第5卷，11。

[6]见《历史》，第3卷，118。

[7]见《历史》，第8卷，120—129。

[8]见色诺芬：《经济论》，IV。

[9]见《历史》，第4卷，166。

[10]见《历史》，第5卷，52。

[11]见《历史》，第5卷，52-54。

[12]见B。B。司徒卢威：《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的文字改革》，载《古史通报》，1951，第3期，第186—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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