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欧琐记（第1页）

访欧琐记

不知道什么叫终身教育

我曾经三次访问法国。第一次是1974年。那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恢复我国的席位不久，召开第18届大会，我作为代表团的顾问出席了这次大会，在巴黎住了50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会可谓马拉松会议。会议日程大致是这样安排的：第一阶段是全体大会，进行一般性辩论，各成员国的代表团长发表政策性演讲，大约开20天；第二阶段是分成五个委员会分别讨论教育、科学、文化、财务等具体问题，首先也是一般性发言，然后是表决各成员国的提案，大致也是20天左右；第三阶段又是大会辩论，约10天。近些年来，为了节约经费，会期已缩减了一半。

我参加的是教育委员会。当时是“**”后期，代表团的任务主要是去“反帝反修”，因此主要力量都放在大会辩论上，另外是会下与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频繁接触，争取他们的支持。所以不大重视分委员会的工作。

我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接触到“终身教育”的问题，并且还闹出了笑话。

开会之前，中国代表团做了认真的准备，在国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研究各种文件资料。我负责教育方面的资料。教育方面的提案有一百多条，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提出要为扫除文盲、普及初等教育立项；另一类是提出要为成人教育、终身教育立项。前者都是一些不发达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提出来的；后者则是工业发达国家提出来的。什么叫终身教育？使我犯了难。学习研究了20年教育，却不知道什么叫终身教育。问问周围的学教育的人，也说不知道。于是当时就认为，既然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来的，肯定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我们不能支持。等到表决立项时，凡是扫盲、普及初等教育的项目，我都举手赞成；凡是终身教育的提案，我都投了弃权票。当时阿尔巴尼亚与我国关系较好，他们的代表坐在我的右前方，他总是回头来看我，见我举手他就举手，见我不举手他也不举手。有一次，法国教育部长在凡尔赛宫举行招待会，招待各国代表。聊天交流时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代表问我：“中国是怎样解决青年的失业问题的？”我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我说：“中国没有失业问题，中国的中学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农村有广阔的天地。”当时觉得立场很坚定，现在想起来都感到脸红。“**”后我们才知道，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终身教育的议案，以后，许多国家都把终身教育列为教育改革的课题，并立法执行。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成立了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由曾任法国总理的埃德加·富尔为主席，通过调查研究写出了一份报告，即著名的《学会生存——世界教育的今天和明天》一书。该书详细地论述了战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化，指出学习社会已到来，只有终身学习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终身教育被列为现代教育的重要标志。可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我国正在大搞“**”，不仅闭关自守，而且夜郎自大，对外界新鲜事物一概不知。1980年当我研究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时才发现，其实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说过：“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又说：“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他指出，劳动的变换是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正因为如此，需要用全面发展的人来代替片面发展的人。只有把生产劳动与教育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里面就蕴含着终身教育的思想。可惜当时我们天天讲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的话并未学懂。不仅是因为我们当时受到“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还因为我们还处在小农经济的社会，很难理解工业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今天再来看这个问题就比较清楚了：没有终身学习，就不可能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大工业生产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在巴黎50天，我们还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如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等，当然也参观了几所学校，听了音乐会。我喜欢巴黎，不仅因为它是历史名城，更因为它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那里有许许多多博物馆、艺术馆，而且常常免费向游人开放，如卢浮宫，当时是每星期日免费参观，现在是每月第一个周日。据最近报道，巴黎地区100座历史文化遗迹从1999年10月开始，每月第一个周日都免费向游人开放。我们同行的几位同志就享受到了这种优待。巴黎还经常有各种文化节日、沙龙等，你可以在地铁等公共场所看到各种海报。

巴黎保留着古老的建筑艺术。街道不宽，但非常宁静。漫步在这些街道上，使人心旷神怡，非常惬意。在巴黎市中心，看不到高楼大厦。现代化的建筑都建在市郊，现在那里当然也变成市区了。许多巴黎人都讨厌现代化建筑，认为它破坏了巴黎的古都风貌和文化传统。

塞纳河在巴黎市内绕了两个弯，给巴黎增色不少，使巴黎显得更有活力。河上建有35座桥，不仅方便了交通，而且成了美丽的风景线。有的桥装饰着艺术雕塑，如亚历山大桥，历史悠久，古朴壮丽，是游人必到的地方。市区还有几处森林公园，市西的一个占地面积几百公顷。公园里有跑步的青年人，有漫步的老年人，也有牵着爱犬的男男女女，还有四个人或三个人同骑一辆自行车的。塞纳河和森林公园给巴黎增添了无限的魅力。

不寻常的经历

第二次实际上不能说到过巴黎，只是路过一下。但那次却是一次不寻常的经历。

1990年夏天，我和周南照去参加在马德里召开的欧洲比较教育学会年会及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本来是经法兰克福转机，但西班牙签证却到临走的一天才取到，赶到机场，经法兰克福的飞机已经开走。只好改乘经巴黎转机的飞机。谁知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发现转马德里的飞机要从奥利机场起飞。戴高乐机场在巴黎的西北，而奥利机场则在巴黎的东南。必须先入境，再经过市区才能到达奥利机场。可是我们没有办理进入法国的签证，只得到机场派出所办理临时签证。当时还没有欧盟国家免签证的规定，因此办理临时签证的手续特别麻烦。几经周折，在派出所门口站着等了三小时多，最终也没有让我们入境。最后是由两名警察陪同我们到奥利机场。一路上倒也再一次欣赏了巴黎夏日的市容。

因为购买的是来回票，从马德里回来又要经过巴黎。有了上次的经验，胆子也就大多了。很巧，和我们同机的有一位法国第戎大学的比较教育学者，是一位老太太。她很热心，知道我们的困难以后，就主动来帮助我们。在奥利机场她帮我们找到机场派出所，几句说明，警察立即带我们入了境。办完转机手续，她又带我们直奔机场公交站。当时已过午夜12点，居然让我们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往戴高乐机场的公交车。可惜我们没有来得及向她说一句感谢的话。而她下飞机后连自己的行李都没有来得及拿，至于那么晚了，她又是如何到火车站再回第戎的，更是不得而知了。

在马德里

在巴黎机场折腾了一整天，1990年7月5日我们到马德里的时候已是晚上七点多钟。打电话到开会的地方，早已散会。我们不知道代表们住在哪个饭店，不知道到哪里去报到。在国外，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找“娘家”——大使馆，必然会帮你排难解困。果然，电话打到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使馆办公室立即给我们订好了饭店。到达饭店天已完全黑了。饭店很小，设备也很简陋，标准间很小，卫生间里的牙刷刚塞进嘴里就掉毛，弄得我一嘴都是毛。但价格可不菲，每天要90美元。第二天赶紧又给使馆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同志，听说我是北师大的，她立刻亲切地叫我顾老师。她说，她是20世纪60年代初师大附中的学生，她知道我要来马德里，但不巧出差在外，未能去接我，感到很抱歉。她要我们搬到使馆经贸处去住。在国外遇到学生，使我感到无比欣慰。

欧洲比较教育学会年会已经开过一天。好在我们主要是来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的。执委会要讨论第八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的问题。这次执委会开得很艰难。由于1989年北京的政治风波，西方国家联合制裁我们。这些国际学术团体表面上标榜只谈学术，不谈政治，实际上都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原本1987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执行委员会全体执行委员通过决议，1991年第八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但是西方国家的委员居然借口北京由于政治风波而缺乏条件，在1989年的蒙特利尔会议上就企图推翻这个决议。几经斗争，同意第二年在马德里的执委会上再最后决定。本以为经过一年的时间，大家的头脑会冷静下来，但是没有想到西方顽固派却坚持要推翻里约热内卢的决议。尽管我们的国际友人如印度的斯卡拉博士、英国的埃德蒙·金教授、加拿大梅斯曼博士等都支持我们，但总是寡不敌众。几经斗争，形成了一个妥协的方案：鉴于东欧国家剧变的形势，由于大家关心那里的教育，执委会决定下届大会先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召开，1993年再在北京召开第九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执委会还选举我为双主席之一，负责筹备组织北京的大会。可惜后来因为台湾学会的名称问题，北京大会未能举行。

7月7日，大会组织我们去参观西班牙著名的塞哥维亚（Segovia）古水渠遗迹。这个水渠据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渠高三十余米，都是用巨石砌成，渠下是两层拱形的门洞，十分壮观。水渠就建在镇上，拱洞成了交通道口。镇也由于古水渠而出名，成了西班牙旅游胜地，游客如云。小镇不大，但很宁静，布满具有西班牙风格的建筑，有哥特式的住宅、中世纪时代的古教堂，历史文化气息浓厚。

这一天正值一个小城市的文化节，下午我们就去参观了他们的节日聚会。小小的广场飘满了节日的彩旗，还有一尊大炮。约莫下午7点多钟，夏天的太阳刚刚开始向西沉落，中小学生的鼓号队走街串巷地来到广场，居民们也从四面八方涌入广场。广场一侧的一幢建筑二楼的阳台就是主席台，市长站在上面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放了几声礼炮，狂欢就开始了。那种狂热的场面我们一般只是在电视里见到过。晚上10点钟，主人领我们去听音乐会。都是由市民和中学生表演的民族音乐舞蹈。西班牙本来就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的歌舞引起了各国代表的极大兴趣。

这一天的晚餐在午夜12点钟才开始。等到我们回到使馆招待所，已经是第二天凌晨3点钟了。我们很不好意思地敲了使馆的门，向开门的同志一再道歉。但是他笑着对我们说，在西班牙这是常事。西班牙人的习惯刚好与我们中国人相反，中国人主张早睡早起，西班牙人是晚睡晚起，上午要到10点钟才开始上班。这么说来，我们那天到西班牙驻北京使馆取签证等到9点半才取到就不足为怪了。

与巴黎第八大学交流

1999年11月22日至12月13日，我第三次访问巴黎，这次是与巴黎第八大学教育系的交流活动。按照协议，他们每年有2名教师访问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我们则有3～4名教师访问巴黎第八大学教育系。

11月22日我们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虽然当地时间还只是下午5点，但北京时间已是午夜12点钟。为了适应时差，虽然大家都困倦异常，但还是熬到当地时间10点钟才睡觉。

法国人的接待工作可完全与我们不一样。我们接待外国学者，首先要安排好他们的吃和住，总要派一名翻译兼陪同，把生活费送到他们手里。他们可不是这样，从机场把我们接到住处，告诉我们第二天去办手续，第三天到学校去见面，就和我们拜拜了。第二天，我们只好自己去办手续，首先要领取生活费，才不至于饿肚子。先是到了教育部外国学者、留学生服务中心，又把我们介绍到巴黎学区的服务中心，拿到了支票又要到财政厅才能领取到现金。折腾了一上午，转了大半个巴黎。其手续之烦琐是其他国家不多见的。可见外国人办事效率也不高，法国这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恐怕尤其如此。好在巴黎的地铁很方便，一张票只要不出地铁可以随便换乘各种路线。地铁还可以购月票或周票，每张票8法郎，但周票只要109法郎；也可以一次购10张票，而且只要50法郎。

巴黎第八大学是1968年新建的大学，是1968年学生民主运动，他们称之为“五月风暴”的产物，素有民主传统，坐落在巴黎的市区最北部。校舍不大，没有围墙。图书馆就临街，而且跨越了一条主要街道。既没有体育场，也没有宽广的草坪。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大学。但是它是法国唯一的开放性大学，很有特色。它的特点是学校不受年龄、学历、职业、国籍所限，向所有人开放；不仅白天开设各种课程，晚上还开设各种课程，因而继续教育在课程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学校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校舍虽小，但在校学生却有两万余人，其中外国籍学生就有八千多，所以可以在校园中看到各种肤色的学生。

教育系也很小，就在教学楼的四层，小小的一间办公室，一名秘书。系主任的办公室又兼会议室。走廊两旁的墙是木板镶起来的，上面贴满了课程表、学生的成绩单、各种通知和海报，如第七大学或其他大学有什么讲演或学术活动，还有各种招聘广告，哪些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员等。系里只有十几名教师，却有一千余名学生。

我们分别给教育系的学生讲了几节课，主要是介绍中国的教育和我们各自研究的课题。他们的课程安排与我国不同，每节150分钟，如教育系的课大多是在下午，2点至4点半为一节，以后是4点半至7点，7点至9点半。中间可以休息一次，由老师自由决定。课堂教学也与我国不一样，老师讲得很少，主要是互相讨论。有的时候是老师指定一本参考书，让学生事先阅读，课上进行讨论。我们还参加了几次他们的课，其中一次是11月24日下午2点至4点半，是一节成人教育文凭课程，内容是讨论文化问题。因为我们去听课，老师就让学生向我们提问题。我知道他们都是成人学员，因此先让他们报一下身份。结果是各种职业都有，有扫盲工作者，有公司职员，有一位是巴黎著名百货商店的女经理。他们大多从事人员培训工作，有的已经有学位，但为了取得成人教育文凭，到这里来修学成人教育课程。他们提了许多问题，从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教育到妇女地位等，表现出了对中国的广泛兴趣。另一次是12月1日下午，从4点半到7点，是巴尔比教授为教育系四年级学生开的“活动研究”课。我数了一下，共有29名学生，有多种肤色。巴尔比说，他们来自十多个国家。上课特别自由，首先就没有按时上课。巴尔比是系主任，有许多事务要处理，所以迟到了几分钟。也有的学生不准时，课已上了半小时，还有进课堂的。有的学生还没有吃完饭，就端着饭碗一边吃饭一边听课。这堂课主要是讨论贫困问题。老师预先已向学生介绍了一本书，让学生阅读。这本书是一本论文集，由许多人写成，有学者、贫困者本人、关心贫困者的志愿人员，分五个专题，包括贫困的历史、贫困的原因、摆脱贫困的出路等。学生分成五个组，每组负责一个专题，在课上报告了他们的看法，进行了讨论。有一个学生评论说，这本书很好，既有学者的研究报告，又有贫困者本人的陈述，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能够听到贫困人的声音。学生还向我们提了许多问题，如中国是如何解决贫困问题的。讨论得很热烈，不知不觉150分钟就过去了。

12月3日我们还参加了一次导师资格答辩会。按照法国的制度，获得博士学位后经过竞争可以应聘为教授，但要当导师，还需要通过一次论文答辩。答辩会在巴黎第五大学进行。答辩的论文题目是关于想象问题的。答辩的方式与我国博士论文答辩差不多，但更隆重，亲朋好友都参加。答辩通过后还在附近的酒店举行一次简单的酒会。

教育沙龙

巴黎那几天到处张贴着海报：“教育联盟”于11月24日至28日举办第一届教育沙龙。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一定要去看看。原以为教育沙龙就是教育问题的论坛，亲临其境，才发现大相径庭。教育沙龙在巴黎展览馆第七号楼举行。分上下两层，每层的面积足足有足球场那么大。下层是各种教育机构、研究所、出版社的展亭。有各种资料可以随便取阅，也有一些图书可以购买。有各种小型座谈会，如有一个座谈会，几位嘉宾正在发表谈话，评论互联网对儿童教育的影响，听众看来大多是孩子的父母。展厅一角是大量的电子计算机，一批孩子正在玩电脑，有的父母正在教孩子怎么做卡通。

楼上的展厅是各高等学校、职业学校设立的展亭，给参观者提供各种资料。这里的参观者大多是中学生。旁边一个大厅正在举行演讲会，演讲的题目是有关理科高中生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的。

从教育沙龙的节目单上可以看到，内容非常丰富。每天从9点30分开始，到18点30分为止，每30分钟都有数个讲座和座谈，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参加沙龙的人很多，大多是中学生、大学生，也有父母带着孩子来的。那几天巴黎的报纸也报道了教育沙龙的盛况，五天中参加者达44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