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1（第2页）

与此同时，展开了向苏联教育学习的运动。向苏联教育学习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一是邀请苏联专家到中国来担任教育部顾问和到高等学校讲学。自1949年起到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专家撤走为止，我国教育部和高等学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担任顾问或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0]二是大量翻译出版苏联教育著作和教科书。东北解放区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翻译了许多苏联的教育理论书籍和教科书。新中国成立以后翻译的著作更多。194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节译的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第二十一章“国民教育制度”，继而又连续发表了第十二章“劳动教育”、第一章第五节“教育学是科学”等。1950年此书由新华书店全书出版发行，于是风靡全国，对中国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三是按照苏联的教育模式建立新型学校。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决定，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专家，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1950年4月，根据中央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改进计划”，对原中俄工业学院按苏联多科性工业学院的模式进行了改造。这两所大学是我国最早学习苏联经验的样板，从而影响着其他大学的建设。1952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也受到了苏联教育的影响。四是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第一批375名留学生于1951年8月19日启程，学习的领域包括理工、农医、财经、外交、师范等各个方面，以后每年都有数百人到苏联学习各种专业，直至中苏关系破裂。除留学生外，国内许多企业还派遣了大批实习生到苏联的企业实习。这些留学生和实习生回国以后都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尽管向苏联学习存在许多缺点和弊端，但它毕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建设的一部分，而且在我国新民主主义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民主主义教育除了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性质以外，还有几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指导，重视革命教育。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教育方针始终指导着革命根据地的教育。

第二，教育为现实斗争服务。无论是在苏区，还是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教育都要为当时的革命总任务服务，为革命战争取得胜利而培养干部，因此重视政治教育和干部教育。他们甚至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形式多样，学习内容都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

第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革命根据地受到敌人的封锁，物质十分匮乏，只有靠生产自救，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各级各类学校都参加生产劳动，边学习边生产，真正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在一起。

第四，理论联系实际。革命根据地处于战争状态，不容许学校脱离实际坐而论道，而是把学习与应用结合起来，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特别是1930年和1941年毛泽东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和《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党内克服了教条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使根据地的教育与革命实际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第五，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以干部教育为主，以短期训练班为主，时间短、形式多样、机动灵活。

二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随着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到来，中国教育也从新民主主义教育转向探索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从探索到发展经历了复杂艰难曲折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前10年、“**”1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三个历史阶段。

（一）“**”以前10年

随着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国教育也从新民主主义教育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教育。

1956年至1959年是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确立和教育大跃进的时期。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其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1]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奠定了社会主义教育的理论基础。这个教育方针阐明了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明确了教育的方向和功能，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经过一段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以便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

第二，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批评了当时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思想政治工作减弱的倾向，提出“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第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历代思想家、教育家的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教育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教育目标，要求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第四，强**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基础，强**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社会主义教育继承了革命根据地的教育经验，再一次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方针，克服劳心与劳力的分离，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培养新社会的新型劳动者。

第五，培养普通劳动者。社会主义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教育要克服封建社会“读书做官”的思想，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提倡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知识化。

第六，强**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领导是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保证。

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初步发展时期，教育逐步普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有了较大发展，1956年还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但是，由于当时“左”倾思想的影响，不久就出现了反右派扩大化，随后1958年开展“教育大革命”，在高等学校“拔白旗，插红旗”，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学生参加劳动过多，严重地影响了教育质量；在“大跃进”环境下，高等教育盲目发展。这一切都破坏了社会主义教育建设的正常秩序。

从1960年开始，中国教育进入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阶段。1960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国家开始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扭转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中共中央于1960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教育部门贯彻这个八字方针，部署了全国教育事业调整工作。教育部于1961年7月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讨论了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缩短战线、压缩规模、合理布局、提高质量等问题。[12]

随着调整工作的深入，1961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俗称高校60条。同时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讨论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该《指示》指出，在高等学校中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①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的时间应该安排得当，以利教学。②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服务；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学术水平。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④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⑤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3]

随后，1963年3月，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前者共50条，俗称中学50条；后者共40条，俗称小学40条。中共中央同时发布了《关于讨论试行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和当前中小学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该《指示》强调，“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中小学教育质量的高低，不仅关系到能否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且直接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水平”。因此，“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14]该《指示》还指出，在中小学阶段，必须十分注重德育；在智育方面，小学阶段必须注重语文和算术的教学，中学阶段必须注重语文、数学和外国语的教学；中小学校还要注重体育。该《指示》要求教育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教育局，必须按照上述要求直接指导和帮助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作为示范。

三个条例的发布纠正了教育工作中的“左”倾思想的错误，使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重新走上正轨，同时也为学校管理提供了具体的章法。

（二）“**”10年动乱时期

“**”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受到严重破坏的时期。“**”臆造出一条所谓“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教育工作被全盘否定，不少知识分子被揪斗批判，许多学校被撤销，所有考试都取消，学校的教学秩序被打乱，社会弥漫着读书无用的思潮。1971年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部分高等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但在极“左”思潮的主导下，学校还没有恢复正常秩序。

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四人帮”炮制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抛出了“两个估计”，即“**”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像两座大山压在教育工作者的头上，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造成极大的破坏。

（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教育的蓬勃发展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历时10年之久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是拨乱反正时期。教育领域以推倒“两个估计”为突破口，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逐步恢复教育事业的正常秩序。特别是在邓小平的指示下，1977年恢复高考，极大地鼓舞了教育工作者的信心和积极性。1978年3月和4月分别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两次会议对教育战线上拨乱反正，使教育事业和教育科学研究走上正轨起了重要作用。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我国教育理论界认真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理论建设，同时努力吸纳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新理论、新经验，力图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改革开放30多年又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9—1985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教育界开展了教育本质的大讨论。讨论持续了数年之久。经过讨论基本达成共识：教育是传承文化、创造知识、促进人的成长的社会活动，它的功能是多元的，有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这个阶段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大量介绍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教育发展的经验，介绍各种教育思想和流派，吸收世界先进教育的成果，促进中国教育的改革，同时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1983年国庆前夕，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题词不仅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教育科学走向现代化，建立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