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评传节选1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生（第5页）

虽然枪口已对准了第三名欲加暗杀对象，但要剥夺陶行知头脑里对各种问题的考虑，真是难上加难。几位朋友证实：当天，从7月24日直到25日，他专心致志地一再改写有关时局、人事问题的文章，还对从未整理过的14本诗稿进行了整理。这就是前面说的“整理十万字的诗稿”。

在郭沫若审编的《行知诗歌集》里，附有1947年3月10日写的“校后记”。诗集于1947年4月出版第一版，由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我看到的是1947年11月的第二版。

我在汉口某书店买的《民主星期刊》上，第一次拜读陶行知的诗，大约是抗日战争结束那年的10月。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扫**报》更换了招牌，改为《和平日报》。记得国民党人在进入原抗战司令部的所在地——汉口之后，接收了日籍人主编的《大陆新报》，开始向“日侨”发行日文版的《正义日报》。从重庆飞来的国民党官员，任用通晓日语的台湾籍人作《正义日报》的总编辑，留用了从《大陆新报》下来的三名记者和两名日籍印刷工。我在洞庭湖畔脱下军装，来到汉口“日侨”集中区。一天，我去报社打听，是否还需要一名编辑人员，经过交涉，进了这家报社。国民党官员没收了我从街上买来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杂志——《民主星期刊》。作为蒋介石的忠实爪牙采取这种措施，那是自然的。

自翌年（即1940年）春开始，遣送船调度往来频繁，“日侨”集中区几乎解体后，《正义日报》停刊。6月中旬，我搭上了最后一艘遣送船，在上海逗留两三天后，于日本浦贺登陆。7月初，我回到了烈日暴晒之下的一片灰白瓦砾之城——东京。

陶行知于1946年4月由重庆去上海。同年7月下旬，正当我在自己的战败之邦恍惚度日之际，他在“惨胜”的上海遭到了“杀害”。

二、陶行知和胡适、郭沫若

（一）反对洋八股

陶行知于1891年出生在安徽省歙县。青、少年时取名文濬，字知行。1930年后，自行改名为行知。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经过义和团事件，正当世界进入20世纪时，清朝政府把维护和巩固封建体制的愿望寄托于教育的现代化。1904年至1905年的学制改革，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强制设立起新式学堂。与此同时，欧美列强的教会势力，也乘机在全国主要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创办了教会学堂。

陶行知受过教会系统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1914年赴美国留学，初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拜约翰·杜威为师[15]，研究教育学。作为实用主义教育家的“优秀弟子”的陶行知，于1916年回国，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授兼教务长。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国立东南大学，他又任该校教育主任。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民主思潮，和杜威以及曾访华的保罗·孟禄[16]等人的“教育普及”说的影响，这段时期他走上了街头，致力于“平民教育”。1923年辞去大学教授之职，以后专注于乡村教育，特别注意对农民意识的改造和乡村师范学校的研究与规划，可以说他的注意力转入了民间教育运动。从1927年春到1930年春，陶行知在南京郊外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就是他这方面的最早事业。

正如茅盾的文章中所说，教育家陶行知的名字，自1920年至1940年在中国各阶层中最引人注目的原因，主要是他的事业——民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后盾的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

关于陶行知出生时的家庭环境和他童年时代的生活，我还不十分了解。与他同年出生的人中有郭沫若和胡适。大家知道，郭沫若基本上依据事实，可以说不漏一点琐事地写有自传小说。胡适也写下了到他出国留学的生平《四十自述》。而陶行知却忙于对付时局的变幻和投身于社会活动，终于连自传体之类的东西丝毫也未留下就去世了。

国共内战的主动权自1948年以后，就决定性地转到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手里。1949年5月，上海一回到人民解放军手里，各种文学、社会科学刊物就在上海各出版社出版了。

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衰落，外国控制的终结，有目共睹。上海的解放，明确地向人们宣告这是人民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夜，像开了闸的洪流似的大众刊物中，有一套名为《新中国百科小丛书》的小册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上海联合发行所发行）。丛书的内容之一，是历史人物的评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洪秀全、孙中山及普希金各位一册。继普希金一册之后，1949年6月又增刊了《陶行知》一册。

陶刚去世后，陶行知纪念委员会在出版《陶行知先生纪念集》时，其卷首虽载有非常简明的“陶行知先生传略”，而作为单行本的传记出版，那套百科小丛书是第一个。只须看历史人物评传的排列顺序，就会明白新中国建立前夕的上海新闻界，对去世不久的陶行知多么看重。

继这本小册子之后，1950年创刊的《人民教育》以及其他一些杂志中，载有关于他的经历的零星报道。不过主要是美国留学归来后的事迹，至于他的生平却无详细的记述。

下面，笔者就他的生平尽可能地做一个轮廓性的描述：

在安徽省的南部，黄山山脉群山环抱的新安江畔到处是星罗棋布的乡村。在这条江的上游，有座县城——歙县，城外西面有一个名叫黄潭源的村庄。清光绪十七年，阴历九月十六日（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就出生在这个村庄的陶任潮[17]家里，排行老二。

早年父亲管理着整个家族，经营祖上遗留下来的酱园。但因父亲和其弟妹之间为钱财而不和，终于停止酱园的经营，分了家。史料上说陶家“家境贫寒”，或说是“尚有余裕的小资产阶级”。然而不管怎样，仅仅是一个勉强能维持普通生活水平的家庭。

母亲是一个非常勤劳而又能简朴持家的农村妇女，就连丈夫和儿子剃头也舍不得花钱。她的那把剃刀也好似陶家的传家宝一样，一直非常珍惜。母亲生育的子女中，只有行知及其妹妹文渼健康的长大成人了。文渼在她哥哥行知学成归国后，一直留在哥哥身边协助他的教育事业。

在行知刚满6岁的时候，父亲就把着手教他写字，不久后送他进了附近一所私塾。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政府的学制改革和基督教教会学校的积极兴办，迅速波及全国各地。就连歙县这样的小县城，也开办了一个英国教父任校长的“崇一学堂”。1906年，15岁的陶行知进入了这所教会中学堂，他仅用两年时间就学完了3年的课程。校长、老师、学友们都劝他继续升学，他自己也希望这样，终于说服了爱子如命的双亲，考进了离家较近的杭州医学堂，也就是在浙江省中心城市杭州创设不久的广济医学堂，这所作为教会系统的医学堂，在附近地区很是闻名。行知还在崇一学堂就读时，英文、数学诸科的成绩均是出类拔萃，因而入学考试也就轻松地通过了。然而，这所学堂规定在1年的基础课程结束后，对基督教徒学生实行免除2年实习期间的学费。一到这个时候，教徒学生颇感优越，非信徒学生想获得优待也争受洗礼。行知十分愤怒这种带有歧视意味的差别，绝不选择划十字的道路，遂中途退学，到江苏省苏州的表兄那里，边自学，边筹划着将来。

同一时期，在这所医学堂的附近，位于钱塘江畔的教会学校——“之江大学”念过书的文学家郁达夫，在他的自传里，也流露出对这种强制信仰以及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制造差别的厌恶心情。郁达夫也是中途退学的。后来郁达夫用“奴隶教育、牢狱的变形”这类激进的言辞抨击教会学校。当时在任何教会学校里都弥漫着有骨气的青年不能容忍的气氛。

行知在苏州期间，常靠出入当铺才勉强维持了半个月的自学生活。在苏州的情况仅知这一点。他的窘况一传到杭州，“崇一学堂”的校长[18]爱惜行知的才学，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经英国人校长的介绍，行知进入了南京金陵大学。这所学校是在早先教会经办的汇文、宏育两书院合并之后的基础上筹办起来的综合大学。1910年该大学以开设文学系、农学系而正式开张，行知作为文学系的第一期的学生，在这所教会学校就读。

关于金陵大学时期的陶行知，史料告诉我们：他耽读了王阳明的《传习录》，倾倒于“知行合一”说，又受推翻清王朝革命**的影响，因而他在学校读书时就成了一个积极的活动家。1910年，血气方刚的青年们被“爱国”热忱所鼓动，他带领同学们组织演讲会，创刊了名为《金陵光》的期刊，为掀起校内外的革命风潮而努力工作。尽管如此，他的英文、数学仍旧是出类拔萃。在校期间，他目睹了中华民国的成立。于民国2年（1913年）毕业。后来成为他的好友，比他年长的教育民主活动家、当时任江苏省政府教育局长的黄炎培，参加了金陵大学第一期学生的毕业典礼，并授予毕业证书。行知在毕业生中名列榜首。

黄炎培在得知行知突然去世后，写了《哭陶行知先生》一诗，悼诗以“秀绝金陵第一声”开的头。

行知从踏入崇一学堂到金陵大学读书期间，正是列强借口义和团事件入侵北京之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急剧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体制，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这一时期也是废科举制度和代之以兴办洋式学堂的改革时期。禁锢旧中国1300余年的学术、教育体系，以及束缚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科举制度均彻底完蛋了，这是1905年的事。然而其“流毒”在民国以后，还长期残存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行知就读于县城中学堂的时候，正是废除科举制的次年，即1906年。清朝废除科举制度的前后，公布了以日本文部省学制为范本的“学堂章程”，设置了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

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毕业时，陶家移居南京。这年，他22岁，结婚了。

行知决心要去美国留学，靠着向友人和父辈知己借债，总算如愿以偿。1914年他辞别故国，踏上了异国的土地，初入伊利诺伊大学，约半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自费留美学生多数是富家子弟。行知和用“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胡适不同，他全靠在餐厅、工厂等处卖命地打零工来挣得学费。教育学权威杜威发现了行知的天资，鼓舞他搞研究工作。行之于1917年学成回国。

行之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以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为教材的教育学，提倡教授法的改革。1919年杜威来华讲演，他担当了讲演旅行的翻译。1921年邀请孟禄访华，行知是发起人。在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口号下，欧美各种思潮风行于世，1921年到1923年和1924年中，主要以留学归国者为领导的新教育研究团体纷纷涌现。他们从现实主义出发，推崇教育技术，开始了“中国教育界的美国化”时期。其中陶行知也算得上一位引人注目的领导人。

行知老早就想脱掉“大学教授”的“华衮”。由于杜威理论的影响，“平民教育”运动以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为中心，在全国各地兴起。在这种形势下，1920年夏，陶行知主办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第一届暑期学校，又在自己的家门口挂起了“平民读书处”的牌子，以南京的市民、工商业店员、职员为对象，开展读书写字的平民识字教育。每次他与小贩、车夫交谈，发现他们一见自己这身“教授先生”的打扮，就使对方敬而远之。于是终于有一天，他毅然决定脱掉这身“教授”服装。1922年，他组织了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同时又出任前一年（1921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任干事。他同晏阳初、陈鹤琴等人合作，为读、写的基础教育编写了教材——《平民千字课》。行知在任何时候始终穿着中式的粗布衣服，与穿西装着白领、系着漂亮领带的教师们形成鲜明的对照。

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国立东南大学，陶行知任教育科主任。这年他恰好30岁。1923年辞职后，除在美国文化教育基金会工作了一个短时期外，一直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任干事，专心致志地从事民间教育运动。

约翰·杜威的弟子，在美国留学的归国者，乘民主之浪潮从事“平民教育”运动的领导人，这是加于陶行知头上的一顶顶桂冠。而他自己对从少年时期到青年初期的教会学堂这段经历，总觉得心灵上受到一种压抑。他之所以希望从“大学教授”中摆脱出来，绝不是摆摆从特权身份到群众中去的姿态，而是想彻底洗刷掉自己身上的“奶油气”。他没有选择像同辈中的大多数人那样，以留学美国为资本，步入“高等华人”圈子的道路。

1923年在为平民教育运动而奔走的旅途中，给妹妹一封信里有这么一段：

“……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路上奔流回来了。”[19]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以修辞和刻板框框束缚知识分子头脑的八股文权威，也必然随之衰落。然而，洋式学堂的输入，又使与现实的民众生活无缘的舶来科学知识得势。拿行知的话说，就是“洋八股”代替了“老八股”。当时，洋八股充斥了知识界。行知在1927年写的《伪知识阶级》这篇文章中，他从脱离实际生活这点上驳斥了封建传统教育和欧化新教育。文章说：

“30年来的科学，发明在哪里？制造在哪里？科学客倒遇见不少，真正的科学家在哪里？青年的学子：书本的科学是洋版的八股，在讲堂上高谈阔论的科学客，与蒙童馆里冬烘先生是同胞兄弟，别给他们骗走了啊！

中国是有‘伪知识’阶级。构成中国之伪知识阶级有两种成分：一是老八股派，二是洋八股派。”[20]

行知在教会学堂受过中等教育，承蒙外国籍校长的帮助跨进了大学，又直接师承于实用主义哲学家，并度过留学生活而归国。他痛恨自己沾染上了近似于外国贵族的感情。他确信老八股一定会完蛋，可洋八股若不经打击，是不会灭亡的。1927年，他在南京郊外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之后，一有机会就评击欧化教育，常常强**育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