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评传节选1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生（第6页）

（二）约翰·杜威和王阳明

总之，陶行知是在军阀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的统治下（没有去过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实践着教育要“适应人民的要求而又提高人民的要求”的教育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崭露头角，一直在蒋政权下的著名人士还有胡适。他和陶行知同是1891年出生的，原籍同是安徽省，不过胡适在绩溪。胡适比陶行知早一步去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也是约翰·杜威的弟子，可谓同出一位师长的兄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学术思想界中，理所当然的一个主要课题，是批判实用主义。同样地直接师承实用主义的“宗师”或“元凶”杜威的，一个是堕入反动阵营，客死台湾的胡适；一个是既有实用主义思想弱点，却成为共产党的“挚友”，为人民的民主教育而奋斗的陶行知。下面对这两个人从各方面进行比较。请看一下陶行知去世不久，学者们对他两人进行比较的文章。

笔者陈家康，是从战争期间开始评击蒋介石集团的知识分子团体——“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在陶行知身边活动过，他曾任中国驻阿拉伯国家的大使。下面是他在《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写的一篇文章。

“……‘五四’前后，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仔细研究起来，主张东方文化的有一条思想路线，主张西方文化的又有一条思想路线。这两条路线都不是人民的思想路线。

在这个思想运动中，有两个安徽人起了极大的作用。一个是家学渊源的绩溪的胡适，一个是家境清寒而由教会学校出身的歙县的陶行知（陶先生系歙县耶稣教堂内地会所立之崇一学校毕业）。这两个人都在美国进过学校，都受过实验主义的影响，又都在北京大学教过书。然而，到后来，这两个人的思想路线完全不同。胡适虽然脱离不了中国的士大夫气，他的思想路线，却始终是西方文化的路线。陶行知对于东方文化的渊源不及胡适那样密切；对于西方文化的研究不及胡适那样精深；就一般人所谓学术造诣而言，陶行知也不及胡适那样宏博。然而，在思想路线上，胡适不能与陶行知相比拟，胡适因袭了所谓的西方文化。陶行知却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外，开辟了一条人民文化的思想路线。”[21]

关于这两位同乡，还有这样的记载：

胡适，字适之，这是在当时中国流行进化论的浪潮中取的名。在他写的自传《四十自述》中有记载。他原名胡洪骍。有天早晨，他央求二哥替他想个字，他二哥边洗脸边说：“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的‘适’字如何？”他非常满意，决定使用“适之”二字。他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1905年胡适进上海的中学堂才第一次读到进化论，是严复根据赫胥黎《进化与伦理》翻译的《天演论》。当时的青年们颇受“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一公式的影响。在胡适的同学中，有取名孙竞存、杨天择什么的。他说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潮下的“纪念品”。

据说，陶行知在晓庄师范的校长室里挂有严复的画像，但没有写下接触进化论的铭感。他虽然在南京金陵大学这所教会学校读书，却又倾向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学说，自己取名知行。从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前后开始，他作为新教育运动的领导者，名声渐高。报纸杂志的记事里，也可以看到“陶行知主义”的评论。1930年他写下了题为《行是知之始》[22]的文章，主张并非由知到行，知行合一，而只能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自己也承认是由于学了杜威彻底的经验主义理论，从而很快地就掌握了王阳明哲学的。因而，在1932年左右废除了以前的陶知行，改名为现在的陶行知。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位著名人物，一个把进化论当作纪念品抱着不放。一个则体现了对王阳明哲学的探索和实践。

前面所引陈家康写的胡适、陶行知的比较，怎么说也只是很肤浅的看法。收集在《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的其他学者写的文章中，也有把陶行知与安徽省出身的胡适相比较的悼念、回忆文章。就他们两人的渊博学问来说，大家的看法一致；就思想范畴而言，不免有些过于偏颇。

日本的研究家们也对胡、陶两人进行过比较。下面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提出了直接受教于胡适的顾颉刚为议论的话题，同陶行知比较。另外还有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论述了顾颉刚在1925年“五卅”惨案之际，胡适对自己的学生的看法，从而证明胡适对惨案的立场。

“他（陶行知）把反对英、日侵略的行动作成歌谣，写出宣传作品时，胡适却写了一篇题为《爱国运动与求学》（《胡适文存》3集9卷）的评论文章。文中对他的学生说：‘你忍不住了吗？你心里不安了吗？你受不住外面的刺激了吗？你的同学都出去呐喊了，你受不住他们的**与讥笑吗？你独坐在图书馆里觉得难为情吗？你心里不安吗？……还有歌德和费希特，他们在拿破仑入侵自己国土的时候，还在专心致志地著书。’而与胡适同是杜威的学生的陶行知，则把教育事业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毫不留情地超越了杜威。”[23]

“这个时期，学者的运动可以分为下列种种情况。一种是由现实要求引起的争论陷入了脱离实际的空谈；一种是学问的良心促使关心现实，并与现实相互影响，从而开始自身的变革；一种是不具有现实的想法，因此所作的政治评论脱离现实，等等。陶行知、梁漱溟是深入现实的活例，而胡适则标榜‘不偏不倚’，实则为自身打算，向当时的权势者妥协。”[24]

（三）新诗的歧路

陶行知去世后遗留下来的诗稿由郭沫若审编。这个对日本人民十分亲近的文学家、政治家郭沫若，与行知同年，也是1891年出生的。[25]郭沫若生在四川。如此看来，也许可以说同样作为呼吸20世纪中国空气的同时代人的陶行知，是宛如被夹在位居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艺术界中心的“革命知识分子”的郭沫若，和置身于反革命营垒、“士大夫”气质很浓的西欧知识分子的胡适两者中间终其一生的。

郭沫若审编的《行知诗歌集》收集的诗篇共565首。我们先从这本诗集里陶行知对胡适的应付、交往开始说起吧！

正值1919年青年们投入“五四”运动**时期，约翰·杜威访问了中国。大约待了两年的时间，在教育界、文化界留下了他大量的足迹。胡适和陶行知兼任翻译，陪同他到各地旅行讲学。陶行知辞去国立东南大学的教职后，抛弃了学者生活，全力投身于民间教育运动。相反，胡适却以大学教授的身份登上学术讲坛，且不时发表“政治演说”。

陶行知是怎样看待胡适的呢？有这样一首诗表明了他的看法。1931年正值两人40岁时，他以《贺胡适先生四十岁》为题写道：

明于考古，

昧于知今。

捉着五个小鬼，

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流落他乡客，

围炉谈适之。

各凭不烂舌，

吹毛而求疵。

彼今四十岁，

我当进寿辞。

不遑论功罪，

献此逆耳诗。[26]

在题为中国社会落后的弊病何在的讨论中，胡适曾把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贫、弱、私、愚、乱5个“小鬼”。指责贫困、无知以及利己之心之后，对克服民族缺陷的方法发表了一通议论。他的论点是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这种论调自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前后直至30年代，在许多实用主义知识分子中间扎了根。他们对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根源乃是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点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敢触及现实，有意回避。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胡适的主要学术活动是进行“国故整理”，即对古典的实证研究和重新评价。他一方面把自己置于象牙之塔，却又经常发表政治评论。陶行知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适的政治评论，始终只抓住五个“小鬼”——贫、弱、私、愚、乱，故意回避批判“大妖精”——帝国主义。

看尽柳州山，

看尽桂林水，

天上不须半日，

地上五千里。

古人辛苦学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